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叫李麗蓉，今年已經53歲了。是一名環衛工人。每日穿著橘色的工作服游走在大街小巷的是我們。我這個工作比較特殊，特殊就特殊在我們一直被人們稱作城市的美容師。可事實是，我們做美容師是為了生存，而我們每天為著這個城市打拼，卻像是那些打砸商販的城管一樣，同為臨時工。

　　我記得第一次與你父親見面是在公交車站。當時我正在打掃車站衛生，在此之前已經看見你父親等了好長一段時間。當時正值酷暑，氣溫直逼三十七八度。你父親穿著一個灰色半袖，老款的薄牛仔褲，還有一雙有些時候沒換的皮鞋。剛開始，還以為你父親是一個普通工人，后來才知道，你父親是一個作家。除了工作見面以外，平時自己就是那副不太打扮的樣子。我喜歡你父親的節儉，我問你父親，你平時掙的錢也不少，為什么不換一身好看的衣服啊。你父親說，我這種人只在別人面前干凈立正，其實本身很邋遢。你父親還說，他的這身裝扮更像是普通人，這樣子他自己就透明了，可以裝作不存在一般觀察這個世界的其他人。

　　正午在公交車站上等的人并不多。你父親獨自一人在車站抽煙。他看了看地面，左顧右盼了一下，看到了我。微笑的走過來，把煙頭扔在地上，踩滅后蹲下去撿了起來，扔進我的垃圾袋中。我當時說，扔那吧，我掃。但是你父親沒按我說的做。

　　“你平時工資多少啊？”你父親扔進垃圾袋后好奇的問我。

　　“七八百吧。”我熟練的回答，這已經不是第一個人這么問我了。

　　“這么熱的天累不累啊？”

　　“累倒是不累，就是有些遭罪。”

　　“我聽說現在夏天都會給你們補助。”

　　“嗯，新聞說了，可惜我們城市還沒有這個福利。”

　　這些問題前一陣子有一個記者曾經問過我。那位記者問了許多我們的生存狀況，事實是我們并不是特別好，但也算是較為滿足。我們知道記者問什么我們就答什么，他們工作也不容易，我們也知道無論我們答什么，即使是報道在報紙上面，我們也不會得到什么解決，就像是有一天坐公交車，遇到了幾個學生，他們在說，他們拿發傳單的傳單，并不是因為需要，而是因為配合工作，我這也是如此。

　　“大娘，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李，叫李麗蓉。”

　　記者提問過我們環衛工人許多問題，除了我們的生存狀況，還有某處發生事故詢問目擊者，某處新建設施詢問效果，或者是行人每天都有人詢問某地該如何行走，但你父親問了我一個問題，好像，從來都沒有人問過我。

　　“李大娘，你天天這么勞累，起早貪黑，沒有休息，甚至削弱了身體健康，但，你快樂嗎？”

　　我頓了一下，不光是這個問題難住了我，而是快樂兩個字很久沒有人對我說過了，即使是我的老伴，我的兒女，都沒有在我面前提過快樂，以至于，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快樂。

　　后來，我的同事老趙過來了，你父親的車也到站了，你父親戀戀不舍，還是我催促著他上車，但這個問題就一直都沒有回答過你的父親，直到現在。

　　老趙也是環衛工人，比我大十歲，今年63了。沒兒沒女，老伴去世的也早，孤身一人平時沒事干。所以說無論平時掃除任務還是冬季除雪他都是第一個到，最后一個走。

　　老趙拿著玻璃茶杯，里面泡的是廉價的茶葉。我問他，水里有茶葉味嗎？他笑著說，要啥味啊，泡的都沒色了，能降點暑得唄。

　　老趙年歲大了，但是身子卻沒老。頭發還是黑的，只不過有些許白頭。干活麻利，為人善良。自己在冬天的時候折樹枝，給我們周圍這一圈的人一人做了一個大掃帚。

　　那個時候他在馬路上撿到一個錢包，里面有幾張收據和一個身份證其他什么都沒有。老趙自己拿著掃帚蹲在樹蔭下一蹲就是一個下午。后來有一個中年男子走了過來，問他，有沒有撿到一個錢包。老趙一看是失主，但心懷警惕的問，錢包是什么顏色的，包里面有什么。

