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征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征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于人心善，若不貶，庸知其非正經，春秋常于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于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于地，禮尊于身。何以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于火，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安之，于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于志是已矣。今春秋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于文而甚于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囂囂然輕計妄討，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得歸，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逢此時，茍不取同姓，詎至于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于所見，微其辭，于所聞，痛其禍，于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書日，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于外道而不顯，于內諱而不隱，于尊亦然，于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身，春秋之道也。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圣者法天，賢者法圣，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圣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于后世也。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茍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貍首之樂者，于是自斷貍首，縣而射之，曰：‘安在于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徒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王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樂于終，所以見天功也；緣天下之所新樂，而為之文，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于內而動發于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于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圣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于患害也，故頀，頀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頀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于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歌詠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于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難者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取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于太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后，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于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于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后，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于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后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來是也；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后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后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浹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贅，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今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于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轢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為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只“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

　　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不以三年，又以喪取，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群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命大夫弗為使，是惡惡之征，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任多少，適疾徐，造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圣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弒君，四年之后，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弒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盾誅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留經中，翻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于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于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案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茍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枸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公弒，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厚薄，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系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于理，皆見其善，莫見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系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系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繅枉世而直之，繅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