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卷一

　　朱子曰：“作詩先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可看蘇、黃以次諸家。”予篤信此說，十年前，輯《作詩本經》一書，專取李、杜集，擇而錄之，并為《總論》二卷附焉。既而思之，李、杜所作，誠不能篇篇與《風》、《雅》合，然非淺陋如予者所宜定去取也，故此書不敢示人。其《總論》則偶出管見，不忍割棄，綴諸拙著詩話後，質世之知言者。

　　朱子曰：“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圣於詩者。”按古今論太白詩者眾矣，以朱子此論為極則。他人形容贊美，累千百言，皆非太白真相知者，以本不知詩教源流。故子美為“詩圣”，而太白則謂之“詩仙”，萬口熟誦，牢不可破。究竟仙是何物？以虛無不可知者相擬，名尊之實外之矣。若緣謫仙之號定於賀監，謫仙之歌賦於同朝，少陵贈什亦嘗及之，遂為定評。不知賀監老為道士，回惑已深，明皇好仙，朝列風靡，無稽品藻，何足效尤；少陵特敘其得名之始云爾，非以為確不可易也。且賀監又嘗目之為天上星精矣，豈亦可從張旭太湖精之例，以“詩精”目之乎？若見太白詠仙者多，乃以“詩仙”當之，則高如郭璞，卑若曹唐，亦將號以“詩仙”耶？朱子以其徒容法度為圣，何等了當！楊升庵曰：“太白為古今詩圣。”語據朱子，扌顛撲不破。而他日又謂“太白詩仙翁劍客語”，何其仙圣之雜糅也！此義不明，看太白詩焉能入解？故皮襲美謂其詩“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非世間人語”。極力推尊，皆成幻妄。殲氏臞庵謂其詩“如劉安雞犬，遺響白云，覈其歸存，恍無定處”。推尋不入，轉致揶揄也。至王氏百谷，乃直謂“李詩仙，杜詩圣，圣可學，仙不可學矣”。豈非名尊之、實外之之明驗也哉！惟周氏伯弓曰：“太白詩號雄俊，而法度最縝密。”此乃可與朱子之言相發明耳。

　　張氏邦基曰：“孟子之言道，如項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皆當大敗，而舉世莫能當，何其橫也！左丘明之於詞令亦甚橫。自漢後千年，惟韓退之之於文，李太白之於詩，亦皆橫者。”按孟子不可以“橫”言，左氏亦不可以“橫”盡。若“項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見錯出，舉世莫能當”，擬太白詩，頗得其神。然朱子云：“太白詩不專是豪橫，亦有雍容和緩者，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此論又不可不知也。

　　計氏有功曰：“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拆紅翠，辟開蟄戶，其奇峭不可攻也。及覽太白詩，天與俱高，青且無際，鹍觸巨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顛視諸阜者耶！’”按《滄浪詩話》云：“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海錄碎事》亦言：“唐人以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人才絕，李賀鬼才絕。”又漁洋山人戲論“李白飛仙語，李賀才鬼語”。愚實不解仙鬼之才、仙鬼之語，諸公何從悉其高下而公然以評詩也？張碧論太白，長吉別處，奇古確實，遠勝天仙、鬼仙、鬼才、才鬼諸說。碧詩萬不可以追蹤太白，而名碧字太碧，摹仿令人失笑，然此論獨可存也。

　　嚴氏羽曰：“觀太白詩者，要識真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卒然而成。學者於每篇中，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按滄浪論詩，以禪為喻，頗非古義，所以來馮氏之攻。然謂“李、杜二集，須枕藉觀之，如今人之治經”，則吻合朱子之諭，不可攻也。其謂太白詩有“安身立命處”，語殊深微不易解，而於太白詩煞有見地，學者不可不究其旨。究之若何？吳子華所謂“太白詩氣骨高舉，不失頌詠風刺之遺”者，即其“安身立命處”矣。滄浪又謂“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夫詩有通體貴含蓄者，有通體貴發露者，豈有“發句”必求“開門見山”之理？此可以論唐人試帖之破題，而不可以論太白詩也。誤傳惑人，莫此為甚，故附辯之。

　　魏氏慶之曰：“為詩欲氣格豪逸，當看退之、太白。”按退之文，乃太白詩之敵也；退之詩，則不可與太白詩并。蓋退之詩，豪則有之，逸處甚少，千古以來，足當“氣格豪逸”者，太白一人而已。後來蘇長公七古豪逸處，幾欲亂真。然李詩源出《風》、《騷》，痕跡都融；蘇詩行以古文，議論不廢。李實正聲，蘇為別徑，終難方駕。朱子曰：“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一滾說盡無馀意。”是也。

