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帶刀疤的人

　　帶刀疤的人

　　在我十四歲那年，一段時間班里談論最多的是回家路上潛伏的“**癖”。

　　子馬是在出學校門右角轉彎口的梧桐樹旁碰到的。她原本以為這人探頭探腦的猥瑣模樣顯然預示著內急要撒尿，于是她知趣地隔一段距離，貼著人行道的邊邊任由自行車擦肩而過。不料這人突然大喊：“喂，小姑娘！”趁子馬條件反射的剎那，他就有如特工扯開自己擺滿**彈藥的黑風衣一般利索，敞開自己僅有的寒酸外套。與特工的瀟灑形成鮮明對比，子馬接連兩天吃不下飯。

　　起初我無法得知子馬究竟目睹了什么，但有一天中午食堂破天荒地推出新菜“地衣炒雞蛋”，子馬一看見黑乎乎毛茸茸的地衣和軟扒扒皺搭搭的雞蛋就狂吐不止，同時嘔吐的還有子陸和子張。

　　子陸和子張遭遇的地點與子馬有所不同，她們正背著書包拎著勞技課發的有機番茄苗聊著天走在周五的午后。她們穿過學校后門每天必經的春光坊，前者到后者的家去做客。據說子陸出于放學后摘下眼鏡的習慣，所以在子張尖叫著讓番茄苗摔在地上的時候她還好奇地往前仔細審查一番，才曉得近視是福。

　　她們三人通了通氣，馬上得出結論說是同一個人。雖然在旁觀者聽來她們的結論太過草率，應當證實的重要細節一概忽略，僅僅涉及嫌犯的年齡（中年，40至50之間），身形（170左右，中等身材，中期啤酒肚），發型（就是街口的理發店男人走進去付五塊錢什么都不說人家心領神會的那種），著裝（臟兮兮的上青嗶嘰布外套）。

　　我們稱他為“變態大叔”。

　　“變態大叔”一時間成為全班女生甚至全校女生的共同話題。談論時伴隨著尖叫，皺眉和咂嘴。不過我覺得我們對于“變態大叔”的感情并不那么單一，因為無論如何惶恐，憤怒或者惡心，更多的女生依舊饒有興味地在中午或下課聚集在走廊盡頭或者操場的花壇邊分享子馬，子陸和子張的非凡經歷。當然，很快這個話題就不止于女生的專利了，男孩子早已竊取我們的秘密，他們時不時向我們做鬼臉譏諷我們的大驚小怪或是群起欺負我們中的某一個：“再拽，再拽就拖到男廁所里去！”

　　不管怎樣，“變態大叔”正在改變我們的生活軌跡。放學后我們總是想方設法三五成群，就好像街頭救濟機構那樣：將我們中的一個個小心翼翼地送到家門口。

　　總有人剩下來，總有離學校最遠的人。

　　那時便是我和子云。

　　送完倒數第三個子馬，我和子云還得穿過整條桂巷街才能到家。桂巷街的行人少得可憐，沒有“變態大叔”的時候，街道兩旁高高的銀杏有些年歲了，為初秋的傍晚添上剪影般的情趣。我們曾被迫欣賞樹蔭下年輕情侶間少兒不宜的鏡頭，但自從有了“變態大叔”，我們認定每一處蔭翳背后都潛藏著一雙中年人的眼睛。

　　我和子云必須悶著頭走，似乎唯有如此才走得快，只有我們的腳步聲在相互交談，我們用疾步行走的方式將整條桂巷街抹去。

　　然而，我們還是遇到了“變態大叔”。

　　“喂，兩個小姑娘，幫我個忙好嗎？”

　　我和子云扭頭，掉以輕心。在我們左手邊，中年男子，上青嗶嘰布外套敞開如櫥柜，原形畢露。我們登時愣了一秒，我拉子云跑，可她好像釘住了。緊接著，她“哇”地一聲哭起來，幾乎同時“變態大叔”笑了，露出一排被劣質香煙熏黃的牙齒和淡紅色的牙肉（后來我都拒絕吃番茄炒蛋），他甚至正慢慢向我們挪近。我拖不動子云，她哭得更厲害了。