　　失主看了他一眼，說，“里面有一千塊錢，還有兩張銀行卡，自己的身份證和收據。”

　　老趙一聽身份證才反應過來，從兜中拿出錢包，從錢包中拿出身份證對照了一下。便把錢包給失主了。失主十分高興，一個勁兒的謝老趙。但失主打開錢包的一剎那愣住了，問他，“里面的錢呢？”

　　“我不知道啊。我撿到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銀行卡呢？”

　　“銀行卡我撿到的時候也沒有。”

　　“不會是你拿走了吧？”

　　“你可不能隨便冤枉人啊。我撿到你包可沒打開。”

　　“沒打開你是怎么問我包里面有什么的？”

　　“我就打開了一下，看看里面有什么。”

　　“那你不是還是打開了！”

　　老趙嘴笨，越解釋越解釋不明白。爭來爭去爭到了環衛所。環衛所的頭一看，知道老趙不是這樣的人，但是沒有證據也沒有辦法證明老趙的清白，加上這件事理應該通過程序老趙應該把錢包上交到環衛所，沒有辦法又把派出所的人叫了過來。

　　派出所的人過來什么都沒說，核實了一下情況就說，這事沒有辦法解決。互相都沒有證據證明這個錢是怎么沒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來老趙又撿到了一個錢包。他又是一個人蹲在樹蔭下面等待著失主。我們都勸他，扔了吧，萬一這個失主又來訛你呢。老趙笑了笑，沒事，我撿到了沒給失主跟我偷的有什么區別。我們又勸他把這錢包交給環衛所吧。老趙說，給是能給，不過我看見里面有一張火車票，失主肯定著急，給環衛所誤了火車怎么辦？我們又勸，老趙打斷我們說，別打擾我了，我在看誰著急呢。說著走向一個人面前問，你是不是丟了錢包，那個人搖了搖頭，老趙就退了回來繼續蹲在樹蔭下面。

　　后來老趙還是把錢包上交到環衛所了。過了兩天，環衛所的頭叫來老趙，送給他一雙厚手套，老趙笑的合不攏嘴，一個勁兒的說謝謝，但我們誰都心知肚明，那個錢包那天晚上就被扔到了環衛所的垃圾桶里，但我們誰都沒說。

　　我們的日子就是這樣，每日打掃著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碰到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不打正眼看我們，有的人嘲笑我們，有的人可憐我們，還有一少部分默默的支持著我們。我們見過人性的善良，我們也見過人性的丑惡，我們見過有的人在我們面前不好意思的撿起剛剛扔掉的垃圾，我們也見過有的人在我們面前恬不知恥的扔掉剛剛產生的垃圾。而無論我們面前是那一種人，時間長了，我們也提不起任何的興趣。

　　（2）

　　還是要說前一陣。我們這座城市自從初雪后，下雪天隔三差五就要來幾回。我們環衛工人對于一年四季都不是特別的喜歡。春天風沙大，剛收拾好的垃圾轉眼就被吹的不見蹤影，有人說不見最好，但，風再大這些垃圾也超過不了我的管轄區，我還要重新在掃，畢竟，這些垃圾遲早都要收拾干凈。夏天氣候熱，有的時候烤的喘不過來氣，時不時就要在周圍找水源給自己洗上一把臉。秋天落樹葉，樹葉就像是故意氣你一樣，慢慢的，一部分一部分的掉，讓你怎么掃也掃不完。冬天，是我們環衛工人認為最可怕的季節，天氣冷，氣候差，下雪天需要凌晨出動掃雪，偶遇到大雪一天都睡不上幾個小時的覺。

　　那天下大雪。我們晚上十一點開始出動工作，清理道路上的積雪。晚上，馬路也安靜了許多。沒有擁堵的車輛，沒有吵鬧的鳴笛。但安靜只是片刻，工作大概半個小時后，三輛推土機并排開在馬路上，清理著馬路上的積雪。我們開始清理著人行道的積雪。

