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佳楠

　　這個年頭，怕是沒幾個人知道阿業了。

　　以前，講老法的人總將阿業掛在嘴邊。久旱的初夏逢著一場甘霖，新村的老人就會說：“多虧了阿業幫我們送雨，不然要烘成人干了。”也有人禁不住抱怨的，十一公和王阿婆撐著自己歪扭的腰，小菜場跑一圈回來半路得躬著背緩兩口粗氣：“哎喲，阿業送我的風濕痛喲，比天氣預報還準。”

　　什么都是阿業賜的，什么也都是阿業取的。

　　沈婆家門口蹲了只黃條紋的野貓，大概餓壞了，瘦不拉嘰的。兩只玻璃珠般的大眼睛忽閃忽閃地向沈婆討兩口東西吃，還時不時嗲嗲地用“喵”聲叫人。沈婆窩心地笑了，逢人便稱道：“阿業可憐我老太婆孤苦伶仃的，送只貓給我，真真是通人性。”個把月功夫，新村的家貓野貓全染上救護車的啊嗚啊嗚發起情來，沈婆家的公貓也不見了。沈婆的雙眼嵌入更深的皺褶里，“阿業也真是的，講好給我，轉眼又收回去，還不如不給呢！”

　　我們知道沈婆的傷心。這位不速之客已經被沈婆養得珠圓玉潤，走起路來豐滿的脊背像兩袋子面粉一樣撲騰撲騰。每天早晚我們還聽見沈婆連哄帶騙地在院子里轉悠：

　　“娃娃，來，吃飯飯了。”

　　后來，包三公送了只貓給沈婆，白底灰條紋，一看就不是娃娃，斯斯文文的。沈婆原本支吾說不要，可包三公擠了擠眉毛說：“劁掉了，放心吧。”沈婆這才收下，仍喚它作“娃娃”。

　　新村門口開雜貨鋪的黃老板每到周一必要吐痰似地將香煙屁股吐到地上，用鞋死命地捻：“又沒中，阿業也不讓我中一次。”

　　我聽見外婆好意勸他：“阿業是要你戒**。”

　　黃老板回口說：“我這又不是**，只不過買福利彩票嘛，做好事情！不像那些搓麻將的，從早**到夜，阿業還讓人家贏呢！”

　　外婆笑黃老板的孩子氣：“一張臺子四只腳，有進就有出，這道理你也清楚。”

　　黃老板點點頭，不說了。不久，村尾牌癮最兇的李姥姥麻將臺上中了風，據說是胡牌給樂的。黃老板又發話了：“還是阿業最公平，有得必有失，早日想穿點好。”

　　阿業第一次與我發生切身關聯，是因為我問媽媽：“我是從哪里來的？”

　　媽媽隨口一答，熟練得好像她早有準備：“你呀，阿業送來的。”

　　外婆帶我去看過阿業。真如寺里，她指著佛剎前那棵幾盡枯萎的老樹說：“看，上面有尊佛。”媽媽和爸爸若有若無地迎合說：“是有喲。”

　　我一個勁地拽媽媽的裙裾：“哪里？在哪里？”

　　他們仨齊刷刷地指向最高的那梢樹枝說：“那里，看！”

　　除了一截手指似的枯枝，我什么也沒看到。

　　他們說所有的孩子都是阿業送來的。新婚燕爾的家庭會舉家向送子觀音奉香，叩拜，然后阿業就會從佛樹升騰至天庭，抱來嬰孩，送到人間的父母身邊。乖孩子給心腸好的人家，討債的孩子給歹毒的人家，循循相因。為了讓父母覺察，阿業會在到達的時候掐一記嬰孩藕似的右臂，嬰孩“哇”一聲哭了，父母就知道孩子到了。

　　外婆這么說的時候，不知為何我一直覺得阿業是只猴子，想到自己曾在猴子毛茸茸臟兮兮的臂彎里，不住渾身發癢。

　　“那阿業是從窗口爬進來的？”我問。想象著猿猴甩著長長的手臂，蕩著窗外的松樹枝像枚炮彈似的闖進我家略顯局促的房間。

　　“阿業自天而降，腳踩如意云。如果是女孩，她就輕輕送進窗戶；如果是男孩，她就由門口正大光明地進入。”外婆解釋道。

　　“那我出生那時候，阿業有我家鑰匙嗎？”

　　“不用鑰匙，你出生那會兒，這里沒有一戶人家鎖門。大家房門虛掩，或者拉上門簾，夏天也有穿堂風了，舒服得很。你不就是六月里生的么？”

　　我的審問暫且擱置。雖然外婆訴說的往事中有太多超出我理解范圍之外的事兒了，正如我常常驚訝她為何認識新村里每一戶人家。每每遇見面熟的老人，她都會勾勾我的手，“快，叫人。”

