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的隆冬，在上海，夜已深了，面前是一條深長而蕭條的大街……

　　大街旁的高壓水銀燈把路面照得一片慘白，路上行人已很稀少。但陸續不斷的自行車仍迎著寒風費力地蹬向前去，這都是些上夜班的工人。街旁還有幾家亮著日光燈的店鋪開著做生意，陽春面和生煎包誘人的香味從熱氣騰騰的店堂里飄出來；有的人抵御不了這種嗅覺和視覺的引誘而下車來，在門口撐起車身的腳架，走進店去。然后再在油膩膩的桌旁坐下來，脫下棉手套和口罩，再把它們合在一起，擺在了桌的一角上。“辣醬面一碗！”或“生煎一客加牛肉湯一碗！”不一會兒，人便埋頭在了熱氣騰騰的享受之中了。但多數的人只是斜眼望著騎過而不下車。不是怕夜班遲到，那是因為錢的問題：對于多數每天只允許三毛錢伙食費的工人來說，這是一種奢侈——至少不是人人在天天都能享受得到的奢侈。

　　從街的那一端過來了兩個青年人，一男一女。男的約莫有一米七五的身高，推著一輛自行車。他的女友走在他的邊上。自行車的書包架上擱著兩把小提琴的琴盒，車的把手上掛著一只長拎圈的尼龍質的譜袋，里面塞滿了脹鼓鼓的內容。

　　他們是這家點心店的常客，只要是在夜晚，他們又打從這里經過的話。但今晚上，他們似乎走得特別地緩慢，當來到日光燈的燈光潑濺出來的店門口時，他們還是照例地停下了腳步。明亮的光線照出了那位推車男子的側面：一條令人印象深刻的鬢腳，深濃而且粗寬，直連到他的下顎，這很會使人聯想到某種歐洲的人種和那里的藝術家。他朝著光亮的店堂里轉過臉來，使人失望地見到他的那一張并不如想象之中那么瀟灑的面孔：一副秀朗鏡架，一對深邃、智慧和富于思索能量的眼睛在鏡片后閃閃發光。

　　“樂美，”他向著身邊的女友說，“進去吃點什么嗎？”

　　“嗯……”她也向著光明的出源處轉過了面孔：一條長毛的灰色長圍巾在她的脖子上繞過幾圈之后便將她的臉蛋的下半部也裹藏了起來，只露出一對眼睛，這是一對水汪汪的，充滿了柔情的眼睛。烏黑的長發在靠近發根處被一段橡皮筋緊扎住，垂下了一束類似馬尾的散辮。

　　“今晚上，正之，我……”

　　“那……我們就走吧！”其實，正之自己也不太有吃宵夜的情趣。他是個滔滔不絕的健談者，今晚上卻一言不發。

　　李正之和吳樂美同隨一位老師學提琴，他們相識十多年了，但彼此互吐愛慕之心還是七年前的事，當時正之是二十二，樂美只有十九。在上海，他們都是屬于“待配”青年。七年前的一場“一片紅”的插隊落戶的運動使他們都險些兒失去了那份在上海生活的權利，但他們都還挺了過來。當然，不管是真是假，他們也同與一個能從那場疾風暴雨中幸存下來的“三屆”青年一樣，有著各自應付當局的理由——樂美是“心臟”病；而正之的名堂更是駭人聽聞：間歇性精神分裂癥。

　　他倆的朋友章曉冬卻是少數的例外者之一。除了“就是不去鄉下”的對抗之詞以外，她完全沒有留滬的理由。她是一個堅強的姑娘，愛憎分明，她從沒有，也永不會就范在被迫的壓力之下。這或者是她父親性格的遺傳，不過誰也沒有見過她的父親，他是五七年反右運動的網中之魚，而后就被遣派去安徽工作，每年回家探親一次，每次一個多星期。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她的美麗是她母親給予的：白皙的皮膚，希臘式的臉型，一頭光澤的秀發會令人聯想起外國畫報中的某位明星。她的表情是矜持的，她的眼神是含蓄的，其中總是閃爍著一種不屈的光彩，這正是她的那顆不肯妥協的心靈所推開的兩扇窗戶。她很美麗嗎？是的，她的確很美麗，但這似乎是一種不到正常溫度的冷冷的美麗，令人敬慕有余，卻缺乏接近的勇氣。

　　但對于正之和樂美來說，她遠不是如此。她自幼學鋼琴，在十多年前被分別介紹給他倆當伴奏，一直至今。十年了，他們所經歷的這個人世間的苦風凄雨的時間、地點和性質基本上是一致的，共同的命運和感受使他們成了推心置腹的摯友。雖然，在正之與樂美這對戀人前，她是局外者，但他倆從不那樣地來看待她。每星期都有一兩次，他們三個人會聚在曉冬的家里，傾聽著那些已經沙啞了的七十八轉的粗紋唱片上旋轉出來的不朽的旋律，他們的眼睛會死死地盯住那柄正平穩地向著內圈緩緩移位著的舊式電唱機的機頭，如癡如醉。然后便是自己的嘗試：將鋼琴蓋打開，將提琴弦調好，一個點頭，音樂就剎那間轟響起來。他們盡力地模仿著唱片中的處理，使自己深深地，深深地進入到一個音樂所渲染的境界中去：他們想象著多瑙河的水波，維也納的塔尖，是夕陽，是鴿群，是海天一線的遠方……

