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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自春秋迄戰(zhàn)國，又數(shù)百年，于是屈子興于南服，作為《離騷》、《九歌》、《九章》之屬，以上繼《風》、《雅》、《頌》之音，其徒宋玉之徒和之，號為《楚詞》。遭秦滅學，旋廢其業(yè)。漢興，《大風》、《秋風》之作，振起于上，于是小山《招隱》之詞，《惜誓》、《九諫》、《九懷》、《九嘆》之什，羣然并作，王逸審定其旨，并列《騷》學。而司馬相如、揚雄又沿其流，作《子虛》、《上林》、《羽獵》、《長楊》諸賦；東都班固、張衡繼之，而《兩都》、《兩京》等賦出焉。要其敷陳直敘，不失古人諷諫之意，故班固之《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自時厥后，賦學漸棼，沿及梁、陳、隋、唐，又有古賦、律賦之別，而賦遂與《詩》、《騷》不相比附矣。五言之興，或云始于蘇、李與《十九首》。梁昭明太子選《十九首》，系以無名氏。徐陵《玉臺集》，分其中六章為枚乘作。劉勰《文心雕龍》則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詞。”是《十九首》中，東西兩都，并有其人，而枚乘在陵、武之前，又不得云始于蘇、李也。大抵漢之五言，其意委曲詳盡，其詞抑揚宛轉(zhuǎn)，工于比興，切近事情，猶有十五《國風》之遺焉。然自唐山夫人有《安世房中歌》，而武帝立樂府采詩，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風》、《雅》、《頌》之音已備。蓋《房中歌》意擬《周南》，而義則取諸《文王之什》，是《大雅》之遺也。《郊祀十九章》學《頌》，《鐃歌十八曲》學《小雅》，其余《相和曲》、《清調(diào)》、《平調(diào)》、《瑟調(diào)》、《舞曲歌詞》，《雜曲歌詞》，皆《風》之遺也。故自漢以來，樂府而外，凡學士大夫之作，別為徒詩，殆其音節(jié)與絲竹不相調(diào)歟？蜀漢之際，魏、吳并立，而曹氏父子擅制作才，子建尤為杰出，多借樂府題以歌詠時事。其時孔融、王粲、徐干、劉楨、陳琳、阮瑀、應玚羣相景附，謂之“建安七子”。

　　自后言詩者，奉為大宗。魏旣篡漢，晉旋代魏，典午之世，阮嗣宗之《詠懷》，其遺音也。及金陵旣下，混一晉統(tǒng)，而陸氏機、云入洛，與張華兄弟齊名，時稱“二陸三張”。而傅玄、潘岳，并擅時譽，然文采徒存，性真不附，詩道至此少衰。惟太沖《詠史》，景純《游仙》，劉琨傷亂，頗能振興。迄陶公降生，以西山之節(jié)，師柳下之行，不激不隨。超然閑淡，時時歌詠其性情，而眞詩以出，風雅之盛，復嫓于建安矣。劉宋之奪晉祚也，晉臣謝靈運入焉，與其從叔父混、從弟惠連、瞻并名于時。其詩長于游山，刻畫點綴，備極神妙。而顏特進、鮑參軍各以其能著。參軍之擬古諸作，實足與謝相伯仲，故后世并稱鮑、謝。及玄暉繼起于齊，又有大小謝之稱。梁繼齊統(tǒng)，何遜、沈約、范云、任昉、江淹、柳惲、吳均一時并起。諸子之才，水部為冠。休文審定音韻，特標五聲八病，遂為律詩濫觴。自后陳有徐陵、陰鏗，北周有王褒、庾信。迨隋一南北，煬帝以英鷙之才，與羣臣唱和；而越公楊素尤為挺出，薛內(nèi)史雖負盛名，非其倫也。蓋自謝氏游山體尚排偶，詞工雕繪，雖在彼為之，彌見古樸，而由此日趨日下，性情愈隱，至陳極矣。迄于隋，其復古之一機乎？蓋三漢、六朝之大略如此。其間柏梁之會，實肇七言，樂府中或雜其體。自參軍擬《白纻》、《行路難》，始有專家。梁、陳以下，始有繼起，要亦無足稱者。唐承六代之余，崇尚詩學，特命詞臣定律詩體式，制科以此取士。貞觀之際，王、楊、盧、駱號稱四杰，其詩多尚舊習。陳、杜、沈、宋繼之，格律漸高。而陳拾遺尤為復古之冠，其五言古詩，原本阮公，直追建安作者。自后曲江繼起，浸浸稱盛。開元、天寶之際，篤生李、杜二公，集數(shù)百年之大成。太白天才絕世，而古風樂府，循循守古人規(guī)矩；子美學窮奧窔，而感時觸事、憂傷念亂之作，極力獨開生面。蓋太白得力于《國風》，而子美得力于《大》、《小雅》，要自子建、淵明而后，二家特為不祧之祖。其輔二家而起者，有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劉昚虛、裴迪、儲光羲、常建、崔顥諸人。而元結又有《篋中集》一選，集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張彪、趙征明、元融七人之作