　　“叫什么？”

　　“叫陳伯伯。”

　　“陳伯伯——”我怯生生地叫著。

　　“乖，你外孫呀，都這么大了。”

　　回家的路上，外婆會告訴我，這個叫陳伯伯的養了個出息的兒子，讀書用功，現在在哪里哪里工作，“你得學學人家大哥哥噢。”

　　“噢。”我不情愿地應付著。

　　在我六七歲的時候新村里的爆竹聲多了起來。有時媽媽說是喬遷，有時媽媽又說是結婚。區別在于開進新村的車是土黃色的搬場車還是前后貼著大紅花的轎車。沈婆搬走時說：“阿業讓她這輩子有福氣跟‘娃娃’搬進大房子。”

　　媽媽夸她的兒子孝順。沈婆又說阿業給她送了個總算想得到她的兒子。

　　轉眼，放起炮仗的成了我們家。媽媽說是用這里的小房子調換近郊的大房子。我看見沙發，床，櫥柜，餐桌和椅子橫七豎八地綁在土黃色的搬場車上，爸爸和我坐在卡車的司機位里，高得有些瘆人，我不自主地扒住坐椅的底部，每一次輕微的震動都讓我感到對于未知的惶恐。

　　新房子兩室一廳，外婆住旁邊一幢樓，一室一廳。窗外沒有碧油油的松樹枝，幾株苗條的小樹隨風搖曳。

　　搬家后的第一個夏天，熱得灼人。媽媽沒有像往常一樣開啟房門透風，反倒是關緊門窗，由爸爸打開空調。空調的風扇如直升機的螺旋槳一般旋轉起來，整個房間在嘈雜的轟鳴聲中漸漸凍結。

　　秋老虎離開上海的那天，我開鑰匙進屋，卻看見提前下班的母親呆呆地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沒等我開口，媽媽喚我過去，異常溫婉地抱我在膝上，問我：“如果再有一個弟弟陪你玩，好不好？”

　　我記得我腦袋一片空白，說了句“不好”，就徑直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

　　三天不到，我有些后悔，我沒直接跟媽媽說，而是拐彎抹角地告訴外婆：

　　“我想過了，我可以分一點玩具給弟弟，如果他不跟我搶的話。”

　　外婆刮我的鼻子，“你媽騙騙你的，不會有弟弟的，有了弟弟她工作就丟了。”

　　那時候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丟工作與有弟弟之間到底存在什么關聯。

　　“如果阿業硬是送來呢？”我問外婆。

　　外婆又刮我下鼻子。“小傻瓜”，她說。

　　我執著地相信弟弟的降臨，因為我每晚睡覺前都會跪向窗口開向的那片天空，就像外婆教我拜觀音菩薩，文殊菩薩那樣，手心向上展成蓮花，心底里念叨自己的心愿叩頭三次，站起來還不忘雙手合十再行作揖。天上沒有星星，唯有一瓣鵝黃的月亮。

　　躺在床上的我會叮嚀自己千萬別睡著，要等阿業來。是弟弟的話，阿業會從門口進來。一想到房門上鎖了，我憂腸寸斷。可轉念一想，阿業神通廣大，自有辦法。這么篤信的時候就不知不覺睡著了。

　　阿業花了整整四十九天考驗我的誠心。

　　第四十九天的半夜，我被門口的窸窸窣窣喚醒。不敢輕舉，單單躺在床上聽，有點類似夜歸的人摸著鑰匙到處戳找尋鑰匙孔的聲音。原來阿業有鑰匙，我欽佩阿業的本事；不過馬上又發現她的愚笨，走廊上有感應燈，用腳蹬一下燈就會亮，興許她不曉得。

　　插鑰匙的聲音越來越響，我本能地感到害怕，想去爸媽房里叫醒他們，但剛摸索到房門口時又打退堂鼓，萬一媽媽一氣之下把我求來的弟弟退回去怎么辦？我左思右想，還是先溜到廚房，那里有一面茶色玻璃可以隱約窺見門外的走廊。就在我出于慣性按下開燈按鈕的剎那，我看見茶色玻璃一抹深色人影像老鼠一般恍惚間竄沒影兒了。

　　次日，他們都說我們這幢樓進過賊了。父親還向別人呈現我們家房門插銷處好幾道奶白色的刻痕。“是個新手，凌亂得毫無章法。”我爸爸說。

　　我沒有跟任何人說是我嚇跑了盜賊。據說，盜賊落荒而逃時還順手牽走兩樓人家落在房門口的一雙黑皮鞋跟底樓一輛七成新的自行車。爸爸在媽媽的三令五申下當天就找人裝了厚重的金屬防盜門和防盜窗，還給外婆安了道鐵門。我終于曉得，這下阿業再也不會來了。