　　“喂，你！”一個披著高中校服的男生跨著他的自行車，呵斥“變態大叔”，“快走！”

　　“變態大叔”嘿嘿地笑，轉向高中生。

　　“快滾！”男生順勢推倒自行車，齜著牙逼近“變態大叔”，他比大叔高半個頭。高中生的頭發近看有挑染過的痕跡，右耳垂有一枚耳釘。“你看這什么！”說著，高中生捋起他右手邊的衣袖，從他的手背一直延伸到胳膊，歪歪扭扭，長達三十公分的刀疤，有點像凍僵的壁虎。還沒等他撩起拳頭，中年男子將外套一夾，落荒而逃。

　　子云還在抽泣，我們甚至沒向他說句“謝謝”，他就騎車離開了。

　　我們稱他為“刀疤男”。

　　從此，“刀疤男”戰勝“變態大叔”就如同奧特曼打敗怪獸那樣輕而易舉并且天經地義。我們不再和之前一般那樣戚戚促促地議論，而是公開宣揚我們對“刀疤男”的迷戀與崇拜。

　　才隔兩天，子馬指著班里前排的兩個矮個頭的男生，我們發現他們的手背上印有兩三道白乎乎，猶如貓爪子的抓痕。

　　“鋼尺劃的。”子馬說。

　　“真是蠢蛋。”我們說，但我們對他們的態度似乎不知不覺間輕昵了一些。

　　美術課上，體育委員阿胥割傷了手被送到衛生室。誰都有點奇怪，因為阿胥做手工有女人一般細膩的雙手。

　　美術老師陪阿胥去衛生室以后，他的同桌和前座的子陸，子張馬上抽出她倆的左手背給我們看——刀疤。

　　“假的。”子張解釋道。說著她拿起紅筆，藍筆和黑筆在左手手腕處輪流涂抹一番。先上紅色，不必太多，然后用藍筆將紅色“傷口”勾勒出來，再用黑筆調和成傷口結疤的假象。

　　“我們問阿胥敢不敢，那傻瓜當真了！”子陸忍不住笑，桌上還有兩朵揉成團蘸有血色的餐巾紙。

　　不過阿胥立馬就挽回了面子。他耀武揚威地揮動他貼著豆腐干大小的創可貼的手，反復告訴我們：“我這可是真的！”

　　事實上，是幾周后發生在我身上的意外徹底激發了“全民刀疤”的熱情。

　　我和父親吵架，蠻橫的我一拳頭砸碎廚房的房門玻璃，縫了二十針。

　　我的右手被紗布裹得簡直有如新亞大包。那時候學校對面就有一爿店。十年前的新亞大包還沒有偷工減料，所以我的手蔚為大觀，藏也沒法藏。不過出乎我的意料，我來校前的羞赧竟然在同學們的簇擁下一掃而空。

　　“怎么弄的？”子云先問。

　　“沒什么，和老爸爭了兩句。”我說，盡可能輕描淡寫。

　　“你教訓你老爸！”子馬哄起來。

　　接著所有人都知道了，我是個連老爸都能說教訓就教訓的小辣椒。不知她們奉送的封號究竟就是原本的我還是激活了埋藏在我內心深處多年的真實的我，總之就在之后的兩周，我將兩個男生一腳踹下了凳子，凳子的鐵支架砸落地板時的“乓”一聲將我的聲名直接傳播給了樓下的低年級學生。我發現就連高個的阿胥都會主動給我讓道，俯首帖耳。

　　我還發現自己回家的路上很快就有了一群固定的追隨者：子馬，子陸，子張，子云……我們就是在那時把自己的稱呼改成“子”字輩的。她們學我的樣子敞開校服的拉鏈，披散頭發，有時嚼著口香糖，然后板著臉，瞪著眼，似乎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對整個世界怒目而視。其實我們什么也不干，就一起蕩過整條桂巷街，大聲喧嘩，踢地上的瓶瓶罐罐或者石子，有時給看不順眼的孬種或流浪狗放幾句狠話。