　　他們幾乎已經忘記了窗外的那個畸形、喧囂而又廣漠的世界。什么人上臺了，下臺，什么人又上臺，他們不想知道；吉普車的檢閱，高呼“萬歲”的人潮與他們無關，他們是屬于眼前的那方小小的天地的，因為那方天地也屬于他們。

　　今晚，正之和樂美就是從那方天地出來，再走進了這個冰冷的冬夜的現實里。一樣的在音樂中的陶醉，一樣的真摯的友情，直到曉冬將他倆送到弄堂口。她突然在那凜冽的北風中向他們宣布了一項霹雷般的消息：她準備去香港了，而且三天之后就要動身！當曉冬的那對含蓄的眼睛在黑暗中凝視著他倆時，他們不知是驚還是喜，他們不知是夢，還是真。但她的確不是在說笑——她從沒有說笑的習慣。

　　“真的？曉冬，你……”

　　她冷靜地點了點頭：“是的，我結婚了，他……他住在香港。”

　　“結婚？……”一團謎語般的疑問深濃著，膨脹著，變成了摸不著邊際的黑色的云層，云層追隨著他們從水銀燈的大街上拐進了一條路燈惺忪的長弄堂里。

　　這便是他們自從與曉冬分手后彼此間沒有說過一句話的原因。現在，他們仍然保持著這種沉默的狀態，兩個并肩行走的人影加上一輛自行車，在幽黃色的燈光下拉長了再縮短，縮短后又變長，只有鞋底敲打在路面上的聲音，卻聽不到人語……

　　論去香港的應該是正之，他的父母都在香港。二十年了，就這么一個孩子，但卻留在上海。十六年來，正之的申請一直被拒，不知經過了多少次的反復。他最后的一次申請報告是在三年前遞送上去的，結果就像以往無數次一樣：猶如一塊沉入了大海的石頭。香港，這盞在夢幻中的油燈正慢慢地、慢慢地暗淡下去，幾乎要瀕于熄滅了。突然，它又在他眼前奇跡地閃亮起來，而撥大了燈芯的卻是他從沒有想到的曉冬！

　　深深的長巷在他們步履的有節奏的“咯咯”聲中漸漸地縮短了。在那條弄堂的盡端站立著一幢新式里弄型的住宅。他倆在那里收住了腳步，小鐵門被推開了，一座荒蕪了的小花園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靠著圍墻，有幾棵佇立著的禿樹的影子，離小鐵門約十步之遙是通向主屋去的臺階。一樓的某個窗口中還有黃光透出來。正之抬頭向著二樓的幾個黑洞洞的窗口望去——那兒就是他的家。

　　除了音樂之外，正之還自修英語。幾年前，正之已將國內大學的英語教程全部自學完成，現在他正閱讀著一本又一本的英語原著。但他最大的嗜好乃是詩：他讀詩，他寫詩，他思索著詩，每時每刻；他愛詩，愛得發狂。每當與人談到詩的構思與創作時，他更會激動得面色蒼白，呼吸急促——別人無疑是會將這當作是“間歇性神經分裂癥”的一種癥狀，只有樂美，她徹底地了解他，他倆溫柔地深愛著。樂美可以整整一天又一天地傾聽他激動的自白，然后投入他正像火一般燃燒的胸膛上，聽著他“咚咚”的心跳。他們可以幾十分鐘沒有言語，然后她抬起頭來：“我不完全能聽懂——但我愛聽，愛聽極了！不僅你愛詩，正之，我也愛詩——因為我愛你。”他柔柔地吻著她的殷紅的嘴唇，他的眼眶中閃動著淚花……他說：“沒有你，我不會寫詩，美……”

　　而此刻，他們正站在小花園中依依不舍：寒風嗚咽著，他們各自將圍巾裹住了自己的面孔，他們的臉頰凍得紅彤彤的。四只眼睛在幽幽的光線中閃閃發亮。

　　“十六年了，”他說，“我從少年進入了壯年。爸爸的身體每一天都有垮下來的可能，媽媽又不會處理那里的一切，真不敢想象……”

　　她說：“假如你在六六年之前的申請就成功的話，現在你早已從美國學成回香港，你爸爸的公司也后繼有人了……”

　　“但我不想那樣。”

　　“為什么呢？”

　　“在美國，我認識不了你，我不能想象沒有你的日子將會是怎么樣的，我愿在這兒等，等到你在我的生命中出現了，然后被我愛上——”