　　那天晚上我出來的急，下雪天天氣也不冷，到了清掃現場才發現自己的手套沒帶。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一個冬天清掃市內積雪的環衛工人沒有戴手套的話，不光會凍傷，而且凍傷后的工作將無法繼續。

　　我拽了拽自己的袖子，拽長后縮了一下肩，把手藏在袖子里，然后跟著大家一起工作。后來我們環衛所的頭罵我了，說我動作慢。老趙聽到批評我后慢慢湊了過來，看見我把手縮進袖子里，發現我沒有帶手套。他站了一會兒，把手上的手套摘了下來，放在我的手里，對我說，“戴上。”

　　“老趙，這個你戴吧，我不能戴。”

　　“沒事，你戴上。”

　　“這天怪冷的，你自己戴吧。”

　　“戴上！”

　　老趙轉頭走了，我回頭看了一眼，環衛所的頭坐在車里，腳搭在方向盤上看著我們。我默默的戴上手套，而老趙早已經繼續工作。

　　漸漸的雪停了，我們身后清掃過的地方又是鋪上了一層薄薄的雪。我們在前面用鏟子鏟雪到綠化帶上，老趙一個人拿著自己編的掃帚掃著殘雪。

　　我們一直工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點時，另外一批工作的環衛工人也已經到場。然后又工作了兩個點，五點多的時候我們將雪移到車上。這個時候老趙身體有點吃不消了，也累了。我們都叫他歇一會兒，他點著頭說行，但手還在動著。

　　后來都完事了。旁邊有一個貨車早晨在裝卸貨物。老趙一個人默默的走到貨車后面的排氣管。他放下掃帚，把手露了出來。老趙的手能看出來是一個60多歲年齡男子的手，也能看出來是經歷過滄桑甚至是體力活的手。手掌布滿著繭，手掌也有很深的紋路。手指甲不是很長，但能看出來很硬，里面有著少許黑泥。

　　老趙看了看手，我是后來才知道的，他的手那天晚上竟然凍出血，手掌紋路里血已經結成冰，血像是窗戶上的窗花，附著在手上，血已經從紅色變成了紫色。老趙坐在雪地的掃帚上，雙手放在排氣管排出的尾氣里。就那么的坐著，就那么的靠著尾氣的溫度溫暖自己的手，任憑著自己呼吸汽車排出的毒氣。。

　　那次是一場大雪，還正好是周一，上班的人群陸陸續續的出發準備上班，新聞記者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報道著路面信息。記者看到老趙后一怔，讓攝像師停住，對著攝像師說在這里報道路況信息。那天的報道我沒看，不過我丈夫跟我講了。在電視屏幕上，記者站在右側，而背景就是卡車停的地方，老趙坐在那里暖手的畫面一清二楚。

　　記者在那報道完信息后便走向前去詢問老趙。我記得那個記者手帶著手套。我還記得攝像師的后面還跟隨著一個人，他的手藏在暖手寶里。

　　老趙看見記者采訪連忙站了起來，記者卻制止了他，讓他坐下接受采訪。老趙也就這么火了。

　　他暖手的視頻出現在各個電視臺里，他暖手的照片出現在各個報紙的封面上。他被媒體當作環衛工人的代表，他成為了這個城市美容師的代言人。可是我記得，在那個寒冷的早晨，他的手還是涼的，沒有一杯熱水，沒有一個人給他溫暖手的工具。他是一個人騎著環衛車回的家，而我們環衛所的頭早已開車回家，而那些關心他的記者也不見了蹤影。

　　那天往后陸陸續續有多家媒體對他進行了采訪，不過老趙還是相同的回答法。“這是我應該做的。”“我的工作就是如此。”“我沒什么不滿意的。”“我很樂意為大家掃雪。”

