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資治通鑒》有感
《資治通鑒》，是北宋司馬光所主編的一本長篇編年體史書，上起戰國時期三家分晉（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之末（959年），跨16個朝代，包括秦、漢、晉、隋、唐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朝代，共1362年的歷史。它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閱讀不止。點評，批注，注釋，補撰，改編，仿制、續編，諸家蜂起，蔚為大觀。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之外，沒有能和它媲美。
《資治通鑒》不僅對編年體史書的發展影響深遠，而且對后世的史學發展產生也產生極大的影響。
可以說《資治通鑒》不僅是留給后人一筆寶貴的知識財富，而且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資治通鑒》對今天編纂地方志的工作者來說，是無價之寶，是學習的榜樣，更是借鑒的樣板。因此我們必須認真學習，反復閱讀，深層次地研究它。學習研究是為了更好的繼承和發展。
讀《資治通鑒》，我有以下啟發：
學習司馬光的獻身精神。
全書294卷，300萬字，耗時19年，人生是短暫的，人生能有幾個19年？司馬光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qucui瘦弱憔悴），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進資治通鑒表》還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可見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他對編纂的執著，對事業的追求勝過自己的生命，可以說是編纂支撐著他的生命。司馬光的獻身精神讓我們聯想到司馬遷（前145—前90年）寫《史記》13年，成書后1年辭世。孔子（前552—479年）寫《春秋》3年，成書2年后辭世。可以看出凡是名著，都是作者用生命成就了它。
為了《資治通鑒》早日成書，司馬光用圓木做了一個枕頭，取名“警枕”，意在自己不要貪睡。頭枕在圓木頭上，身子只要稍微一動，“警枕”就會滾動，將自己驚醒。驚醒后的司馬光立即起床，繼續寫書。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學習司馬光鍥而不舍的精神。
中國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盛世修志，磨難寫書。季羨林老先生曾經說過：從歷史上到現在，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特色”，這在西方國家是找不到的。中國歷代的詩人、文學家，不倒霉則走不了運。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說：“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司馬遷算的這個總賬，后來并沒有改變。漢以后所有的文學大家，都是在倒霉之后，才寫出了震古爍今的杰作。像韓愈、蘇軾、李清照、李后主，等等一批人，莫不皆然，從來沒有聽到過狀元宰相成為大文學家的。
司馬光也沒有躲過這個“特色”
1071年，司馬光五十二歲，因與王安石政見分歧，請求擔任西京留守御史，這是閑職。退居洛陽十五年，他耗盡心血，完成了《資治通鑒》。著史，既是退而求進的方法，也是從政的一種方式。
生活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司馬遷、孫子、韓非、李斯、司馬光那樣，遇到挫折，仍然鍥而不舍，執著于自己的事業。有的人一旦失敗，不是一蹶不振，就是自刎烏江，也有從摩天高樓跳下，“而今安在哉”！
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凡是地位越高，學問越大，受難越深的人，寫出來的東西就越深，影響也就越大。楊慎的《三國演義》篇首詞《臨江仙》就是最好的證明。挫折似乎對他們來說，不是災難，而是財富。
今天我們編纂方志，雖然不必具有這個“特色”，但是我們也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平，擋得住誘惑，為編纂好地方志貢獻自己的力量。
學習司馬光的謙虛好學精神。
司馬光自幼聰明好學，七歲時能熟練背誦《左傳》。“司馬光砸缸”的故事，足以說明他才智過人。
宋仁宗寶元初年，年僅二十歲的司馬光考中進士甲科，但他從不驕傲自滿。步入仕途后，仍然潛心學習，力求博古通今。他通曉音樂、律歷、天文、地理、數學，對經學和史學研究尤為用心。
司馬光母親病故，他在三年守孝期間，利用一切時間，勤奮學習，閱讀了大量書籍，為編纂《資治通鑒》奠定了基礎。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鉆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涼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
作為今天地方志的編纂者，要善于學習，把學習看成工作需要，更要把學習看成生活的一部分，要有寬闊的知識面，要一專多能。可能我們達不到司馬光的知識水平，但我們要有好學上進的精神。
學習司馬光編纂的方法和技巧。
《資治通鑒》是一部成熟的史書，這是因為它成書于方志成熟定型期——兩宋（秦漢起步，隋唐發展，兩宋成熟，元明普及，清代鼎盛，民國創新），出自于編者的政治、經驗成熟期（司馬光四十七歲開始編纂，六十六歲完成）。
