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瑞典·歌德堡。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在秘密條款中，將波蘭及波羅的海沿岸的勢力范圍作為重新劃分。愛沙尼亞被劃入蘇俄的勢力范圍。

　　一個星期后，德國入侵波蘭。十五天后，蘇俄從東部進入波蘭。二次大戰由此拉開序幕。

　　九月二十八日，蘇俄與愛沙尼亞簽訂新條約，時隔二十年后，重新將軍隊開進該國。結束了該國自一九一八年以來短暫的獨立。成為**第是三個加盟共和國。致此，大批該國的工商界人士開始流亡海外。在這批人中，有相當部分人會選擇哥德堡作為他們下一站的中轉地。托馬斯·瓦利就是眾多者中的一員。當然，他選擇從此地中轉是因為他想要與自己的兒子安德烈最后見上一面，他要把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跟他做個交代。

　　安德烈·瓦利，一位來自愛沙尼亞，就讀于查爾姆斯理工大學建筑工程系的大二學生。自從加入到一民族解放組織——“森林兄弟會”后，完成學業對他來說已不再那么重要。當下最需要他去做的是去接近一個人，一個同為該校的女孩—安娜。根據組織調查發現，安娜的父親是蘇共的一名重要人物，有上層背景。按照組織意圖，如果他能與對方建立起某種親密度，那他很可能利用這層關系進入到對方某些部門的核心地帶。如果一切如愿，那他將很有可能在以后的某一天為該組織起到關鍵作用。

　　查爾姆斯理工大學圖書館是一幢建于十九世紀中葉的哥特式建筑，內部空間高大而寬敞。如果你能從屋頂往下看的話，展現在你眼前的必然是一張巨大的“表格”。也有人說那是一幅巨大的“樂譜”。在這張“樂譜”的西南角，近來你會經常看到一個年輕人的身影，他就是安德烈·瓦利。

　　下午二時十五分，安德烈準時來到這張“樂譜”的固定位置上，因為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再過十五分鐘，那位安娜小姐就會出現在離他不遠的另一張桌子旁，并溫文爾雅地坐下。一般情況下，此時他會有意識地將目光投向她。而她也會以同樣的方式給他一個微笑。不過今天他等了有二十分鐘，并沒有等到她的出現。等來的卻是一個電話。

　　“你是安德烈·瓦利先生嗎？”一位年輕的圖書管理員小聲地問道。

　　安德烈先是一愣，而后反應過來，應道：“我是。什么事？”

　　“有您的一個電話，在登記處。”女管理員道。

　　“噢，謝謝。”

　　跟著管理員，安德烈心里不停地猜測著，電話會是誰打來的？是安娜？顯然不可能，就倆人現在的關系程度還不足以讓她那么做。要么是自己的上級組織？更不可能。“森林兄弟會”是個絕對秘密的地下組織，他們之間的聯系是有嚴格制度的，不允許有任何形式的改變。不然，他可以置之不理。那么這個電話會是誰打來的呢？

　　電話是他的父親托馬斯·瓦利打來的。當安德烈拿起話筒，聽到對方的第一句話就知道了。

　　“安德烈嗎？我是你父親。一個小時前剛到哥德堡。不過幾個小時后我就要離開這里。你能過來下嗎？我想跟你談談。”

　　“你怎么知道我在這的？”安德烈顯得有點冷漠地問道。

　　“我是從留學生管理處查到你的名字的。我打電話給你們的學生會主席，他讓我到這里找找。”

　　安德烈與其父親的關系一直都處于某種微妙當中。在他眼里，父親是個標準的商人，一個現實的利益主義者。而自己則是個理想主義者，腦子里充滿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思想。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差異使得這對父子在相處中有了不小的隔閡，彼此間很難接近。他沒有告訴家人，獨自一人離開塔林（愛沙尼亞首都）來到哥德堡留學，此舉多少有這方面的原因。不過今天既然對方找來了，想見自己，那推脫就有點不講情理了。畢竟他是自己的父親。

