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13-11-14 09:06

第一章 “西歐領跑還是中西齊驅？”

　　一、彭氏理論：挑戰“歐洲中心論”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歐洲走到了世界的前沿，而落后了的中國只能遭受被動挨打的命運，所以“中國為什么沒有成為歐洲”對于中國的歷史學家來說成為了一個極具現實意義的問題。一直以來，“歐洲中心論”的觀點甚囂塵上，很多史學家相信，在中國被迫打開國門之前，中國與西方是完全隔離、毫不相干的兩個世界；如果沒有西方人將資本主義帶入亞非地區，這些地區將始終是落后的、停滯的，許多中國的史學家也都甘心服膺于此。

　　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的西方學者開始提出不同的聲音，他們試圖突破“西方注定戰勝東方”的宿命論觀點，建構一個宏觀的框架，來重新審視世界近代史。加州學派的領軍人物彭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獨辟蹊徑，大量運用了年鑒學派的理論，采用計量史學的方法，對中西方歷史進行空間與時間的雙向交叉比較，得出了讓史學界為之震動的新結論：直到18、19世紀之交中國同西歐才發生明顯的大分流，在此之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西歐優于中國。

　　在這本書中，作者并沒有像前人那樣比照著西歐的歷史尋找中國的不足，而是將兩者放在同一考察范圍內，并不以任何一方為標準。這一點就完全顛覆了“歐洲中心論”者研究的基本思路乃至理論支撐。

　　通過一系列微觀考察，分析了大量前人的研究成果，甚至將數據比較細化至中國與西歐平均每人每日卡路里的攝入量，彭慕蘭得出了“大分流”之前中國與西歐“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即19世紀中期以前，在生活水平、積蓄資產、科學技術、土地和勞動要素市場等方面，中國和西歐的發展水平旗鼓相當，甚至在很多時候中國擁有領先的地位，似乎“沒有任何理由認為這些發展模式會‘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導致工業突破”①。

　　接著，彭慕蘭從奢侈品消費入手，考察了茶葉、糖、家具、舶來品等物，他認為歐洲的消費需求并不比中國大多少，收入分配也并不比中國更合理。然后，他一一批駁了在經營方式、資本安全、海外剝削和資本積累等要素上歐洲擁有明顯優勢的觀點，他認為“遲至18世紀中葉，西歐的生產力或經濟并沒有獨一無二的高效率”②。

　　通過縱橫捭闔、時空交錯的多次比較，彭慕蘭否認了歐洲自身擁有任何明顯優勢，也狠狠回擊了“歐洲中心論”者對歐洲優勢的盲目拔高。在一系列舊有觀點被證偽后，彭慕蘭認為在“大分流”之前，中國與西歐都面臨生態環境惡化導致經濟發展遭遇瓶頸的窘境，而“使歐洲逃脫這些制約的優勢主要是生態性的”③，即煤的開發利用和對新大陸的殖民統治。這偶然出現的兩點優勢為西歐（尤其是英國）提供了中國當時無法得到的發展動力，大大緩解了西歐面臨的生態危機和發展瓶頸。歐洲從此走上了一條飛速發展的道路，而中國則掉入了“內卷化”的漩渦。

　　二、彭氏理論：開創性和論證缺陷

　　對中國與西歐的比較研究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在驚訝于作者眼花繚亂又細致入微的考察（例如列舉氣候溫暖、烹調方法快、燃料效率高、火爐設計合理、收集木柴充當燃料等優勢使華南的人均燃料需求比法國低很多）的同時，我不禁懷疑一次次如此微觀的比較是否能夠支撐得起作者設定的時段悠長、空間廣闊的研究框架？在他所考察過的眾多發展要素中，中國同西歐都沒有非常明顯的差距，那是否有可能正是這些微小的差異在歷史長河中聚少成多、聚沙成塔？按照他這樣的考察方式，是否能夠保證所有的要素都被考慮到了？

