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陳警官

　　當我一個人在家看完《重慶森林》的碟片的時候，就超想跟金城武一樣來一句“邱毓已經離開我多少天多少小時多少分鐘多少秒了”。至于她到底離開了我多久，我根本沒法說清，好像也沒有太久，但好像也有點日子了。所以當電影看完的時候，我已無可救藥的愛上了那句臺詞：“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在什么東西上都有個日期，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我開始懷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東西是不會過期的？”

　　20年過去了，每當我路過這個地方，我都會想起這里曾發生過一起奇怪的案子，它被時間越洗越光亮，透過一片混沌的記憶的每個縫隙，發出熠熠的光輝。盡管這個地方在20年里從一家小賓館變成港貨的批發市場，再變成一棟百貨大樓，淹沒在無數棟大同小異的高樓里。

　　我至今還能輕松的背出那起案子里死者的全部信息：死者叫蔣松，男，17歲，北京人，中國人民大學大一的學生。出事那天，他和兩個同學一起，來天津參加大學生音樂節，音樂節結束后他們仨選擇在天津再玩幾天。因為蔣松有潔癖，所以在住賓館時那倆人住同一間，蔣松單獨住一間。那天蔣松約莫在夜里十二點半死于賓館的床上，尸體是第二天早上被他倆同學及賓館經理一同發現的。

　　之所以如此清晰的記得這些信息，是因為他的死亡把我們整個警局都丟進了一片茫然：這簡直是皮格馬利翁式的死法，死亡就像是他精心雕鏤的石像般，他用盡自己的意志力，終于把游蕩在體外的死亡給叫醒，回歸到他體內，伴著他的欣然接受——如果死亡不是以如此的方式與他渾然一體的，那就誰也解釋不通他的死因和他死時那種滿面安然。那時的我雖是剛工作，卻聽到在場的那些老警察說，“見過帶著滿足去死的，也沒見過這副表情。”對于他的死，誰也不敢下一個謬論，所以這起案子被一拖再拖，拖到媒體開始懷疑我們的工作能力了，我們才以“心臟病突發”來草草結束這起案子，盡管我們內部的都知道，根本就不是這么一回事。負責尸檢的警官說他的死是“fadeout”——他身體里的每個器官，都是慢慢地、有條不紊地在死亡面前黑屏。

　　處理這起案子的時候，我跟邱毓正處于分手的邊緣：她愛上了無緣無故的消失，經常是某個清晨我從床上醒來，她已經在穿衣服了，我就假裝還在睡覺，等她出去后“砰——”一聲關上門，我才慢悠悠從床上起來，繞開滿地的熱水瓶和臉盆，挪到陽臺邊，等著看她雙手插著褲口袋酷酷的出現在街邊。這時候街上一個人都不會有，她就如此唐兀而又大踏步的走著，及肩的短發隨著她的步調一下一下的晃動著，我最喜歡她的頭發了。

　　接下來她就會消失上好幾天，幾天之后她再度出現在家里，在我下班的時候沖過來，抱怨我怎么沒給她買吃的回來。

　　但我并不想問她這些天去哪了，見了哪些人，吃了什么，在哪睡的，在哪洗的澡。我們的關系就像包在泡泡里的煙，一旦捅破了就要迷人眼睛。所以我說一句“現在去買”，然后關上門，在門口抽支煙，再去超市。

　　在我遇上這起案子的時候正是邱毓又一次無故消失的第三天，一周之后我被派去北京調查，主要調查一個叫蘇夏言的女生——蔣松生前的女友，順便再找蔣松的家人問一些問題。臨出發前，邱毓都還沒回來，我有點擔心，因為不知道自己這次去要多久才會回來——畢竟關于蔣松我有太多的疑問。所以我去超市買吃的——邱毓特別喜歡吃一種水果乳糖，尤其是草莓味的，我買了五斤。冰箱被我塞的滿滿當當，又去交了水電費，給家里做了個大掃除，再在電視機上貼張字條，“毓，我出差去了，如果你這段時間里回來了，記得，冰箱里什么吃的都有。”貼完，我又仔細看了看，把“什么”兩個字劃掉了。

　　我應該是了無牽掛的出發了。

　　到了北京，在人大附近的醫院如約見到了蘇夏言：她躺在病床上，左手掛著水，嘴唇泛白，黑色的長發散開鋪了一床，雙眼直勾勾看著天花板，毫無生氣。我坐到她床邊，亮了亮身份，“警察，請配合一下工作。”

　　她不說“好”，也不說“不好”，分明跟沒聽到我說話似的。

　　“我是警察，請配合一下我工作，謝謝。”

　　她依舊毫無表示，我只好自顧說下去，“我現在需要問你幾個問題，希望你如實回答。你和蔣松是情侶對吧？那么，我想問下，他在去天津之前有什么特別的表現嗎？”