　　“你現在在哪？”安德烈問道。

　　“我在瑞典東印度公司舊址。就是現在的海員俱樂部。再過幾個小時我就乘船離開這里。你快點過來，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交待。我在一樓酒吧等你。”

　　說完，電話就掛了。安德烈放下電話，朝館內大廳看了看，安娜依然沒有出現。

　　從學院圖書館到海員俱樂部有五公里的路程。安德烈借了輛自行車，頂著從北極圈內刮來的寒風，奮力騎行著，好像稍有松懈，就會被吹回原地。

　　一路上，街道兩旁的景致顯得有些蕭條。盡管當天剛好是十二月十三日，當地的露西亞女神節。如果是以往，此時各路商家都會絞盡腦汁地借機發揮一番。但今年沒有。很明顯，這是有原因的，自從德軍進攻波蘭，雖然英、法隨即向德國宣戰，但宣而不戰的事實表明了這只不過是綏靖政策的另一種延續。這種延續像陰霾一樣籠罩著整個歐洲大陸，這自然也包括了安德烈現在腳下的這塊中立地。

　　當然，也并非是所有的地方都是陰沉的，海員俱樂部一樓酒吧就是個例外。當安德烈推門進入，迎面而來的便是與外邊形成極大反差的嘈雜和喧鬧。沒等他走上幾步，幾個裝扮妖艷的**女郎便叼著煙迎了上來，“寶貝，到我這來玩玩，我會讓你今生難忘的。”

　　安德烈推開她們，正想往里走，一個喝得踉踉蹌蹌的醉漢又攔住了他，嘴里吐著酒氣，問道：“兄弟，知道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發明是什么嗎？讓我告訴你，是**褲襠下的拉鏈。”說完，朝身后狂笑的人群做起鬼臉。

　　安德烈擺脫掉酒鬼，往里挪了挪身子，看到父親正坐在靠里的一張方桌旁。在他的對面放著他的外套，示意此處有人。安德烈擠了過去，拿起外套，坐了下來。

　　坐下后，父子兩相互對視了下。兩秒鐘后，老瓦利收回目光，拿起瓶，往兒子面前的酒杯里倒上，邊倒邊說道：“外邊冷，喝點暖暖身子。”

　　安德烈端起杯子，喝了口。有點嗆，咳了兩聲。

　　老瓦利放回酒瓶，蓋上瓶塞，說道：“我知道上次工廠里那幫無賴**是你讓他們干的。他們差點要了我的命。”

　　安德烈低頭不語，他不知道父親今天是不是為這件事而來。

　　老瓦利掏出一只用馬蹄鐵制成的煙盒，從中取出一支雪茄，點上，吸了一口，說道：“我不怪你，你是我兒子。我今天來不是為這事，這事就讓它過去吧。”

　　的確，**是在他的煽動下爆發的。但針對的并非是他的父親，而是剝削制度。他想跟父親解釋，但又很難解釋。何況父親的威嚴使他從小就對他敬而遠之，從不指望能有推心置腹的可能。不過今天的情況有了變化，也許國家地位的改變會讓個人間的陳見變得渺小。甚至是微不足道。

　　老瓦利往對方的杯子里斟滿了酒，又給自己滿上，繼續說道：“我知道你是個有信仰的人，我尊重別人的信仰，就像我自己，他們想讓我成為傀儡政權的代言人······”

　　老瓦利說到這里搖了搖頭，端起杯子喝了口，放下杯子，說道：“我有選擇離開的權利，沒人可以阻止。”

　　這話讓安德烈不由地抬起頭，看了父親一眼，問道：“你走了廠子怎么辦？一起帶走？”

　　“是的，一起帶走。當然，有一部分要交給你。你是瓦利家族的唯一繼承人，你有義務接受。即使你不愿意。”

　　老瓦利說著從衣袋里取出一只信封，放在桌面上。

　　安德烈看了看信封，手依然放在桌下，沒有去接的意思。

　　老瓦利瞟了眼對方，停了停，說道：“我并不指望你能把家業光大，我只希望你能你能看管好它。因為它屬于這個國家。現在這個國家不存在了，但我相信會有她重生的一天。我老了，也許看不到那天了，我希望你能看到那天。再不行，就讓我的孫子，孫子的孫子去完成這件事。我再說一遍，它不屬于我，也不屬于你，它是這個國家的。讓你接受是要讓你有朝一日把它回歸主人。明白嗎？”