　　彭慕蘭坦言：“煤和新大陸將有多大的意義，部分地依賴我所指出的其他地方的相似性怎樣使讀者信服”④。換言之，本書的立論都建立在第一部分“無數令人驚異的相似之處”之上，然而加州大學的黃宗智教授卻指出彭慕蘭“偏重理論和書面數字，以致在論證過程中出現了不少經驗性錯誤”；“彭著的證據基礎很難評估。該書并非基于第一手研究，而主要是依賴二手的學術文獻寫成”⑤。這導致第一部分的各類比較結論可信度略有降低，從而使整本書的基石顯得不夠穩固。

　　其次，彭慕蘭強調西歐（尤其是英國）對煤的開發和對新大陸的殖民帶有巨大的偶然性，大大簡化了問題的復雜性，卻不曾考慮為何是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如果是中國人發現了新大陸是否就能以此逃脫落后的命運等問題。

　　另外，“大分流”后中國深陷“斯密動力”峽谷不能動彈，進入停滯的過密化發展的觀點是否值得懷疑？清末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又該如何解釋？

　　以多年來中外史學家在這一課題上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在這樣一部具有開創性的著作中尋找漏洞并不難，以上這些疑問也是不可被忽視的。但正應了吳承明先生所說的“史無定法”，也應了彭慕蘭所說的：“這并不是一個可以期望任何作者作出定論的課題”⑥，比起《大分流》中的種種不足，我卻更愿意強調它創造性的比較和突破性的見解。

　　首先是彭慕蘭放棄了“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現代與傳統”、“民主與專制”這些我們所熟知的二元對立概念，將中國與西歐放在同一框架內，毫無偏見地進行交互比較，無疑給人以極大的震撼，特別讓一度安于接受“歐洲中心論”的中國史學家開始覺醒。這無論是對歷史研究還是當代社會都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其次，雖然許多史學家都在批評彭慕蘭對煤礦和新大陸的特別青睞（當然這也是彭著最引人非議的一點），但我們更應該注意到本書超過三分之二的篇幅都在強調中國與西歐的聯系和相似，并且在正文的最末，他寫道：“與其說我們有理由追尋工業化前夜真正獨立的實體之間的差異，不如說我們更應該了解先前已存在的關聯在使這些差異產生時起的重要作用”，可見，《大分流》最主要的重點并不在于強調中國和西歐之間在煤礦和新大陸上的差異，也沒有否認歐洲自身特點對工業發展產生積極影響，而在于突出中國和歐洲在“大分流”之前并無明顯差距，以及它們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關聯。這一點才是彭著對長期掌握話語權的“歐洲中心論”的最大突破，也正是它能引起學術界震動和廣泛好評的最大原因。

　　比起一些史學家對彭著理論的懷疑和批駁，彭著本身對前人汗牛充棟的論著的顛覆以及他對于研究這段歷史提出的新思路就顯得更引人矚目了。

　　三、彭氏理論：史學家的不謀而合

　　除卻彭慕蘭，許多同樣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學者都選擇了各自的角度來重新建構一個創造性的比較框架，他們所得出的結論一次次沖擊著“歐洲中心論”的觀點。加州學派的另一位領軍人物王國斌在他的著作《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一書中明確反對了“回顧推測”，即“從19世紀與20世紀出發，到近代早期去追溯成功者的經驗的起始”⑦，因為這樣具有目的論和宿命論的研究方式往往以歐洲的成功作為標準，將中國的“反常”之處一律劃進落后和停滯的表現。

　　他在考察中國與歐洲在工業化之前的經濟變化動力的時候發現了雙方的許多相似之處，并且強調煤礦與新大陸的利用幫助歐洲突破了古典經濟學家所謂的“增長極限”，這一點與彭慕蘭不謀而合。