　　[一],都為一卷，其詩直接漢人。故論詩者至開、寶之世，莫不推為千載之盛也。大歷而后，風格漸降，獨韋應物以古詩稱于時。其詩專師陶公，兼取謝氏，前人所謂“發(fā)秾纖于簡古，寄至味于淡泊”，氣象近道，蓋卓乎不為時域者也。其揚王、孟之余波者，劉長卿猶不失雅正，而錢起次之。錢起與耿湋、盧綸、韓翃

　　[二]、李端、司空曙、吉中孚、苗發(fā)、崔峒、夏侯審并稱“十才子”。然十子之中，不無利鈍，而足與錢、劉相羽翼者，惟郎士元、李嘉佑、皇甫冉兄弟。貞元、元和之際，韓文公崛起，以天縱逸才，為起衰巨手，詩繼李、杜之盛。而柳子厚獨傳《騷》學，亦宗陶公，五言幽澹綿邈，足繼蘇州，故世并稱曰“韋、柳”。輔韓文公而起衰者，孟郊東野也；與柳州稱契者，有劉禹錫焉。其它元、白、張、王之樂府，盧仝、李賀、劉叉之詭怪，姚合、賈島之艱僻，非不瑰奇?zhèn)悾咳怀杉遥挥诖说乐袆e辟一境，遂為旁門小宗矣。太和、會昌而下，詩教日衰，獨李義山矯然特出，時傳子美之遺；特用事過多，涉于濃滯，或掩其美。次則杜牧之律體，寓抝峭以矯時弊，猶有健氣。義山與溫庭筠、段成式并為西昆體

　　[三]，然溫非李儔也。其余皮、陸、許渾、馬戴、趙嘏、韋莊、羅隱、唐彥謙諸人，雖間有逸韻，靡靡無足觀；降而韓偓之《香奩》，風益下矣。蓋終唐之世，稱大家者，以李、杜、韓三家為宗。古詩之得正音者，陳、張、韋、柳四家為宗，而元結、沈千運諸人為輔。律詩之稱正音者，王、孟二家為宗，而高、岑、錢、劉諸人為輔。此唐詩之大較也。若夫唐人樂章，多尚鋪張，不若柳子厚之《唐雅》二篇、《鐃歌》十二曲，為足追古作者。而樂人所歌，又在諸名人絕句，如王之渙之《涼州詞》、王維之《陽關三疊》，其尤著者。其它朝廟應制諸詩，體崇巨麗，固以唐初前后四子及燕、許諸人為正云。唐風既衰，五代干戈之際，作者寥寥。宋初國祚雖定，文采未著，學士大夫家效樂天之體，羣奉王禹偁為盟主。其后楊億、劉筠輩崇西昆，專取溫、李數(shù)家，摹仿于字句儷偶之間。及歐陽公出，始知學古，與梅圣俞互相講切。歐詩長篇多效昌黎，間取則于太白；梅則于唐人諸家，不名一體，惟造平淡。自此介甫、東坡相繼而起，山谷晚出，而與東坡齊名。于元佑之際，又有張文潛、晁無咎兄弟相為羽翼，時稱“蘇門六君子”。東坡才大，汪洋縱恣，出入于李、杜、韓三家。山谷則一意學杜，精深峭拔，別出機杼，自成一格。呂本中嘗作《江西宗派圖》，以山谷為鼻祖，列陳師道、潘大臨、謝逸、洪芻、饒節(jié)、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韓駒、李彭、晁沖之、江端本、楊符、謝薖、夏倪

　　[四]、林敏功、潘大觀、何覬、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然二十五人，以詩聞于世者，不過數(shù)人，其余未有聞焉。南渡以還，氣格卑約，獨陸放翁超然特出。顧此數(shù)君子，皆以長句見長，至如五言，則必以梅宛陵為冠。次則末造之謝皋羽翱、嚴儀卿羽，猶存唐音。而《谷音》一集，多遺民逸士之作，足繼《篋中》之選。他若永嘉四靈之專學姚、賈，又其別出者也。金、元之際，元遺山猶傳東坡遺韻，次則劉迎差足羽翼。元初海內(nèi)作者，推虞、楊、范、揭四人。道園自負其詩如“老吏斷獄”，允為四家之冠。吳立夫萊后輩杰出