　　不過，也有人向環衛所送了一面錦旗給老趙，也有人不留名給我們每一個人配備了暖手寶。有的報社受此觸動建立了環衛工人休息站，即使少之又少，但我們依舊很滿意。

　　這些改變是老趙改變的。沒有他我們在這個雪夜依舊不受重視。老趙成了我們環衛圈內的名人，但是他還是不為所動，不接受電視專訪也不跟我們講大道理。還是一個人在自己管轄的區域工作。

　　我在這件事后遇到了他，我說。

　　“謝謝你那天借我手套。”

　　“沒事，我倆這交情還說啥，照顧不好你我跟你老頭白喝酒了。”

　　“最近新聞之類的對你有影響嗎？”

　　“有是有，來我家的人越來越多了，但是挺熱鬧的。”

　　“你不覺得這是個機會嗎？趁這股名氣干點別的？”

　　“我不當環衛工人了，也就沒名氣了。如果說這份工作我不喜歡我早就不干了。”

　　“也是，你不當這個還干啥。”

　　“是啊，狗屁不是。”

　　我突然想起來你父親問我的一個問題。

　　“老趙，你快樂嗎？”

　　“啥？”

　　“老趙，你天天這么拼死拼活的掙那么點工資，你說你快樂嗎？”

　　“有啥不快樂的。這錢我也滿足。干這活不光是為了我自己，你說說我不掃干凈點，這地得多埋汰啊。這地一埋汰，這個城市該多難看。我沒有家，我天天在家呆的時間還沒有在這呆得時間長，我管轄的這片區域就是我家。你說我天天在家呆著，能不快樂嗎。”

　　（3）

　　徐作家，請原諒我在這封信中一直提老趙這個角色，但是沒有辦法，老趙這個人實在是太讓人難以忘記了。也請你原諒我今天的信中有一些消極的元素。我知道這是要給你的孩子，但是，也應該讓你的孩子了解我們這個行業。

　　我剛到家就拿出紙和筆為你女兒寫下這封信。我老伴問我寫什么，我說，我在給你寫一封信。他問為什么今天寫，我說，因為今天我參加了老趙的追悼會。是的，老趙死了，就在前天。

　　那天傍晚他下班騎車回家。冬季夜晚來的比較早，還不到五點鐘，天就已經全黑了。加上前一天下雪，路面比較滑。那是老趙回家的必經之路，也是一個沒有信號燈的十字路口。路口不大，來往的車輛也不多，但安全事故卻不少。據目擊者說，當時老趙騎車過馬路，發現斑馬線有東西。便把車停在路邊然后走向斑馬線掃了起來。就在剛掃，也就是掃帚剛碰到地的時候，迎面過來一輛小轎車，就把他撞倒了。

　　老趙就這么沒了。第二天環衛所的人跟我們說這件事情，剛開始我們誰都不相信，不過那天我們確實沒有見到老趙。當天下班我們在環衛所看到了記者，后來在家我們在新聞中也看到了，再后來環衛所告訴我們今天上午十點，老趙開追悼會，環衛所組織的，我們才相信。

　　不得不說，環衛所終于辦了一件人事。

　　昨天晚上，我老頭還跟我提起老趙。說夏天的有天晚上他跟老趙喝酒，在路邊的烤串。兩個人坐在馬夾上，面前是一個小桌子。這個路邊烤串是移動攤，老板開著面包車把桌子，馬夾和爐子支起來就可以賣。老板美其名曰說是地爐燒烤。

　　兩個人談天說地喝了能有五六瓶酒，就快要走的時候老趙看見地上有其他客人扔下的手紙和羊肉串釬子。

　　老趙問老板，“你這地上的垃圾怎么收拾啊？”

　　老板說，“一會兒簡單打掃一下，鐵釬子回收，其他的就扔了。”

　　“簡單打掃一下？”

　　“啊，沒事，第二天有環衛工人收拾。”

　　老趙一聽，問老板，“你這苕帚在哪呢？”

　　“在我車里面呢。”

　　“給我拿來吧。”