　　她跟植物人一樣，一點表示都沒有。我實在氣不過，就對著她耳朵大聲的把話重復了一遍，“請問——蔣松——去天津之前——有什么——特別——的——表現——嗎？”

　　這回她終于有了點回應：她的喉嚨里發出一絲模糊的聲音，接著眼角淌下一滴淚來。最開始她是小聲啜泣，我跟她說“姑娘你別哭了”，她就轉換為撕心裂肺的痛哭，她捶床，床發出巨大的響聲，幾欲散架；她咬嘴唇，血也順著嘴角流下來。接著我就被護士請了出去。但我沒有急著離開，我坐在病房外抽了支煙，聽到里面的聲響一點點平息，才慢悠悠離去的。

　　第二天我又來到了蘇夏言的病床前，她的姿勢和昨天一樣。我把帽子摘了放一邊，跟她說，“姑娘啊，昨天是我不好，我剛工作沒多久，一些事情啊我也處理不來，昨天唐突了，不好意思。今天我不是來問你問題的，我們就聊聊天，成不？”她不答，我就接著說，“其實吧，覺得你真不必這樣，蔣松他家里人也不見得有你這么傷心呢。”我拿起桌上一個蘋果，問她，“吃不？”她不說話，我就削起皮來，“跟你講個事吧，你可別到處亂講，你到處亂講了我可要受到處罰的，這事關于蔣松。咦？沒反應啊？我以為你會突然坐起來晃我肩膀問什么事呢。好了，你不說話我也會告訴你的，因為我鐵了心告訴你——蔣松他不是心臟病突發死的，他是自殺的。咦？還不理我啊？不相信我是不？我說的都是真的——蘋果削好了，你再不理我我就吃了哈，嗯~真甜，誒，這誰拿來的蘋果啊？這么甜？回頭讓他（她）告訴我哪買的，我買些回去給我同事吃，好不？你要想吃就吱個聲啊，我隨時再給你削一個——看你指甲都很白啊，好多天沒怎么吃東西了吧？跟你講，多少吃點，相信我，蔣松這會剛上天堂，肯定各路神仙都要為他接風，請他吃飯，你想啊，他正吃的開心，你在這里為他餓肚子，多傻……”

　　我跟蘇夏言一直聊到了晚上——準確點講，是我跟她說到了晚上，她根本沒理我。這天夜里，我從醫院出來，一個人在中關村大街上晃晃蕩蕩，買了個烤肉卷拿手上邊走邊吃，吃完，我正好看到附近一家電話亭，想給邱毓傳一條留言，我說：“毓啊，到家沒有……”話至此，我卻沒了下文。這時候我才發現，我不會跟她聊天。

　　第三天來醫院的時候蘇夏言已不在床上，我問醫生，醫生說她已經出院了。“可是，我前兩天來看她的時候她還是躺在床上動也不動啊。”我跟醫生說。

　　“不動？這我不清楚，反正我去看她的時候她都恢復的差不多了。本來就不是大病，只是絕食，掛幾天水，開導開導就好了的。現在估計都回學校上課了吧。”

　　我跑到人大來找蘇夏言——我算是明白了，我以為她是悲痛過度才那樣對我，其實根本不是，這都是她裝出來的。我見到辦公室就沖進去，先亮身份，再問里面每一位老師，問他們認不認得蘇夏言，終于有一位老師回答我了，“你說的是財會的蘇夏言吧？”

　　“你學生嗎？”

　　“嗯，對。”

　　“是這樣的，你知道你們學校死了個叫蔣松的學生吧？她是他女朋友，我找她想了解一些關于蔣松的情況。”

　　“蔣松不是心臟病突發嗎，找夏言調查什么？”

　　“廢那么多話干嘛，我需要調查你們只負責配合就是了，帶我找她。”

　　我再見到蘇夏言的時候她剛下課出來，穿了一身漂亮的白裙，扎了個馬尾，和一個女同學手挽著手在樓梯間笑成一團，我喊她站住，她看到我，立馬不笑了，擺出一副死臉——我恨不得抽她——我走到她面前，手點著她鼻尖，“你他媽會演是不是？”

　　她把我手甩開，很瀟灑走開了，我跟她后面，“你走什么走？我就不過正常問你幾個問題，你就這么不想回答我？”

　　她開始跑，我也跟著她跑，老實說，我作為一名警察，居然跑不過穿裙子的她。在某個拐角的時候，她已混入人潮中，再難尋蹤跡。我憤怒的一拍大腿，發誓下回無論如何都要抓到她，我非從她嘴里逼問出些什么不可。

　　彼時即將放假，我還沒逮到蘇夏言，心里無比著急，每天都在學校一圈圈轉著，絲毫不懈怠，恨不能長出貓一般敏銳的眼睛，一下就把她從人海里挑出來，可是我做不到。邱毓給我的BP機傳消息，她說她已經到家好幾天了，老吃那種水果糖有點膩，想換換口味了。