　　楊氏慎曰：“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工，則不可為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按升庵軒李輊杜，不足訓，此以莊子比太白，卻不誤。顧氏璘亦云：“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然懷素之草書，非右軍之左規右矩也；太白卻於古法無脫漏處耳。

　　黃氏庭堅曰：“太白歌詩，超越六代，與漢、魏樂府爭衡。”按《李詩緯》云：“太白慍于群小，乃放還山，縱酒浪游，豈得已哉！故於樂府多清怨，蓋不敢忘君也。”夫太白之不敢忘君，與子美何異？情深故文明，所以越六代而齊漢、魏也。朱子謂“鮑明遠才健，太白專學之”。此語轉不若黃太史之的。周氏紫芝謂“太白詩太高而微短於韻”，彌妄矣。

　　葛氏立方曰：“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虜朋友之義不篤也，則有《箜篌謠》之篇。慮夫婦之義不篤也，則有《雙燕離》之篇。”按此條於太白詩能見其大，太白所以追躡《風》、《雅》為詩之圣者，根本節目，實在乎此。後人震眩其才，而不知其深合古詩人之義，故譽之則謂其擺去拘束，如元微之：毀之則謂其不達義理，如蘇子由，皆大誤也。

　　高氏棅曰：“李翰林樂府古調，能使儲光羲、王昌齡失步，高適、岑參絕倒，況其下乎！”按太白嘗言：“齊、梁以來，艷薄斯極，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其一生式靡起衰，全在古風、樂府。儲、王、高、岑誠一代之翹秀，顧其志非以古道自任者也，惡得與太白爭席哉？《藝苑卮言》云：“太白古樂府，杳冥惝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然自是太白樂府。”嘻！此以形似論樂府者也。齊、梁後之樂府，非太白起而振之，不至五代，已流入于詞矣。太白樹復古之偉功，王氏謂其極才人之能事而已，亦淺矣哉！

　　王氏士禛曰：“唐五言古詩，李白、韋應物超然復古。”按左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較青蓮，色味不欠，形神頓跼，似難連類而及。且左司割秀於六朝者也。漁洋以太白、左司并言，疑所謂復古者，復《選》體之古焉耳。太白胸次高闊，直將漢、魏、六朝一氣鑄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來仰承《三百》之緒，所謂“志在刪述”、“垂輝千春”者也，豈專主《選》體哉！予韙漁洋能揭明李詩五言之復古，而恐其以選體當之，猶非了義也，故錄而辯之。若《酉陽雜俎》謂“太白前後三擬《文選》不成，悉焚之，唯留《恨》、《別》二賦”。此真夢囈。夫《文選》三十卷，太白全擬之，則有此才力而無此文體，試問卜子夏、孔安國《詩》、《書序》，亦可擬乎？此劉晝賦《六合》之為耳，太白為之乎？若有擬有否，又不可徑謂其擬《文選》也。段氏徒見集中有《恨》、《別》二賦，遂傳此大語，以尊太白，而不知其庸且妄耳。總之李、杜無所不學，而《文選》又唐人之所重，自宜盡心而學之，所謂“轉益多師是汝師”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終，則非《選》詩所得而囿。故謂太白學古兼學《文選》可，謂其復古為復《選》體則不可，謂其擬古屢擬《文選》則尤不可。

　　李氏攀龍曰：“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作長語，英雄欺人耳。”按于鱗謂“太白五七言絕句，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此則誠然。至論七古，何其讠孛也！太白歌行，只有少陵相敵。王阮亭謂“嘉州之奇峭，供奉之豪放，更為創獲”。又謂“李白、岑參二家，語羞雷同，亦稱奇特”。屢以太白、嘉州并稱，已為失言，試問《襄陽歌》、《江上吟》、《鳴皋歌》、《送別校書叔云》、《夢游天姥吟》等作，嘉州能為之乎？嘉州奇峭，人力之極，天韜未之解也。于鱗轉以太白為“強弩之末”，為“英雄欺人”，更不堪一笑耳。《詩辨坻》亦謂“太白歌行，跌宕自喜，不閑整栗，唐初規制，掃地欲盡”，與于鱗一鼻孔出氣。此皆誤以初唐為古體，故嫌李詩之一概放佚，而幸杜詩之偶一從同。豈知詩之為道，窮則變，變則通，《風》、《雅》之不能不為《楚騷》，《楚騷》之不能不為蘇、李，皆天也。詩之古與不古，視其天與不天而已矣。今必以初唐為古，不知初唐已變江左；必以太白為蔑古，不知蘇、李已變《風》、《雅》。余最笑何大復《明月篇》，舍李、杜而師盧、駱，以為“劣於漢魏”而“近《風騷》”歟？不知“劣於漢魏近《風騷》”句，乃言“劣於漢魏”之“近《風騷》”耳。不解句義，既堪咍噱，況當時之體，老杜已明斷之。于鱗欲後來杰魁，仍拾信陽馀唾，徒以初唐一體繩太白、子美歌行之優劣，所以終身宗法唐人而不免為優孟歟？阮亭猶曰：“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雖其詩末二語，微辭諷世，喚醒無限，已無解於“接跡風人”、“妙悟從天”稱揚之過矣。胡氏應麟云：“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未脫梁、陳。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此為得之。

