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蓋惟以姿態(tài)聲音，自達(dá)其情意而已。聲音繁變，濅成言辭，言辭諧美，乃兆歌詠。時屬草昧，庶民樸淳，心志郁于內(nèi)，則任情而歌呼，天地變于外，則祗畏以頌祝，踴躍吟嘆，時越儕輩，為眾所賞，默識不忘，口耳相傳，或逮后世。復(fù)有巫覡，職在通神，盛為歌舞，以祈靈貺，而贊頌之在人群，其用乃愈益廣大。試察今之蠻民，雖狀極狉獉，未有衣服宮室文字，而頌神抒情之什，降靈召鬼之人，大抵有焉。呂不韋云，“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呂氏春秋》《仲夏紀(jì)》《古樂》）鄭玄則謂“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詩譜序》）雖荒古無文，并難征信，而證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間之心理，固當(dāng)以呂氏所言，為較近于事理者矣。

　　然而言者，猶風(fēng)波也，激蕩既已，余蹤杳然，獨恃口耳之傳，殊不足以行遠(yuǎn)或垂后。詩人感物，發(fā)為歌吟，吟已感漓，其事隨訖。倘將記言行，存事功，則專憑言語，大懼遺忘，故古者嘗結(jié)繩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書契。結(jié)繩之法，今不能知；書契者，相傳“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yuǎn)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辭》）“神農(nóng)氏復(fù)重之為六十四爻。”（司馬貞《補史記》）頗似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積畫成象，短長錯綜，變易有窮，與后之文字不相系屬。故許慎復(fù)以為“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說文解字序》）。

　　要之文字成就，所當(dāng)綿歷歲時，且由眾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圣，亦憑臆之說也。

　　許慎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周禮八歲入小學(xué)，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zhuǎn)注，轉(zhuǎn)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托事，令長是也。”（《說文解字序》）指事象形會意為形體之事，形聲假借為聲音之事，轉(zhuǎn)注者，訓(xùn)詁之事也。虞夏書契，今不可見，岣嶁禹書，偽造不足論，商周以來，則刻于骨甲金石者多有，下及秦漢，文字彌繁，而攝以六事，大抵弭合。意者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觸目會心，不待授受，漸而演進(jìn)，則會意指事之類興焉。今之文字，形聲轉(zhuǎn)多，而察其締構(gòu)，什九以形象為本柢，誦習(xí)一字，當(dāng)識形音義三：口誦耳聞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義，三識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則寫山曰崚嶒嵯峨，狀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蔥蘢，恍逢豐木，鱒魴鰻鯉，如見多魚。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連屬文字，亦謂之文。而其興盛，蓋亦由巫史乎。巫以記神事，更進(jìn)，則史以記人事也，然尚以上告于天；翻今之《易》與《書》，間能得其仿佛。至于上古實狀，則荒漠不可考，君長之名，且難審知，世以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者，列三才開始之序，繼以有巢燧人伏羲神農(nóng)者，明人群進(jìn)化之程，殆皆后人所命，非真號矣。降及軒轅，遂多傳說，逮于虞夏，乃有箸于簡策之文傳于今。

　　巫史非詩人，其職雖止于傳事，然厥初亦憑口耳，慮有愆誤，則練句協(xié)音，以便記誦。文字既作，固無愆誤之虞矣，而簡策繁重，書削為勞，故復(fù)當(dāng)儉約其文，以省物力，或因舊習(xí)，仍作韻言。今所傳有黃帝《道言》見《呂氏春秋》），《金人銘》（《說苑》），顓頊《丹書》（《大戴禮記》），帝嚳《政語》（《賈誼新書》），雖并出秦漢人書，不足憑信，而大抵協(xié)其音，偶其詞，使讀者易于上口，則殆猶古之道也。

　　由前言更推度之，則初始之文，殆本與語言稍異，當(dāng)有藻韻，以便傳誦，“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區(qū)以別矣。然漢時已并稱凡等于竹帛者為文章（《漢書》《藝文志》）；后或更拓其封域，舉一切可以圖寫，接于目睛者皆屬之。梁之劉勰，至謂“人文之元，肇自太極”（《文心雕龍》《原道》），三才所顯，并由道妙，“形立則章成矣，聲發(fā)則文生矣”，故凡虎斑霞綺，林籟泉韻，俱為文章。其說汗漫，不可審理。稍隘之義，則《易》有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解字》曰，“文，錯畫也。”可知凡所謂文，必相錯綜，錯而不亂，亦近麗爾之象。至劉熙云“文者，會集眾彩以成錦繡，會集眾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也”（《釋名》）。則確然以文章之事，當(dāng)具辭義，且有華飾，如文繡矣。《說文》又有彣字，云：

　　“也”；“北，彣彰也”。蓋即此義。然后來不用，但書文章，今通稱文學(xué)。

　　劉勰雖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而晉宋以來，文筆之辨又甚峻。其《總術(shù)篇》即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

　　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蕭繹所詮，尤為昭晰，曰：

　　“今之門徒，轉(zhuǎn)相師受，通圣人之經(jīng)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fēng)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曰，“筆，退則非謂成篇，進(jìn)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精靈蕩搖。而古之文筆今之文筆，其源又異。”

　　（《金樓子》《立言篇》）蓋其時文章界域，極可弛張，縱之則包舉萬匯之形聲；嚴(yán)之則排擯簡質(zhì)之?dāng)⒂洠赜性屙崳埔迫饲椋嫉梅Q文。其不然者，概謂之筆。

　　辭筆或詩筆對舉，唐世猶然，逮及宋元，此義遂晦，于是散體之筆，并稱曰文，且謂其用，所以載道，提挈經(jīng)訓(xùn)，誅鋤美辭，講章告示，高張文苑矣。清阮元作《文言說》，其子福又作《文筆對》，復(fù)昭古誼，而其說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