　　這晚我做夢夢到邱毓。這個夢是這樣的：我在人大的校園里一遍遍尋找著蘇夏言的身影的時候，邱毓忽然跟到我背后，猛不丁拍我肩，“嘿，帥哥，在找我吧？”

　　我滿心歡喜的一回頭，可是不是蘇夏言，失落之意不免擺到臉上，“怎么，見到我不高興？”

　　“不是啊，我在工作。找個人，不是你。”

　　“誰？我認識嗎？”

　　“前幾天新聞看了沒？一個叫蔣松的，死了。我在找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長啥樣？我幫你找。”

　　“個不高，挺瘦削的。很白，小圓臉，尖下巴，大眼睛，特漂亮一姑娘。”

　　“你是不是喜歡她？”

　　我點上一支煙，“不知道。”

　　“你憑什么不知道？我比她差很多嗎？”

　　“她頭發比你長啊。”

　　邱毓不再理我，氣鼓鼓的轉身跑開了。

　　然后我的夢就醒了。

　　起床后，漱過口，再洗一把臉，隨便梳一下頭發，便繼續來學校尋找蘇夏言。可是這天里警察署的人給我傳來一條消息，問我在北京的工作做的怎么樣了，我回了他們四個字，毫無進展。然后他們就告訴我，我可以回來了。

　　等我回到天津的家中，看到滿地的垃圾和骯臟的水漬，卻看不到其他人的影子，我打開冰箱門，五斤的水果糖幾乎沒吃幾顆，我拿了顆放到嘴里，味道不賴。

　　后來我再沒有涉入過這起案子，邱毓也再沒有回來過。那袋水果糖我每天都吃上兩顆，不敢吃多，所以我吃到它們過了期也沒吃完，剩下的全扔了。

　　20年里身邊的同事換了一批又一批，歡喜或悲傷都像一座城市，找不到一個穩態。香港回歸的時候我在辦公室里睡覺，千禧年到來的時候我頂著頭頂綻開的各式各樣的煙花在大街小巷中穿梭巡邏，2008年被迫學英語，之后一直沒用著。2012年的時候所有人都在說世界毀滅，我卻在所謂的地球毀滅那天到街上維持秩序。2002年的時候路上一個朋友給我介紹對象，她叫王素林，初中美術老師，顴骨很高，略黑的臉上兩抹永遠退不去的高原紅。高挑，頭發長。我們一起吃了餐飯，看了場電影，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兩年后有了個男孩，現在他十歲。

　　而這些年里我每一次走過蔣松出事的那個地方，我就會想起他，我發現自己越是老去就越想不通他為什么要死，他沒有經歷香港回歸，千禧年，北京奧運會，地球毀滅等等這些激動人心的時刻。他只談了場戀愛，還不知道分手是什么感覺，也沒有結婚，生娃，養娃，看老婆和兒媳吵架，再等著衰老，等到娃生娃，兒孫繞膝……這些都沒經歷，為什么就急不可耐的與死亡相融了呢？可是這些事我經歷了一大半，卻在他面前擺不出一點優越感。

　　這天里我如往常一樣執勤，在我剛點上一支煙的時候一個女孩跑過來說要報案，她說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離家出走了，讓我務必找到他。

　　“他長什么樣？”

　　“個頭高，有一米七八，那個——那部電影，《情書》，看過沒？他長得特別像藤井樹。”

　　“不知道，沒看過你說的電影。你有他照片嗎？”

　　“照片？這倒沒有……”

　　“沒有照片啊，那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這也不知道啊……那你跟他是什么關系？”邊說，邊撣了撣煙灰。

　　“關系……他是我兒子。”

　　“兒子？姑娘你不是在開玩笑吧？你大學畢業了沒？”

　　“同志，你才在開玩笑吧？我77年的。”

　　我覺得面前這個人多少有點妄想癥，姑且不說她一個77年的女人怎么長的跟17歲的姑娘似的，單就她連自己兒子叫什么都不知道，甚而連照片都沒有這點而言，她的話就毫無可信度。所以我隨便應付了她一番，答應她“一旦我這里有任何17歲少年的消息都會第一時間告訴她”她才滿意離去了。

　　她走后我才多多少少感覺到我好像認識這個女孩子，可是我記不得自己有認識她這個年齡段的女孩——或許她真的是77年的，可能是我曾經的同學，也可能是我哪次吃飯的時候偷偷留意過搭訕過的女孩。可是我卻說不出一個具體的與她相識的場景，我努力的思索，思索卻讓我莫名的想笑：我為什么要搞清楚自己何時何地認識她的？一支煙抽完了，我把煙屁股摁到煙灰缸里用力轉了轉，聽到一聲模糊的“呲——”，煙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