　　方氏靜宏曰：“太白恥為鄭、衛之作，律詩故少。編者多以律類入古中，不知其近體猶存雅調耳。”按太白復古之功，不獨在樂府歌行，於五律亦可見。《李詩緯》所謂“太白五律，猶為古詩之遺，特於《風》、《騷》為近”，是也。故知其薄聲律，乃得詩源，謂其憚拘束，則成瞀論。觀其一生，七律只得八首，固緣陽冰編次之時，著述十喪八九，亦由七律初行，篤於古者尚不屑為耳。太白嘗自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何況七律哉？柴虎臣乃云：“太白不長於七律，故集中厥體甚少。”吾不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分白鷺洲”，“城隅淥水明秋月，海上青山隔暮云”，“樓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等詩，柴氏何所見而斷其不長也？

　　胡氏應麟曰：“五言排律，沈、宋二氏，藻贍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按沈、宋排律，人巧而已。右丞明秀，實超沈、宋之上。若氣魄閎大，體勢飛動，亦未可與太白抗行也。“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地形連海盡，天影落江虛”等句，右丞恐當避席。若“獨坐清天下”、“黃鶴西樓月”等高調，更不待言。故論詩者胸無等級，語即近似，皆成隔閡，此類是也。

　　高氏棅曰：“開元後五言絕句，李白、王維尤勝諸人。”宋氏犖曰：“李白、崔國輔五絕，號為擅場”。按二說高氏為近之。右丞五絕，沖澹自然，洵有唐至高之境也。但右丞五絕佳處，太白有之，太白五絕佳處，右丞未嘗有之，并論終嫌不敵。若崔國輔，特齊、梁之馀，謂不失五絕源于樂府之遺意則可耳。太白五絕，雖亦從六朝清商小樂府而來，而天機浩蕩，二十字如千言萬言，前人所謂回飆掣電，令人縹緲天際者，國輔能之乎？徐而菴謂“唐人五絕，惟太白擅場”，此言獨見得到。然徐氏以太白五絕為似陰鏗，陰工此體，故子美詩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也。此又不免泥解杜詩，且不省太白五絕佳處之原委耳。

　　高氏棅曰：“七言絕句，太白高於諸人，王少伯次之。”按《藝苑卮言》謂“七言絕句，王少伯與太白爭勝豪釐，俱是神品”。《詩藪》謂“太白、江寧，各有至處”。《弱侯詩評》謂“龍標、隴西，七絕當家，足稱聯璧”。《漫堂說詩》謂“三唐絕句，并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群”。然吾獨取高氏“少伯次之”之說。夫少伯七絕，古雅深微，意在言表，低眼觀場，隨聲贊美，其實墮云霧中，并不知其意脈所在，此其境地，豈可易求？顧余謂少伯詩，咀含有馀，而飛舞不足也。屈紹隆云：“詩以神行，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云之於天，月之於水，詩之神者也。而五七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靡詰、龍標之所及，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繇神入化者也。”細玩屈氏之論，則知高氏所謂“少伯次之”者，非臆見矣。王氏謂“爭勝豪釐”，太白勝龍標處，誠在豪釐之間，非老於詩律，不能下斯一語。惜王氏以“俱是神品”一語混之，說成李能勝王，王亦勝李。於是胡氏《詩藪》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辭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為”。意議淺滯，妄分畛域，更不足駁也已。

