廂房里電話鈴響。

　　“丁宅呀，找丁大夫說話？等一等。”

　　丁大夫的手氣不壞，剛和了一牌三翻，他得意地站起來接電話：

　　“知道了，知道了，回頭就去叫他派車到張宅來接。什么？要暑藥的？發痧中暑？叫他到平濟醫院去吧。”

　　“天實在熱，今天，中暑的一定不少。”五少奶坐在牌桌上抽煙，等丁大夫打電話回來。”下午兩點的時候剛剛九十九度啦！”她睜大了眼表示嚴重。

　　“往年沒有這么熱，九十九度的天氣在北平真可以的了。”一個客人搖了搖檀香扇，急著想做莊。

　　咯突一聲，丁大夫將電話掛上。

　　報館到這時候積漸熱鬧，排字工人流著汗在機器房里忙著。編輯坐到公事桌上面批閱新聞。本市新聞由各區里送到；編輯略略將張宅名伶送戲一節細細看了看，想到方才同太太在市場吃冰淇凌后，遇到街上的打架，又看看那段廝打的新聞，于是很自然地寫著“西四牌樓三條胡同盧宅車夫楊三”新聞里將楊三王康的爭斗形容得非常動聽，一直到了“扭區成訟”。

　　再看一些零碎，他不禁注意到挑夫霍亂數小時斃命一節，感到白天去吃冰淇凌是件不聰明的事。

　　楊三在熱臭的拘留所里發愁，想著主人應該得到他出事的消息了，怎么還沒有設法來保他出去。王康則在又一間房子里喂臭蟲，茍且地睡覺。

　　“哪兒呀，我盧宅呀，請王先生說話，”老盧為著洋車被扣已經打了好幾個電話了，在晚飯桌他聽著太太的埋怨那楊三真是太沒有樣子，準是又喝醉了，三天兩回鬧事。

　　“對啦，找王先生有要緊事，出去飯局了么，回頭請他給盧宅來個電話！別忘了！”

　　這大熱晚上難道悶在家里聽太太埋怨？楊三又沒有回來，還得出去雇車，老盧不耐煩地躺在床上看報，一手抓起一把蒲扇趕開蚊子。

　　李健吾說林徽因小說《九十九度中》

　　我不明白內容和形式怎樣分開。一件將軍的鎧甲只是鎧甲，并不是將軍：剝掉鎧甲，將軍照樣呼吸。殺掉將軍，鎧甲依舊存在。這不是一個妥當的比喻。如若“陀斯妥夫斯基往往是被當做好像沒穿制服的將軍”，并不妨害陀氏之為偉大。所以鎧甲不是形式，而是辭藻。形式和內容不可析離，猶如皮與肉之不可揭開。形式是基本的，決定的：辭藻，用得其當，增加美麗；否則過猶不及，傅粉涂紅，名曰典雅，其實村俗。一個偉大的作家，企求的不是辭藻的效果，而是萬象畢呈的完整的諧和。他或許失之于偏，但是他不是有意要“偏”，這只是他整個人格的存在。所以批評家唯恐冒昧，輕易不敢把這叫做“偏”，而另尋別的字樣象征，例如有力，深刻，透辟等等。他的作品（由一個全人格產生出來的作品）根據著他全部的生活，而支配作品的方向的，多半是他先天的性情。一部作品和性情的諧和往往是完美的符志。

　　沒有再比人生單純的，也沒有再比人生復雜的，一切全看站在怎樣一個犄角觀察；是客觀的，然而有他性情為依據；是主觀的，然而他有的是理性來駕駛。而完成又有待乎選擇或者取舍；換而言之，技巧。一部文學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運用；不在情節，而在情節的支配；不在辭藻，而在作者與作品一致。

　　因為思想或者背景的同異，讀者可以否認某些材料的使用，然而絕對沒有權利抹殺它們的存在。

　　一件作品的現代性，不僅僅在材料（我們最好避免形式內容的字樣），而大半在觀察，選擇和技巧。

　　這就是為什么在一九三五年，我卻偏要介紹一九三四年的一篇短篇小說，那篇發表在《學文》雜志第一期的《九十九度中》，林徽因女士的制作。我相信讀者很少閱讀這篇小說，即使閱讀，很少加以相當注意。我親耳聽見一位國立大學文學院的教授，向我承認他完全不懂這不到一萬五千字的東西。他有的是學問，他缺乏的便是多用一點點想象。真正的創作，往往不是腐舊的公式可以限制得下。一部杰作的存在，不僅在乎遵循傳統；然而它拋不掉傳統，因為真正的傳統往往不只是一種羈絆，更是一層平穩的臺階。但是離開那些初步的條件，一部杰作必須有以立異。一個作家和一個作家已經形成人性上絕大的差異。根據各自的稟賦，他去觀察；一種富有個性的觀察，是全部身體靈魂的活動；不容一絲躲懶。從觀察到選擇，從選擇到寫作，這一長串的精神作用，完成一部想象的作品的產生，中間的經過是必然的，絕不是偶然的；唯其如此，一以貫之，我們絕難用形式內容解釋一件作品，除非作品本身窳陋，呈有裂痕，可以和件制服一樣，一字一字地皍扯下來。

　　一件作品或者因為材料，或者因為技巧，或者兼而有之，必須有以自立。一個基本的起點，便是作者對于人生看法的不同。由于看法的不同，一件作品可以極其富有傳統性，也可以極其富有現代性。我繞了這許多彎子，只為證明《九十九度中》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制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材料更事實的，然而卻只有這樣一篇，最富有現代性；唯其這里包含著一種獨特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來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個人生的橫切面。在這樣溽暑的一個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們的眼前，沒有組織，卻有組織；沒有條理，卻有條理；沒有故事，卻有故事，而且那樣多的故事；沒有技巧，卻處處透露匠心。這是個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來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動之中，呈出一個復雜的有機體。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筆鋒，作者引著我們，跟隨飯莊的挑擔，走進一個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戀的，有**的，有慶壽的，有成親的，有享福的，有熱死的，有索債的，有無聊的，……全那樣親切，卻又那樣平靜———我簡直要說透明；在這紛繁的頭緒里，作者隱隱埋伏下一個比照，而這比照，不替作著宣傳，卻表示出她人類的同情。一個女性的細密而蘊藉的情感，一切在這里輕輕地彈起共鳴，卻又和粼粼的水紋一樣輕輕地滑開。

　　奇怪的是，在我們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熱情奔放的時代，卻有這樣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凈的鏡頭（理智），攝來人生的一個斷片，而且縮在這樣短小的紙張（篇幅）上。我所要問的僅是，她承受了多少現代英國小說的影響。沒有一件作品會破石而出，自成一個絕緣的系統。所以影響盡管影響，《九十九度中》仍是根據了一個特別的看法，達到一個甚高的造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