　　[五]、筆力實足抗衡。此外則趙子昂之清逸，薩天錫之工致，雖非正音，亦稱能手。至楊鐵崖以淹博艷麗之才，專學飛卿、長吉，作為樂府，怪僻詭異，詩道中又增一魔障矣。明代詩家，最為總雜。開國之初，青田劉文成以名世之英，出經(jīng)綸之余，形于歌詠。當其未遇，已見知于道園虞氏。道園稱其“發(fā)感慨于性情之正，存憂患于敦厚之言，體制音韻，無愧盛唐”。次則吳中四杰高季迪啟、楊孟載基、張來儀羽、徐幼文賁，并有倡始之功。而是時劉子高崧起于江右，孫仲衍蕡起于嶺南，林子羽鴻起于閩中

　　[六]，又有張志道以寧、袁景文凱相繼而作，可謂一時之盛。第舊體初變，掃除未盡，就中求其莊雅純凈諸體皆備者，其海叟乎？青丘才力雖大，歌行而外，他體不無元習；孟陽而下，抑又蕪已。永樂以還，崇尚臺閣，迄化、治之間，茶陵李東陽出而振之，俗尚一變。但其新樂府，于鐵崖之外，又出一格，雖若奇創(chuàng)，終非正軌。嗣是空同李氏、大復何氏大聲一呼，海內(nèi)響應，又得徐昌谷禎卿、邊華泉貢為之輔翼，稱弘治四杰。繼又益以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三人為七子，是為“前七子”。是時詩學之盛，幾幾比于開元、天寶，而李、何聲價，當時亦不啻李、杜。七子之后，則有祥符高子業(yè)叔嗣，以深微妙婉之思，發(fā)溫柔敦厚之旨，粹然一出于正。繼之以皇甫子浚沖、子安涍、子循汸、子約濂兄弟，并溯源于建安及潘、左、鮑、謝諸家，不失五言正音。此外如薛君采蕙、華鴻山察、楊夢山巍

　　[七]，雖才力或減數(shù)子，時有出入，亦其次也。嘉靖之初，李、何之風少熄，而王元美氏、李于鱗氏復揚其余燼，與四溟山人謝榛及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結社為“后七子”，以振興風雅為己任。當結社之始，稱詩選格，并取定于四溟。其后議論不合，于鱗乃遺書絕交，而元美別定五子，遽削其名。又有“后五子”，“廣五子”，“續(xù)五子”，“末五子”，廣至四十子，而四溟終不與。其實余子皆無足稱，而七子之中，亦惟王、李、謝而已。前后七子，議論略同，其所宗法，皆在少陵以上，建安而下，唐以后書則置焉。其見非不甚善，特斤斤規(guī)仿，過于局促，神理不存。王、李之視李、何，抑又甚焉，故錢牧齋《歷朝詩選》極力擯之。然而當詩教榛蕪之日，其催陷廓清之功，亦何可少！至如昌谷徐氏選擇精融，純乎唐音，皇甫兄弟獨見推獎，王敬美亦攜與高按察并稱

　　[八]，謂“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家必無絕響”，論斯允矣。即四溟今體，工力深厚，不媿能手，又何可以“七子”而譏之也？自是以后，詩學日壞，隆、萬之際，公安袁氏，繼以竟陵鍾氏、譚氏，《詩歸》一出，海內(nèi)翕然宗之，而三漢、六朝、四唐之風蕩然矣。其間非無卓然不惑，如歸季思子慕、高景逸攀龍、李伯遠應征、區(qū)海目大相、謝在杭肇淛、曹能始學佺諸君子者，力持風氣，然淫哇之教，浸人心術，論詩之害，未有烈于斯時者也。及陳臥子子龍奪奮臂大呼，少一轉(zhuǎn)變，論者猶以其不離“七子”面目為憾。然大雅舉止，與侏儒之拜舞何如也？至嶺南屈翁山大均，五言直接太白，而陳元孝恭尹輔之，而有明一代之詩，至此終焉。蓋詩以言志，自《虞書》發(fā)其義，而《三百篇》窮其奧。漢人去古未遠，創(chuàng)為五言，所作猶古風，故后之學者，以得五言為正。五言之轉(zhuǎn)而七言，濫矣。五七言之弊而有律詩，抑又靡矣。然自能者為之，則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而合于《虞書》言志之義。但或盛或衰，其出多歧，論者以為玩物喪志之資，作者第以為嘲風弄月之具，是以詩教愈隱，此皆沿其流而不知溯其源之故也。吾由漢迄明，其間得大宗五人焉：曰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韓昌黎。其它支分派別，各有攸屬。匯而一之，以為《詩學源流考》。

　　詩之宗派，即文之經(jīng)緯。紛紛綸綸中，一線穿成，可謂金針度盡。而黜靈運于晉，不得并于陶；殿翁山于明，直上承乎李，尤為獨具只眼。南豐趙勉齋識權衡諸家處，皆有來歷，其文氣充沛如江河。凡水之蓄泄分合，一以山石為體，而行乎自然，蓋庶幾大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