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太皞之虛在陳，大庭氏之庫在魯，黃帝邑于涿鹿之阿，少皞與顓頊之虛皆在魯、衛，帝嚳居亳。惟史言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俱僻在西北，與古帝宅京之處不同。然堯號陶唐氏，而冢在定陶之成陽；舜號有虞氏，而子孫封于梁國之虞縣，孟子稱舜生卒之地皆在東夷。蓋洪水之災，兗州當其下游，一時或有遷都之事，非定居于西土也。

　　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商有天下，不常厥邑，而前后五遷，不出邦畿千里之內。故自五帝以來，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東方，惟周獨崛起西土。

　　武王克紂之后，立武庚，置三監而去，未能撫有東土也；逮武庚之亂，始以兵力平定東方，克商踐奄，滅國五十。乃建康叔于衛，伯禽于魯，太公望于齊，召公之子于燕。其于蔡、郕、郜、雍、曹、滕、凡、蔣、邢、茅諸國，碁置于殷之畿內及其侯甸；而齊、魯、衛三國，以王室懿親，并有勛伐，居蒲姑、商、奄故地，為諸侯長；又作雒邑為東都，以臨東諸侯；而天子仍居豐、鎬者凡十一世。自五帝以來，都邑之自東方而移于西方，蓋自周始。

　　故以族類言之，則虞、夏、皆顓頊后，殷、周皆帝嚳后，宜殷、周為親；以地理言之，則虞、夏、商皆居東土，周獨起于西方，故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洪范》“九疇”，帝之所以錫禹者，而箕子傳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為名，而殷人承之矣。文化既爾，政治亦然。周之克殷，滅國五十；又其遺民，或遷之雒邑，或分之魯、衛諸國。而殷人所伐，不過韋、顧、昆吾；且豕韋之后仍為商伯，昆吾雖亡，而已姓之國仍存于商、周之世。

　　《書?多士》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當屬事實。故夏、殷間政治與文物之變革，不似殷、周間之劇烈矣。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又自其表言之，則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無以異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則其制度文物與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摩，迥非后世帝王所能夢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