　　老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拿出來給他。老趙接過掃帚，讓我老頭坐下來歇一會兒，自己就開始掃地。不光是自己的位置，別的位置也都掃了起來，然后收拾到一起，裝進垃圾袋里面。

　　我老頭覺得他有病，就罵他，“這么晚了你不回家，在這掃什么掃？”

　　老趙裝作沒聽見，繼續掃。

　　“你干活怎么干沒夠呢？”

　　“我不掃，明天也有人掃，也不累，帶著掃一下。”

　　老板也說，“你別掃了，明天有人收拾。”

　　老趙沒好氣的說，“你收拾啊！”

　　老板不吱聲了，等老趙收拾完了后，也收拾攤走了。

　　回家道上，我老頭就說老趙有病，不過昨天晚上他跟我說完后，他突然來了一句，“也不知道他有沒有病，不過我現在看見地上有東西我都想撿起來了，可能我有病了。”

　　在老趙的追悼會上來了幾個記者，也來了幾位聽聞新聞慕名而來的市民。不過當我問及記者還有市民關于前幾年老趙暖手的新聞時，他們卻都渾然不知。新聞記者過來是為了報道環衛所為老趙辦追悼會，開創了上下級的新關系，而那幾位市民，是肇事者的家屬。

　　我在追悼會上面哭了，其他環衛工人也有的哭了。他們哭是因為老趙死的太可憐，我哭是因為老趙死的不值。我走在他的遺像面前，親自為他點上了一根蠟燭。我看著橘色的燭光，突然想到了老趙對我說的一句話。

　　那個時候是汶川地震的時候，我在上面說的事情都還沒有發生。那個時候我也剛剛開始環衛工人的工作。

　　他那個時候坐在路邊看著報紙。一口一個嘆氣。對著我說。

　　“你說說，天災真是要人命。”

　　“你說說，這些人死的多慘啊。”

　　“你說說，現在的人還算是有點良心。”

　　說著給我只想報紙的一個角落，上面配著一張圖，是蠟燭擺著的字，字是，汶川不哭。

　　“李麗蓉，你說，我們這衣服的顏色，跟燭光是不是有些相似。”

　　“怎么相似？”

　　“都是一個顏色啊。”

　　“蠟燭也有白光的。”

　　他沒理我，接著說，“我感覺我們這些環衛工人就像是這座城市的燭光一樣，行人迷路了，我給他們指路，地埋汰了，我也能像火一樣，一把火燒了它。”

　　“蠟燭也有滅的一天。”

　　“我們沒有。這座城市缺少不了我們。就像蠟燭點燃需要蠟芯一樣。”

　　“當根蠟燭有什么好的。”

　　“沒有蠟燭，哪來的光。沒有光，我們怎么看清這座城市。”

　　“我們還有電。”

　　“不跟你說了！說點話這個費勁。沒事抒發抒發點感情不行啊。”

　　“行行行。你個糟老頭子愿意當這根蠟燭嗎？”

　　“估計我這身子骨就剩半根嘍，勉強能照點亮，怎么不愿意。”

　　徐作家，我不知道該說些什么了。反正最后我在老趙的追悼會我是笑著出來的，然后接著拿起掃帚開始工作。你家門口那個車站旁的十字路口最近車禍挺多，你走路的時候注意點。以后抽完煙希望你繼續扔在垃圾桶里，免得我們打掃。春節的時候多帶孩子玩玩，少放點鞭炮，你要知道我們冬季最辛苦的不是掃雪，而是春節大年三十要出去掃鞭炮屑。以后看見我們多笑一笑，畢竟我365天

　　沒有休息日。告訴你家孩子，這個世界還是挺美好的，雖然之前的話語有些消極。

　　對了，徐作家，你還記得我們兩個第一次見面你向我問了一個問題，然后因為公交車來了你就走了，雖然后來我倆偶爾碰面但是你卻從來沒問過我，看樣子你應該是忘了。

　　你問我，“李大娘，你天天這么勞累，起早貪黑，沒有休息，甚至削弱了身體健康，但，你快樂嗎？”

　　我的回答是，“是的，我挺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