　　葛氏立方曰：“太白古風兩卷近七十篇，身欲為神仙者殆十三四。然《梁父吟》云：‘閶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閽者怒。’人間門戶，尚不可入，太清倒景，豈易凌躡乎？有談玄之作云：‘茫茫大夢中，惟我獨先覺。騰轉風火來，假合作容貌。問語前後際，始知金仙妙。’則所得於佛氏者益邃。”按太白一生，篤好仙術，嘗與陳子昂、司馬承禎、賀知章為仙宗十友，又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亦惑之至矣。必謂其詩中“凌倒景”、“游八極”、“折若木”、“餐金光”等語，盡如騷人之寓言而為之諱，誠屬多事。然亦由其志大運窮，如少陵贈詩所謂“才高心不展，志屈道無鄰”者，乃憤而為此輕世肆志之言。觀其對當時宰相稱海上釣鰲客，且謂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則知其憤激不平，舌唾一世之大意。譬如劉伶、阮籍之遁于酒，不可誼其純正，亦不能笑其荒湎者也。葛氏乃以“閶闔不可通”句，謂太清尤難倒躡，則真癡人前不得說夢。而又贊美“風火”、“假合”、“金仙”等句，以為得之佛者較前益邃，則知葛氏之惑，痼於太白多矣。夫太白詠仙詠佛，雖云游戲神通，終屬瑕疵，不得曲護。後人於李集旁涉異教之作，學其寓言諷世者，而棄其惑溺不明者，斯為善學太白者耳。

　　王安石曰：“李白詩詞迅快，無疏脫處。然其識汙下，十句九言婦人酒耳。”按荊公此論，《冷齋夜話》、《捫虱新語》皆載之。《老學菴筆記》則謂其非荊公語，乃讀李詩未熟者妄言之。此辯極為明通。然務觀解為荊公辯誣，卻自謂“太白識度甚淺”，舉“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云之交不可攀”等句，斥其“淺陋有索客風”。又云：“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務觀之識度誠諱矣，然伊古以來，文章出群之雄，而詩中往往縈情富貴者，亦不獨太白也。子美詩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退之詩云：“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子美能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退之能言“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而以學問為富貴公相之餌，且津津教人，抑又何也？瑕不掩瑜，一難廢百，讀古人詩者，亦觀其大端可矣。太白一生飄然不群，富貴要人，實非其心目中所有。蘇子瞻謂“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時，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氣蓋天下矣。夏侯湛《贊東方朔》曰：‘凌躒卿相，嘲哂豪杰，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吾於太白亦云”。曾南豐亦謂其“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皇，世豈能拘”。務觀何均不之引而為此異論也！夫詩理性情，世俗見地，自宜痛掃；然必摘其全集之微玷，蓋厥終身，儕之淺人，亦無當於論世知人之識矣。

　　蘇氏軾曰：“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以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太白能識郭子儀之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按太白於永王璘一案，千古物議之所叢集；詩以教人忠孝為先，此事不辨，亦安用詩圣為哉！竊取白本傳、詩集及他人論斷此事者而合勘之，則知白之從璘，始由迫脅，而《舊唐書》所謂“在宣州謁見，遂辟從事”者，誤也。既脅以行，見其起兵，遂逃還彭澤，而曾鞏《太白集序》所謂“璘兵敗，白奔亡宿松”者，誤也。按《新唐書》本傳云：“安祿山反，白轉則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鼓澤。”夫起兵即逃，可見白非佐璘之人，與事敗而逃，天淵迥隔，失節與否，專勘此處。論世者一以《新唐書》為主，而白之非失節亦明矣。白後來《宋中丞自薦表》云：“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又《憶舊游書懷》詩云：“仆臥香爐頂，餐霞漱流泉。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夫脅而來，逃而去，辭官棄金，未汙爵賞，白之心事行跡，亦可以告天下後世矣。徒以平日跆籍貴勢，世皆欲殺，故朝無平反之人，遂至冤坐大辟，幸郭令援手，乃得免死。杜公所以哀之曰：“蘇武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曰“先還漢”，曰“豈事秦”，曰“辭醴”，曰“上書”，曰“當時法”，亦剴切示人，字字昭雪矣。蘇長公不能據《新唐書》、白本集、杜長律以洗千古之誣，但以白平日知人，斷其不從永王，“當由迫脅”，未免臆測無據。且只言“迫脅”，不著辭官棄金、中道逃去之事，則安知非“迫脅”而反乎？論事不核不備，焉能塞議者之口也！若蘇次公直謂“永王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