文/錢佳楠

這個年頭，怕是沒幾個人知道阿業了。

以前，講老法的人總將阿業掛在嘴邊。久旱的初夏逢著一場甘霖，新村的老人就會說：“多虧了阿業幫我們送雨，不然要烘成人干了。”也有人禁不住抱怨的，十一公和王阿婆撐著自己歪扭的腰，小菜場跑一圈回來半路得躬著背緩兩口粗氣：“哎喲，阿業送我的風濕痛喲，比天氣預報還準。”

什么都是阿業賜的，什么也都是阿業取的。

沈婆家門口蹲了只黃條紋的野貓，大概餓壞了，瘦不拉嘰的。兩只玻璃珠般的大眼睛忽閃忽閃地向沈婆討兩口東西吃，還時不時嗲嗲地用“喵”聲叫人。沈婆窩心地笑了，逢人便稱道：“阿業可憐我老太婆孤苦伶仃的，送只貓給我，真真是通人性。”個把月功夫，新村的家貓野貓全染上救護車的啊嗚啊嗚發起情來，沈婆家的公貓也不見了。沈婆的雙眼嵌入更深的皺褶里，“阿業也真是的，講好給我，轉眼又收回去，還不如不給呢！”

我們知道沈婆的傷心。這位不速之客已經被沈婆養得珠圓玉潤，走起路來豐滿的脊背像兩袋子面粉一樣撲騰撲騰。每天早晚我們還聽見沈婆連哄帶騙地在院子里轉悠：

“娃娃，來，吃飯飯了。”

后來，包三公送了只貓給沈婆，白底灰條紋，一看就不是娃娃，斯斯文文的。沈婆原本支吾說不要，可包三公擠了擠眉毛說：“劁掉了，放心吧。”沈婆這才收下，仍喚它作“娃娃”。

新村門口開雜貨鋪的黃老板每到周一必要吐痰似地將香煙屁股吐到地上，用鞋死命地捻：“又沒中，阿業也不讓我中一次。”

我聽見外婆好意勸他：“阿業是要你戒**。”

黃老板回口說：“我這又不是**，只不過買福利彩票嘛，做好事情！不像那些搓麻將的，從早**到夜，阿業還讓人家贏呢！”

外婆笑黃老板的孩子氣：“一張臺子四只腳，有進就有出，這道理你也清楚。”

黃老板點點頭，不說了。不久，村尾牌癮最兇的李姥姥麻將臺上中了風，據說是胡牌給樂的。黃老板又發話了：“還是阿業最公平，有得必有失，早日想穿點好。”

阿業第一次與我發生切身關聯，是因為我問媽媽：“我是從哪里來的？”

媽媽隨口一答，熟練得好像她早有準備：“你呀，阿業送來的。”

外婆帶我去看過阿業。真如寺里，她指著佛剎前那棵幾盡枯萎的老樹說：“看，上面有尊佛。”媽媽和爸爸若有若無地迎合說：“是有喲。”

我一個勁地拽媽媽的裙裾：“哪里？在哪里？”

他們仨齊刷刷地指向最高的那梢樹枝說：“那里，看！”

除了一截手指似的枯枝，我什么也沒看到。

他們說所有的孩子都是阿業送來的。新婚燕爾的家庭會舉家向送子觀音奉香，叩拜，然后阿業就會從佛樹升騰至天庭，抱來嬰孩，送到人間的父母身邊。乖孩子給心腸好的人家，討債的孩子給歹毒的人家，循循相因。為了讓父母覺察，阿業會在到達的時候掐一記嬰孩藕似的右臂，嬰孩“哇”一聲哭了，父母就知道孩子到了。

外婆這么說的時候，不知為何我一直覺得阿業是只猴子，想到自己曾在猴子毛茸茸臟兮兮的臂彎里，不住渾身發癢。

“那阿業是從窗口爬進來的？”我問。想象著猿猴甩著長長的手臂，蕩著窗外的松樹枝像枚炮彈似的闖進我家略顯局促的房間。

“阿業自天而降，腳踩如意云。如果是女孩，她就輕輕送進窗戶；如果是男孩，她就由門口正大光明地進入。”外婆解釋道。

“那我出生那時候，阿業有我家鑰匙嗎？”

“不用鑰匙，你出生那會兒，這里沒有一戶人家鎖門。大家房門虛掩，或者拉上門簾，夏天也有穿堂風了，舒服得很。你不就是六月里生的么？”

我的審問暫且擱置。雖然外婆訴說的往事中有太多超出我理解范圍之外的事兒了，正如我常常驚訝她為何認識新村里每一戶人家。每每遇見面熟的老人，她都會勾勾我的手，“快，叫人。”