　　她笑了，笑得無比地溫柔，他將她的圍巾拉低了一點，那殷紅的嘴唇露浮了出來，在那毛茸茸的圍巾的邊緣上，四片嘴唇膠合在了一起……

　　夜寧靜著，風聲、禿樹、寒月……他們溫暖在愛的擁抱中。

　　當騎車的樂美的身影又從那條空無一人的、亮著黃色路燈的弄巷的盡頭消失時，正之才關上了小花園的鐵門。小鐵門已差不多要脫離轉軸倒了下來，正之費勁地提推著它，它“嘰嘰咔咔”地叫著，“砰”地卡進了插銷槽中。鐵門的邊上堆著一堆小丘似的泥土和十多塊七歪八倒的整磚和碎磚——這是“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年月中挖防空洞留下的遺跡。其實，就連鐵門也差點被拆去送進煉鋼爐，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當時正之的父親還在家。但就當拆門運動進行到隔壁時，突然接獲上級的通知而停下了，正之想起了父親曾幾次地撫摸著鐵門，說它“命大”。父親清癯的面龐和消瘦的身影在他眼前似乎又浮現了出來，這是一襲記憶加上想象的形象：二十年了，二十年前，他只有十歲。他轉過頭去，愣愣地望著鐵門，不知不覺地走了回去，他的手摸上了鐵門，他似乎感覺到鐵門也和他一樣，正懷念著遠在幾千里路外的，在另一片天地上生存著的他的父親。

　　正之沿著花園里殘破的水泥小徑向屋門走去。他推開門，走廊里一片漆黑。走廊間是長年缺燈的。他踏進屋去，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一會兒。再用手把身后的屋門向著自己拉過來，外面墨藍的天穹與清明的寒月終于給最后一線掩上的門縫排擠到了屋外。他呆立在黑暗中，周圍沒有一絲聲音。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據母親告訴他，三十年前的一個深秋之夜，他就出生在這樓下的一間房間里。他從未離開過那幢房子，三十年過去了，他長大了，成熟了，屋子卻衰老了，殘舊了。

　　他躡手躡腳地摸到了扶梯的邊上，踏上了扶梯的梯板上。年久失修的木板發出了“咯啦啦”的響聲。樓下房門中的一扇被打開了，暗淡的黃光從里面射了出來，一個年老婦人的頭探出來。光線勾劃出她那蓬蓬松松的頭發和披著厚棉衣的上半身的輪廓，她用臉朝著正站在扶梯第二級上的他：她的臉對于他來說是一團黑乎乎的圓型，但他卻知道她是誰。

　　“嚴家姆媽，是我啊，我是正之。”

　　“你回來了嗎？去哪里啦，這么夜才回來？”

　　嚴家姆媽是一位退休工人。她是文革時，在正之家的部分房業被沒收后，才分配進來的房客。她每天忙于里弄的公眾事務，諸如節日值班，維持交通秩序，宣傳計劃生育等等。忙完了里弄工作還得趕回家來煮飯，為了丈夫和兒子們能在一日辛苦工作回來后能享受一頓熱騰騰的晚飯。她很關心正之，一半是因為同情那個父母都不在身邊的“神經有毛病”的孩子，另一半可能是里弄和派出所方面的意思——至少正之這樣認為。

　　“朋友生日，完了，還在浦江邊上溜達了一圈才回來。”

　　“噢……有人找你……是派出所的丁同志；下午兩次，晚上又來過一次，他說，讓你回來后不要再出去了。”

　　正之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涼了下去，跌到了冰點。“丁同志？……”他喃喃地說。他的兩腿開始顫抖，面色刷地蒼白了。幸虧是在黑暗中，對方不可能看清他的表情的變化。

　　關上的房門又將正之棄留在了黑暗之中。他站在原地久久沒有動一步，他的心沉重得可怕，雙腳卻輕飄得失去了立地的感覺。“派出所的丁同志……”他感到耳孔內“嗡嗡”作響，他幾乎失去了自制力。他的第一個思想就是樂美——他要去找她，只有她才能明白他的恐懼，因此也只有她才能安慰他。一種強烈的向屋門口重新沖過去的欲望占有著他。他想象著自己會如何飛快地扭開門把，沖入花園，接著是那扇朽殘的鐵門和那條長長的亮著黃色路燈的弄堂；他要去趕乘那最后一班的二十一路無軌電車，讓它把自己搖搖晃晃地載送到樂美家的窗口下；那兒一定還亮著燈光，她還不會睡，這點他可以肯定；他會在窗口下喊著她的名字，她便會探身出來，一頭散開了的長發，接著是那半截粉紅色的睡衣；他會叫她立即下樓來；當她的身影在弄堂口困惑地出現時，他將會撲過去，緊緊地抱住她，告訴她說：他不能再回家去了，麻煩已肯定降臨在了他們的頭上……

　　但這只是一系列的想象；他作出的卻是與此相反的動作：他轉回身去，向著二樓自己的房間走上去。他不能那樣做，在這么一個冬天的深夜，不顧一切地奔出去，嚴家姆媽會怎樣想？她又會怎樣來向她的“上司”形容他的反常行為呢？——這決不是“精神病”所能解釋的，這只會使他陷入更大的被懷疑和麻煩之中，假如真有麻煩已經形成，并在等待著他的話。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地走到二樓，到了自己的房門口，并取出了鑰匙開了房門的。當他稍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時，他已站在了房間的中央，房門已被關上，燈卻仍未打開。他俯下身去，扭開了那座老式的落地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