編者把這1362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即使用順敘，不用插敘，倒敘；用直接敘述，不用間接敘述。該書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時索則事敘。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時間、地點、人物、過程，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一目了然。
記述詳略得當，詳人事略自然。書中對自然環境、天文情況，地理面貌從略，如漢紀五十八，“冬，十月，荊州地震”僅7個字。對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人物敘述的很詳細。細到記敘了人物之間的對話，對重大事件的經過的某些細節也不放過。如漢紀五十八，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在談論自己的起家經歷和遠大報國理想時，用了1488字。
詳志略述。對紀的概述則精上加精，惜墨如金。一般都在十五六字左右，很少超過二十字，最少的只有十三字。如漢紀十九的述，只有十三個字。
詳近略遠。從全書記述的16個朝代，一共1362年的歷史看，隋唐五代371年，占全書40%，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
史書述而有議，方治述而不議。隔代寫史，當代修志。修志要寓說理于敘事之中（孔子春秋已經體現）。只用客觀敘述，讓事實說話，不主觀敘述，編纂者戒忌感情敘述。
文字鮮活生動，引人入勝。有人贊《通鑒》不僅是歷史書，還可以當文章讀。梁啟超用“飛動”一詞盛贊《通鑒》的文采：“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動，使字字都活躍紙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
正確看待史志的可靠性。
史志是封建王朝利用它了解各地情況，以便加強統治的工具。因此史志總是勝利者寫的，執政者寫的，總是為當權者服務的。《資治通鑒》有沒有階級性，有沒有政治傾向？讀了你就會懂得，應該說是有一定的政治傾向的。本來史書應該尊重歷史，尊重客觀事實，客觀反映自然、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狀況，讓讀者能夠從這些現象中，找出規律，找出經驗和教訓，以免歷史的錯誤重犯，人類的悲劇重演，為后人造福。但是編纂者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生活的，必然受到環境的影響，他對自然、社會的認識，必然會受到認識水平的限制，必然會摻雜自己的見解和觀念。因為人在階級社會里，是有階級性的，所以難免編纂史書帶有政治傾向。
編纂的目的性，也決定了史志的傾向性。書名的意思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借鑒來加強統治。司馬光曾經對編纂的目的，有一段表述，“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大事，發揮“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以史為鑒的社會功能。顯然史書《資治通鑒》為安邦治國者寫的，是給當權者看的，是給皇帝、大臣看的，顯然，當朝的皇帝不滿意，大臣們反對，該書是萬萬不能付梓出版的。歷史上的文字獄的教訓是深刻的，文字獄的現象更是冷人痛心的。顯然《資治通鑒》不是給陳勝吳廣看的，也不是為陳勝吳廣起義服務的。不是給張角等人看的，也不是為黃巾起義服務的。《資治通鑒》也聽不到陳勝、吳廣、張角等人的聲音。因此目的決定方向，決定政治傾向，決定階級性。
歷志往往是勝利者寫的，是當權者寫的。盛世編志，恰恰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這一點。勝者為王敗者寇，不僅是社會的普遍認識，而且史書往往也會流露這方面的傾向。《資治通鑒》也明顯帶有這方面的傾向，如書中稱張角、諸葛亮為宼。
史志的價值在于尊重客觀事實，在于真實反映歷史。可是史志的發言權在勝利者手里，在統治者手里，在編纂者手里，這就難免帶有色彩，難免帶有傾向。從社會角度看，歷史既是勝利者創造的，也是失敗者創造的；既是勝利者推動的，也是失敗者推動的。不能因為是失敗者就沒有話語權，可是事實恰恰就存在失敗者沒有話語權。
這個問題涉及到方志的特點。很多專論提出四點：區域性、連續性、廣泛性、可靠性。或五點：地方性、連續性、廣泛性、資料性、可靠性。而倉修良老先生的《方志學通論》卻認為其特點：地方性、連續性、廣泛性、多樣性和時代性。唯獨沒有可靠性。他認為“舊方志雖然包含了大量的可貴史料，但并不能說其中的資料都可靠、真實”，可謂獨具慧眼。這對我們認識史志的可靠性是有借鑒作用的。
這給編纂者一個警醒，千萬不能持勝者為王敗者寇的思想，千萬不能忽視沒有話語權的一方，千萬不能忽視那些所謂不成功的人和事。
客觀看待不足。
盡管《資治通鑒》無論從史志，還是從文學方面都達到很高水準，作為編年體史書，有一個明顯的不足，就是不能集中體現重要人物的歷史作用。本來史志是地主階級在掌握政權以后，用來總結歷史上重要經驗教訓的，是總結新興地主階級奪取勝利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的。在人治的社會里，人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編年體就不能像紀傳體那樣，可以突出重要人物在歷史進程中，所起到的作用，特別是各種人物的功與過，以及成敗得失的經驗和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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