　　老瓦利的話讓安德烈意識到，眼前的這個信封與自己憎惡的銅臭氣是兩碼的事。那是一種寄托，一種對民族未來的寄托。作為自己，一名為民族獨立而戰的戰士，看管好眼前的這個信封應該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想到這里，安德烈將手伸向了那只白色信封，拿起，發現信封內有一張硬紙板樣的東西。再用手指摸了摸，發現紙板上固定著一把鑰匙。他抬頭看了看父親，神情有些不解。

　　老瓦利：“信封里是把保險柜的鑰匙。是你祖父交給我的，現在我把它交給你，那里面放著瓦利家的所有秘密。”

　　安德烈雖然對家族經營的這家企業沒有多大興趣，但畢竟他是在家族環境中長大的，對家族的秘密多少有點了解。

　　老瓦利點了點頭，說道：“是的，很多人都對他有興趣，甚至豁出命地想得到它，你祖父很明白這一點，他在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把它鎖進了瑞士蘇黎士銀行的保險柜。請記住這個日子，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七日。這很重要，因為保險柜是租用的，租期是一百年。到期后如果不取出，按照約定，保險柜將于秘密一起被銷毀。所以，但愿在那天到來之前，它會有個好的去處。”

　　安德烈再次看了看手中的這只白色信封，好像是在用目光掂量著它的分量。掂量完后，他看著父親，問道：“這是唯一把鑰匙嗎？”

　　老瓦利：“是的。唯一一把。”

　　安德烈：“你把它交給我了，那你呢？”

　　老瓦利：“我不需要它，秘密在我的腦子里，我想這樣最穩妥。除非他能控制我的意識。”

　　安德烈默默地點了點頭，將信封塞進了自己的衣袋。

　　老瓦利看兒子接受了鑰匙，便端起杯子喝了口，放下后，說道：“光有鑰匙還是不夠的，你還得向銀行提供賬號和密碼。只有符合了，他們才會允許你打開那只保險柜。現在把你的手伸過來，我告訴你賬號和密碼。明白的話點個頭。”

　　安德烈按父親說的，把手伸了過去，老瓦利展平兒子手掌，用自己的手指在上面比劃了幾下，而后看了眼對方，見對方點頭后，雙方各自收回了自己的手。

　　就在父子倆交待完畢，酒吧的門再次被打開，這次進來的是兩個人，一前一后，前面的年齡稍長，穿著斜紋呢風衣，戴著尼卡禮帽。后面的像是他的下手，穿著格子呢西服，戴著頂鴨舌帽。倆人一進門先是掃視了下周圍，接著推開人群向吧臺走去。找了個空擋，并排坐了下來。

　　因為老瓦利的坐的位置剛好面對吧臺，所以兩人的背影他可以看得很清楚。趁著服務生替倆人端酒時，老瓦利借機仔細地觀察了下對方。發現倆人穿的鞋竟然完全一樣，而且非常眼熟。老瓦利想了想，想起來了，那次內務部的幾個人到他辦公室來穿的就是這種鞋。老瓦利意識到，這倆人十有八九是沖自己來的。

　　老瓦利給兒子使了個眼色，輕聲說道：“內務部的那幫家伙追到這來了，你不要回頭。他們就在你身后。等下你先走，往廁所旁的后門走。”

　　“那你呢？”安德烈不安地問道。

　　“我有辦法對付他們，只要我不離開，他們就不敢輕易離開。十分鐘后我會想辦法脫身的。你快走，趁他們還沒看清你的臉。”

　　老瓦利說的沒錯，這倆人的確是內務部派來追蹤他的。但至于他們是否已經看到安德烈那張臉就不得而知了。

　　安德烈離開后發生了什么？那份秘密最終的歸宿又將如何？這一切的答案將會在七十三年后的某一天的得到解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