　　絕不考究始末，一筆抹倒，讀書鹵莽之過，又愧其兄多矣。至蔡絳故為太白斡旋，謂其“學本縱橫，氣俠自任，當中原擾攘時，欲藉之以立功名。大抵才高意廣，未必成功，知人料事，尤其所短，若其志赤可哀矣”。似能為太白末減厥罪，不知“藉以立功”四字，已將太白說成從逆之人，而不止於不知人之過，仍非究明此案根末者。若王百谷并謂“靈武之位未正，社稷危於累棋，璘以同姓諸王，建義旗，復神器，白亦王孫帝胄，慨然從之；璘本非逆，從璘乃為逆乎”。此則全與史傳相戾，徒欲為太白頌冤，而不知永王不受肅宗召命，直犯江、淮之師，萬不可以義旗目之者。文人高談，無當實跡，徒為古人增謗而已。觀太白《永王東巡歌》曰：“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又云：“南風一埽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是太白直言東下之非，而勸以西上勤王，擁衛二帝，與永王如冰炭之不相入；迫脅之困，逃去之勇，均於此詩可見。而淺者非加以詆訶，是為之文飾，蒙冤不洗，而徒日誦其詩，以為神品，又何賴有此知音哉？為之三嘆！

　　方氏宏靜曰：“太白《白頭吟》，頗有優劣，其一蓋初本也。天才不廢討潤，今人落筆便刊布，縱云揮珠，無怪多。”又曰：“太白讀書匡山，十年不下，潯陽獄中，猶讀《留侯傳》，苦心如此。今忽忽白日，而古人，是自絆而希千里也。”按東坡云：“太白詩飄逸絕塵，而傷於易，學之不至，玉川子是也。”陶開虞亦謂“以天分勝者近李，以學力勝者近杜，學者各自審焉可也”。此論一出，幾疑青蓮純恃天分，而流弊甚多矣。予故錄方氏之說示人，知詩至圣境，都緣學力精純，紛紛之喙，可以稍息。

　　洪氏邁曰：“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靴為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言婦人淫亂敗國，略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旁。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貴妃與祿山亂，而太白曾發其奸乎？不然‘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按太白《雪讒》詩一章，誠有合於古《巷伯》之義，此義烈之性，激發於不得不然者，雖以此萬死不辭，若終身不官何患焉！齷齪小夫，懼禍結舌；大忠奇勇，痛快敢言。此其所本者厚薄異也，可第以詩人目之哉？劉氏鑒《太白詩序》，謂“《梁父》、《行路》諸吟，《巧言》、《巷伯》之倫”。楊氏遂《太白故宅記》，亦謂“《蜀道難》可以戒為政之人，《梁甫吟》可以勵有志之臣，《猛虎行》可以勖立節之士，《上云曲》可以化愚夫之懵，《懷古》可以革澆漓之俗。其馀雖感物因事而發，終以輔世匡君為意”。兩說均得太白詩之本原者。世人徒夸其縱橫任俠之風，縹緲出群之想，而不知其忠義勃發，直抉大奸，非徒以草《清平調》、賦《行樂詞》了事，猶沿蘇子由之馀論，譏其以詩酒事君，亦大誤矣。子美《麗人行》云：“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其發國忠之奸，亦能明目張膽言之，與太白英烈，可謂兩絕。朱子曰：“偶記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今人舍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腳板？”據朱子此論，可見詩有本原，不可不究，性情既厚，心聲乃精。若以“無跡可尋”，“不著一字”，為盛唐大家妙處，則“心切理直”之詞，“澆風”、“惡木”之句，反似發露太過，無弦外音，而變風變雅之道，幾乎息矣。李陽冰《太白集序》云：“不讀非圣之書，恥為鄭、衛之作。”又自遜云：“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李華《太白墓志》云：“仁以安物，公其懋焉；義以濟難，公其志焉。”又曰：“立言謂賢，道奇於人而侔於天。”推尊皆不免太過。然亦可知太白詩本原，與《三百篇》相表里，而虛鋒掉弄之小才，狂吟爛醉之惡習，信不可以借口學步矣。

　　洪氏邁曰：“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涂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觀李陽冰《草堂集序》：‘陽冰試弦歌於當涂，公疾亟，草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志》，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者同。”按捉月之誣，辨正確不可少。而《舊唐書》謂以飲酒過度死。皮日休作《李翰林詩》亦云：“竟遭腐脅疾，醉魄歸八極。”是太白真醉死矣。然陽冰《集序》云“枕上授簡”，李華《墓志》云“賦《臨終歌》”，此豈醉死者所為哉？余故錄容齋辨正之語，俾捉月、醉死兩誣，皆得白焉，否則仍與食白酒牛炙而死之說，同一嗤點前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