　　另外，他在考察歐洲與中國的國家形成問題時并不拒絕歐洲的經驗。他先是從歐洲的角度看中國，他發現“中華晚期帝國歷史的許多內容便變得無關緊要了，因為它們與政治代表、戰爭以及財政擴充等問題無關”⑧；而從中國的角度看歐洲則發現“歐洲沒有中國人用以創建和再生一個農業帝國內的社會秩序的機構與方法”⑨。而且在國家面臨的“挑戰”、國家擁有的“能力”和國家承擔的“義務”這三方面上歐洲與中國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因此，他認為在國家統治方面，歐洲與中國的相似之處非常少，可比性很低。最后，他強調各個地區發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合理的，凸顯了歷史發展應當是多重軌跡的，而不應該以任何一個地區的發展軌跡為標準，從而指出了以往“歐洲標準”的局限性，也彌補了彭著偏重經濟史研究而對政治體制與思想文化一筆帶過所造成的漏洞。

　　另一位“歐洲中心論”的反對者弗蘭克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中也充分挑戰了亞洲生產力始終是傳統、落后和停滯的這一長期論調，并且逐一批駁了帶有“歐洲中心論”色彩的諸多學說。

　　但同時，他卻“把中國置于亞洲的中心，把亞洲置于全球經濟的中心”⑩，針對“歐洲中心論”，他建立起了“亞洲中心論”的體系，以此做出了對歐洲經驗的徹底否定。此外，他用貿易出超證明中國經濟比歐洲經濟發達，用白銀在世界范圍內流通就斷定當時已存在統一的世界經濟體，這些結論都明顯值得推敲和懷疑。而“亞洲中心論”甚至是“中國中心論”的傾向則使他掉入了他所反對的那一方的邏輯習慣之中。這與他“使人們承認統一性中的多樣性和贊美多樣性中的統一性”○11的初衷背道而馳。

　　與此相比，彭慕蘭與王國斌的觀點則顯得更加謹慎和穩妥，他們都承認特殊性和統一性并存的事實，并且強調要建立一個不存在任何中心的新的比較框架，來解釋歷史在不同模式下的變遷，而并不是單純地為了反抗長期掌握話語權的“歐洲中心論”而刻意地獨樹一幟、標新立異。

　　四：彭氏理論：對中國史界的啟示

　　正因為近代中國不堪回首的屈辱歷史，中國的史學家們一直致力于尋找中國落后的原因，在急于回答“李約瑟難題”（為什么直到中世紀中國還比歐洲先進，后來卻會讓歐洲人著了先鞭）時無意識地預設了中國最終落后于歐洲的結論，采用倒推歷史的方法，在同歐洲史的比較研究中，許多中國與歐洲的不同之處都被認作了落后的表現，似乎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充滿了讓人痛心疾首的錯誤的歷史。并且史學家們一直在設想，如果沒有西方的介入中國能否也走上西方的道路等等問題，仿佛“作為民族共同體的‘我們’之存在，竟然有賴于西方這個‘他者’”○12，如果缺少西方這個參照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自己呢？

　　在當代社會，對于中國應該選擇怎樣的發展道路，學界仍然爭論不休，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普世價值和社會制度，還是“走一條超越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制度’創新道路”（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戰）？我想，這與中國人如何看待近代史，如何看待中西方的“大分流”不無關系。可見，以《大分流》為代表的一系列挑戰“歐洲中心論”的著作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又是多么重要。

　　雖然西方史學界“唱盛中國”的聲音越來越響，但中國人還是應該保持冷靜，不可盲目認為“東風”必然壓倒“西風”，也不可因為之前的眾多論著帶有“歐洲中心論”的色彩就予以全盤否定，而是應該去蕪存菁，重新審視世界近代史和中國在其中的得失，為中國的未來尋找一條合理的出路。

　　因此，我認為，《大分流》一書引人深思的地方遠遠要比遭人批評的地方更多。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得出了怎樣的結論，而是在于它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讓人們看到在中西方比較歷史的研究中還有很大一塊處女地尚未被開墾。如果有更多史學家開始專注于這樣突破性的研究，相信那些已經暴露出弊病的舊有理論遲早會遭到徹底的拋棄，而對于近代史的解讀和對于未來的展望又將是另一番新的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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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①：【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P130-131

　　②：【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P253

　　③：【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P257

　　④：【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P343

　　⑤：【美】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大分岔：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

　　⑥：【美】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P1

　　⑦：【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P86

　　⑧：【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P97

　　⑨：【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P102

　　⑩：【美】王國斌《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