“叫什么？”

“叫陳伯伯。”

“陳伯伯——”我怯生生地叫著。

“乖，你外孫呀，都這么大了。”

回家的路上，外婆會告訴我，這個叫陳伯伯的養了個出息的兒子，讀書用功，現在在哪里哪里工作，“你得學學人家大哥哥噢。”

“噢。”我不情愿地應付著。

在我六七歲的時候新村里的爆竹聲多了起來。有時媽媽說是喬遷，有時媽媽又說是結婚。區別在于開進新村的車是土黃色的搬場車還是前后貼著大紅花的轎車。沈婆搬走時說：“阿業讓她這輩子有福氣跟‘娃娃’搬進大房子。”

媽媽夸她的兒子孝順。沈婆又說阿業給她送了個總算想得到她的兒子。

轉眼，放起炮仗的成了我們家。媽媽說是用這里的小房子調換近郊的大房子。我看見沙發，床，櫥柜，餐桌和椅子橫七豎八地綁在土黃色的搬場車上，爸爸和我坐在卡車的司機位里，高得有些瘆人，我不自主地扒住坐椅的底部，每一次輕微的震動都讓我感到對于未知的惶恐。

新房子兩室一廳，外婆住旁邊一幢樓，一室一廳。窗外沒有碧油油的松樹枝，幾株苗條的小樹隨風搖曳。

搬家后的第一個夏天，熱得灼人。媽媽沒有像往常一樣開啟房門透風，反倒是關緊門窗，由爸爸打開空調。空調的風扇如直升機的螺旋槳一般旋轉起來，整個房間在嘈雜的轟鳴聲中漸漸凍結。

秋老虎離開上海的那天，我開鑰匙進屋，卻看見提前下班的母親呆呆地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沒等我開口，媽媽喚我過去，異常溫婉地抱我在膝上，問我：“如果再有一個弟弟陪你玩，好不好？”

我記得我腦袋一片空白，說了句“不好”，就徑直回到自己的房間，關上房門。

三天不到，我有些后悔，我沒直接跟媽媽說，而是拐彎抹角地告訴外婆：

“我想過了，我可以分一點玩具給弟弟，如果他不跟我搶的話。”

外婆刮我的鼻子，“你媽騙騙你的，不會有弟弟的，有了弟弟她工作就丟了。”

那時候的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丟工作與有弟弟之間到底存在什么關聯。

“如果阿業硬是送來呢？”我問外婆。

外婆又刮我下鼻子。“小傻瓜”，她說。

我執著地相信弟弟的降臨，因為我每晚睡覺前都會跪向窗口開向的那片天空，就像外婆教我拜觀音菩薩，文殊菩薩那樣，手心向上展成蓮花，心底里念叨自己的心愿叩頭三次，站起來還不忘雙手合十再行作揖。天上沒有星星，唯有一瓣鵝黃的月亮。

躺在床上的我會叮嚀自己千萬別睡著，要等阿業來。是弟弟的話，阿業會從門口進來。一想到房門上鎖了，我憂腸寸斷。可轉念一想，阿業神通廣大，自有辦法。這么篤信的時候就不知不覺睡著了。

阿業花了整整四十九天考驗我的誠心。

第四十九天的半夜，我被門口的窸窸窣窣喚醒。不敢輕舉，單單躺在床上聽，有點類似夜歸的人摸著鑰匙到處戳找尋鑰匙孔的聲音。原來阿業有鑰匙，我欽佩阿業的本事；不過馬上又發現她的愚笨，走廊上有感應燈，用腳蹬一下燈就會亮，興許她不曉得。

插鑰匙的聲音越來越響，我本能地感到害怕，想去爸媽房里叫醒他們，但剛摸索到房門口時又打退堂鼓，萬一媽媽一氣之下把我求來的弟弟退回去怎么辦？我左思右想，還是先溜到廚房，那里有一面茶色玻璃可以隱約窺見門外的走廊。就在我出于慣性按下開燈按鈕的剎那，我看見茶色玻璃一抹深色人影像老鼠一般恍惚間竄沒影兒了。

次日，他們都說我們這幢樓進過賊了。父親還向別人呈現我們家房門插銷處好幾道奶白色的刻痕。“是個新手，凌亂得毫無章法。”我爸爸說。

我沒有跟任何人說是我嚇跑了盜賊。據說，盜賊落荒而逃時還順手牽走兩樓人家落在房門口的一雙黑皮鞋跟底樓一輛七成新的自行車。爸爸在媽媽的三令五申下當天就找人裝了厚重的金屬防盜門和防盜窗，還給外婆安了道鐵門。我終于曉得，這下阿業再也不會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