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滬上閑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曬著的自由的監房里。這些自由的監房的住民，除了幾個同強盜小竊一樣的兇惡裁縫之外，都是些可憐的無名文士，我當時所以送了那地方一個YellowGrabStreet的稱號。在這GrubStreet里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里去。后來在這棧房里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中間，日新里對面的貧民窟里，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遷移了過去。

　　鄧脫路的這幾排房子，從地上量到屋頂，只有一丈幾尺高。我住的樓上的那間房間，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樓板上升一升懶腰，兩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頂穿通的。從前面的衖里踱進了那房子的門，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鐵罐玻璃瓶舊鐵器堆滿的中間，側著身子走進兩步，就有一張中間有幾根橫檔跌落的梯子靠墻擺在那里。用了這張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個二尺寬的洞里一接，即能走上樓去。黑沉沉的這層樓上，本來只有貓額那樣大，房主人卻把它隔成了兩間小房，外面一間是一個N煙公司的女工住在那里，我所租的是梯子口頭的那間小房，因為外間的住者要從我的房里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間的便宜幾角小洋。

　　我的房主，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彎腰老人。他的臉上的青黃色里，映射著一層暗黑的油光。兩只眼睛是一只大一只小，顴骨很高，額上頰上的幾條皺紋里滿砌著煤灰，好像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樣子。他每日于八九點鐘的時候起來，咳嗽一陣，便挑了一雙竹籃出去，到午后的三四點鐘總仍舊是挑了一雙空籃回來的，有時挑了滿擔回來的時候，他的竹籃里便是那些破布破鐵器玻璃瓶之類。像這樣的晚上，他必要去買些酒來喝喝，一個人坐在床沿上瞎罵出許多不可捉摸的話來。

　　我與間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來的那天午后。春天的急景已經快晚了的五點鐘的時候，我點了一枝蠟燭，在那里安放幾本剛從棧房里搬過來的破書。先把它們疊成了兩方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后把兩個二尺長的裝畫的畫架覆在大一點的那堆書上。因為我的器具都賣完了，這一堆書和畫架白天要當寫字臺，晚上可當床睡的。擺好了畫架的板，我就朝著了這張由書疊成的桌子，坐在小一點的那堆書上吸煙，我的背系朝著梯子的接口的。我一邊吸煙，一邊在那里呆看放在桌上的蠟燭火，忽而聽見梯子口上起了響動。回頭一看，我只見了一個自家的擴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么也辨不出來，但我的聽覺分明告訴我說：“有人上來了。”我向暗中凝視了幾秒鐘，一個圓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纖細的女人的身體，方才映到我的眼簾上來。一見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間壁的同居者了。因為我來找房子的時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訴我說，這屋里除了他一個人外，樓上只住著一個女工。我一則喜歡房價的便宜，二則喜歡這屋里沒有別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才站起來對她點了點頭說：

　　“對不起，我是今朝才搬來的，以后要請你照應。”

　　她聽了我這話，也并不回答，放了一雙漆黑的大眼，對我深深的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門口去開了鎖，進房去了。我與她不過這樣的見了一面，不曉是什么原因，我只覺得她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梁，灰白長圓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體，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憐的特征，但是當時正為了生活問題在那里操心的我，也無暇去憐惜這還未曾失業的女工，過了幾分鐘我又動也不動的坐在那一小堆書上看蠟燭光了。

　　在這貧民窟里過了一個多禮拜，她每天早晨七點鐘去上工和午后六點多鐘下工回來，總只見我呆呆的對著了蠟燭或油燈坐在那堆書上。大約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癡不癡呆不呆的態度挑動了罷。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樓來的時候，我依舊和第一天一樣的站起來讓她過去。她走到了我的身邊忽而停住了腳。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像怕什么似的問我說：

　　“你天天在這里看的是什么書？”

　　（她操的是柔和的蘇州音，聽了這一種聲音以后的感覺，是怎么也寫不出來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的言語譯成普通的白話。）

　　我聽了她的話，反而臉上漲紅了。因為我天天呆坐在那里，面前雖則有幾本外國書攤著，其實我的腦筋昏亂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進去。有時候我只用了想像在書的上一行與下一行中間的空白里，填些奇異的模型進去。有時候我只把書里邊的插畫翻開來看看，就了那些插畫演繹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來。我那時候的身體因為失眠與營養不良的結果，實際上已經成了病的狀態了。況且又因為我的唯一的財產的一件棉袍子已經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里全沒有光線進來，不論白天晚上，都要點著油燈或蠟燭的緣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腳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縮了。在這樣狀態下的我，聽了她這一問，如何能夠不紅起臉來呢？所以我只是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并不在看書，不過什么也不做呆坐在這里，樣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這幾本書攤放著的。”

　　她聽了這話，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種不解的形容，依舊的走到她的房里去了。

　　那幾天里，若說我完全什么事情也不去找什么事情也不曾干。卻是假的。有時候，我的腦筋稍微清新一點，也曾譯過幾首英法的小詩，和幾篇不滿四千字的德國的短篇小說，于晚上大家睡熟的時候，不聲不響的出去投郵，在寄投給各新開的書局。因為當時我的各方面就職的希望，早已經完全斷絕了，只有這一方面，還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腦筋，想想法子看。萬一中了他們編輯先生的意，把我譯的東西登了出來，也不難得著幾塊錢的酬報。所以我自遷移到鄧脫路以后，當她第一次同我講話的時候，這樣的譯稿已經發出了三四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