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說，凡大隊的革命軍，必須一切戰士的意識，都十分正確，分明，這才是真的革命軍，否則不值一哂。這言論，初看固然是很正當，徹底似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難題，是空洞的高談，是毒害革命的甜藥。

　　譬如在帝國主義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訓練大眾個個有了“人類之愛”，然后笑嘻嘻地拱手變為“大同世界”一樣，在革命者們所反抗的勢力之下，也決不容用言論或行動，使大多數人統得到正確的意識。所以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終極目的是極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愛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于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斗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于進行，則愈到后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

　　我先前為葉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以為已經為社會盡了些力量，便是這意思。書中的主角，究竟上過前線，當過哨兵（雖然連放槍的方法也未曾被教），比起單是抱膝哀歌，握筆憤嘆的文豪們來，實在也切實得遠了。倘若要現在的戰士都是意識正確，而且堅于鋼鐵之戰士，不但是烏托邦的空想，也是出于情理之外的苛求。

　　但后來在《申報》上，卻看見了更嚴厲，更徹底的批評，因為書中的主角的從軍，動機是為了自己，所以深加不滿。《申報》是最求和平，最不鼓動革命的報紙，初看仿佛是很不相稱似的，我在這里要指出貌似徹底的革命者，而其實是極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個人主義的論客來，使那批評的靈魂和報紙的軀殼正相適合。

　　其一是頹廢者，因為自己沒有一定的理想和無力，便流落而求剎那的享樂；一定的享樂，又使他發生厭倦，則時時尋求新刺戟，而這刺戟又須利害，這才感到暢快。革命便也是那頹廢者的新刺戟之一，正如饕饕者饜足了肥甘，味厭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類，使額上出一點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飯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藝，就要徹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藝，一有時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皺眉，以為不值一哂。和事實離開是不妨的，只要一個爽快。法國的波特萊爾，誰都知道是頹廢的詩人，然而他歡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頹廢生活的時候，他才憎惡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紙張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極徹底，極激烈的革命家，臨革命時，便能夠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覺的假面。這種史例，是也應該獻給一碰小釘子，一有小地位（或小款子），便東竄東京，西走巴黎的成仿吾那樣“革命文學家”的。

　　其二，我還定不出他的名目。要之，是毫無定見，因而覺得世上沒有一件對，自己沒有一件不對，歸根結蒂，還是現狀最好的人們。他現為批評家而說話的時候，就隨便撈到一種東西以駁詰相反的東西。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助說；反對和平論時用階級爭斗說，反對斗爭時就主張人類之愛。論敵是唯心論者呢，他的立場是唯物論，待到和唯物論者相辯難，他卻又化為唯心論者了。要之，是用英尺來量俄里，又用法尺來量密達，而發見無一相合的人。因為別的一切，無一相合，于是永遠覺得自己是“允執厥中”，永遠得到自己滿足。從這些人們的批評的指示，則只要不完全，有缺陷，就不行。但現在的人，的事，那里會有十分完全，并無缺陷的呢，為萬全計，就只好毫不動彈。然而這毫不動彈，卻也就是一個大錯。總之，做人之道，是非常之煩難了，至于做革命家，那當然更不必說。

　　《申報》的批評家對于《小小十年》雖然要求徹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會科學的翻譯，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靈魂是后一流，而略帶一些頹廢者的對于人生的無聊，想吃些辣椒來開開胃的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