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認為,一張“黨票”能抵十年徒刑。如果是這樣,那一個班長的頭銜呢?也許只能讓我不至于像馮超那般,以一種極不光彩的方式,在兩名羈押者的“陪伴”下,回到他的原籍地。僅此而已吧。
一年后,我開始準備退役了。我不知道退役對我來說是某種結束還是開始。如果是結束,那是否意味著懲罰對我來說絕非是某種告誡?告誡我不可對夢境中的幻覺有過多的貪欲。面對海市蜃樓的步伐必須停止。換句話就是,不講機緣的追求如同把影子當目標,它會讓你迷途忘返,最后到頭來毀了自已。如果真是這樣,那我是否應該停止,停止去尋找那條道。那條通往聚守的棧道。一切是否真的要隨緣?我不知道。
再說開始,如果說腳下這條道是被我自已走偏的,那懲罰對我來說是否意味著某種重啟?前面說過,上帝猶如導航儀,當導航儀發現你所認為的道并不符合它的設定后,它是會生氣的。生氣的后果必然是不停地提醒你調頭,調頭。根本不理睬你對它喊,此時我已無法調頭。當他發現你一錯再錯后,它就會放下臉,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告誡你,讓你知道你的確是錯的,如果再錯下去,那只能到天堂聚守了。于是,在你明白過來后,他就對你強行關機,然后重啟。于是新的開始就開始了。
我的開始在我即將脫去軍裝之前就開始了,怎么說?還是讓我先找個起點開始吧。這是個普通得讓我無法想起日期的日子,這天我的一位老鄉,也是我的技校同學突然來到軍營找到我。剛開始我并不知道他來找我的用意,以為順路來看看我,然后蹭口飯吃,頂多再寄宿一夜,尋找點可以日后成為談資或記憶的素材。不想坐下寒暄了沒兩句,對方就向我拋力出了他的一個大膽想法。想法是,他希望和我一起“就地生根”,想說服我退役后就別回去了,在江南這塊生機勃發的土地上尋找機會,發展壯大。并一再強調,“生”是“生意”的生,“發”是“發財”的發。
我有些遲疑,遲疑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我姐已通過姐夫的關系幫我找了份工作。電話里說是什么局下面的什么處,旱澇保收吃皇糧。具體一年能賺多少電話里也帶到了,但我沒怎么聽清。因為對方把話的重點都放在日后的升遷上。姐姐一直以來都渴望家里能出個當官的,我是她唯一的希望。除此之外還有個原因,我母親年歲大了,自從父親去世后她的身體一直不好,需要有兒子在她身邊。
看我遲疑,這位老鄉又拋出一大堆讓我留下的理由。其中兩條還是挺有說服力的。他說,家鄉再好,那也是內地小城。根本沒法跟這里的大都市圈比,可以說無論什么新鮮出爐的好政策都難保證能到那。既便是能到不餿也變味。不像腳下的這塊土地有生機更有活力。在這里謀發展絕對有前途。因為這里的機會不用你去找,它會主動來找你。再說你媽身邊已有兩個兒子。加上你姐,三個,夠了。他們不缺你,要缺也是錢。如果你想盡孝的話,在這里大把大把地賺錢,把錢寄回去遠比你把一身肉帶回去要強不知幾倍。
聽后覺得有點道理,問:“你說是找機會謀發展,那你手頭上有什么機會。”
老同學見我有些回心轉意,忙站起,把宿舍門關嚴,而后回到我對面床上,坐下,小聲問道:“你退役后能拿多少安置費?”
我沒想到他會問這個問題,只能匆忙大概估算了下,應道:“如果按往年的標準算,應該有兩、三萬吧。”
話一出口,對方立拍大腿,說道:“夠了,有兩萬就夠了。”
“什么夠了?你想干什么?拉我做生意?”我問道。
對方帶點奸笑地站起身,坐到我的床頭,并著肩,對我說道:“這么跟你說吧,二道販子的事情我是不會做的。我要做就做別人不敢做的。”
我看著他,沒有說話。我想我當時沒有說話是有原因的。原因是:我很擔心對方要跟我說的“吸金大法”是傳銷。當時傳銷很流行,一條被子上千元,拉到下家返多少,找到兩個怎么怎么,下家拉到下下家又怎么怎么。這玩意太深淵,我搞不懂。再說我的安置費來得不容易,我不想讓它變成兩條被套。
“我父親的單位要解散了,指不定是次機會。”對方說了半句,停頓了下,看我有些懷疑,不搭腔,只好自已繼續說道:“人越老越膽小,沒有一點冒險精神。我就不一樣了,我年輕,敢闖、不言敗,只要自已看準的就不會前怕狼,后怕虎。俗話說,想發財得亂來。當然我說的亂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蠻干,而是指那什么,什么…噢,不經風雨怎能見彩虹…你別笑,你應該懂的。”見我還笑,推開我,不說了。
“那你打算怎么亂來?”我終于還是應答了,竟管我還是沒能看出對方說的是不是傳銷。
“我父母單位要散伙了,散伙之前那些工程設備要拿來拍賣,但如果是單位內部人員就可以不用參加拍賣,直接按折舊價盤給你。我不要別的,我只看中那輛30噸的大車吊。那玩意在我們那派不上什么用場,一年到頭攬不到幾趟活。但大這里就不一樣了。我做過市場調查,小噸位的不敢說,30噸的絕對有市場。到時我把那家伙開來。找你干活的人肯定會排隊。所以我是想以我父親的名義,把它搞到手,再把它開到這來。”說完,猛拍我肩膀,興奮地說了句:“到時我們一起發財。”
聽對方說得如此康慨激昂,而且要做的又不是什么傳銷,我有些被感染,感覺應該可以一試,于是問了句:“那玩意不便易吧?”
“對外當然不便易,對內就不一樣了,我父親是老員工,可以說是公司的締造者。公司現在的那幫領導都很敬重他,噢不,應該說都很怕他。我打探過了,只要我們能按起拍價的八折一次付清,那臺大車吊就是我們的了。”
“那起拍價要多少?”我顯然有些被煽動了,帶著急迫問道。
“如果我們再舍得跑跑路,找點關系,我想不會超過二十萬。畢竟開了有十年了。不過你放心,絕對相信我,說是十年,還不如別人開一年的。”
“二十萬,八折就是十六萬,就算把我的安置費給你,那還差十多萬。這十多萬怎么辦?”我問道。
“這十多萬你就別管啦,我有辦法。”對方說完,再次拍了拍我的肩,笑著繼續說道:“老同學,其實籌錢不是我來找你的目的。老實說我并不差你的兩萬,我是差你這個人。你做人好,講義氣,同時又有技術,這些我都是看在眼里的。我是需要一個能真正幫得上我的人,而不是一個純粹問我要分紅的股東。”
我終于被說動了,也被說服了。幾個月后,我把我的退伍安置費全部打入了對方指定的帳戶,從此成為一名剛跨出營房就步入帳房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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