　　我們還會哄笑著驅趕青澀的情侶，常常需要給不識時務的男生見識見識我手上的“戰績”。

　　解開紗布后我的手上還是留了很大一塊不規則的傷疤，有點象燒傷病人新植的皮，光滑但是突兀。子馬端詳后說有點象“zi”兩個字母，教我特別興奮。我會鼓起拳頭向別人證明：“你看這什么，還不給老娘快滾？”

　　大多數的男生都給自己找個臺階下：“我不打女人”，然后一走了之。我們會在后面笑話道：

　　“哼，明明打不過，快滾吧，滾回去媽媽抱！”

　　偶爾我也小試牛刀，有傷疤的右手似乎特別有力，我常常一只手就掐住男孩子的喉嚨，在他的喉結處留下至少三個指甲印。這樣的男生往往就此消失，打不過女生究竟是多大程度的恥辱，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的還有她們在偷偷地效仿。

　　聽說子陸和子張互相幫對方刻上“zi”的字樣。她們用的是曹素功五角錢一把的飛鷹刀片。刀口一下，皮開肉綻，兩個天生膽怯的女孩子立刻飛奔回家，父母帶她們上醫院，打破傷風，縫針，包扎。相信她們的父母一定質問過她們為何要割自己的手（他們應該不知道還有另一個幫兇的存在），不曉得她們如何作答，但她們興許守口如瓶，因為沒有人找上我問什么。

　　那時我們都愛講義氣。

　　即使如今看來，從“變態大叔”到“刀疤男”再到“zi集團”，這個錯綜復雜的故事于我們而言仍舊包含著太多難以向父母啟齒的元素。我想她倆最好的搪塞理由一定是“不小心”了，不過父母自然沒那么容易滿混過去，因而她倆都轉學了，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們（那是個既沒有網絡又沒有手機的年代）。

　　子馬三天兩頭會在手肘處用鋼皮尺刻下奶白色的“zi”，過一天會褪色，過一天又重刻。然而，我并沒有要求過她這么做。

　　真正受傷的是子云。我至今仍然分不清其中有多少應當由我來負責。據子馬說，她是割腕，一切跡象都表明是自殺。子馬推斷與隔壁學校幾個高中男生中的一個有關系，前段時間有幾個高中男生追著我們，我沒在意，不料想子云當真了。好在沒有釀成無可挽回的慘劇，子云的手上留下個長長的口子，象一根扣搭進肉里的古怪拉鏈。然后，子云戴上粗表帶的手表，象鐐銬一樣勒得自己的手腕紅通通的，她從來不肯摘下。

　　子云割腕，子陸、子張轉學，所謂的“zi集團”分崩離析。連我和子云之間都很少說話，甚至回家的桂巷街上我都故意和她保持一至兩米的距離。初三那年，消息靈通的子馬告訴我，子云去考空姐沒考上，原因是手腕上的刀疤。

　　聽子馬說子云現在成了護士，據說她挺喜歡自己的工作（我怎么聽怎么覺得子馬這句是故意說給我聽的）；聽子馬說她還見到過阿胥一次，阿胥初中畢業時已經和街頭的小流氓稱兄道弟了。

　　“我和朋友路過春光坊，那天提著什么重東西不記得了。阿胥正好帶著一幫子混混迎面走來，染了個金毛，上衣的紐扣開到第三顆，是阿胥先認出我的。他還召喚了句：‘兄弟們，幫忙拎東西！’”

　　子馬說著說著笑了，“有點滑稽。我說不用了，就和朋友離開了。”

　　這是去年夏天的事情，我二十四歲，呵去咖啡的熱氣，看著子馬比劃著她光潔如玉的手臂。

　　20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