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二零四一(3)

　　“你怎么會想到你媽媽？是因為突然發生什么事了嗎？”小吧天真地問我。電影正放到那個演爸爸的人和記者侃侃而談。鏡頭看上去搖搖欲墜。那是爸爸最雄心勃勃的時候。電影里沒拍出來的是，爸爸的后院正在起火。

　　我還是不好意思告訴小吧，我只是想到媽媽，不是想念她。當然我有的時候還是會想念她的，但是讓我動用“想念”這個詞的時候，一般都是因為一個美好的東西，一個讓人微笑的時刻。而不是因為現在這個理由。這個理由不太好，可以說是壞了。我不知道小吧的一生，就是在玫瑰盛開兩個月的時光里，男女情愛的事，它到底能懂得多少。如果可以，我寧愿讓它知道，那是一種美麗的東西，起碼在其中的一些時刻。

　　后來弟弟跑過來緊緊捂住我的嘴。

　　他以為我要放聲尖叫，我沒有。我是哭了。我并不是因為難過才哭，我是怕。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在顫抖，像發燒了一樣站不穩，但我只有一點點的眼淚。它們流到我的臉頰就干涸了。

　　我站在媽媽的房間門口，那門怎么會突然就被風吹開一條縫。

　　她房間里有個別致的陽臺，陽臺上也和院子里一樣種滿了玫瑰，她一向喜歡。陽臺后面是兩扇落地窗，用窗簾蓋著。今天的這個時候，窗簾半拉開一些，于是夕陽就從這個其實很小的縫隙中照射了進來。

　　那道金黃色的夕陽，它先是照向木質的梳妝臺，拂過上面顏色不一的口紅，指甲油，粉餅，拂過梳妝臺下面的抽屜，拂過抽屜上黃銅制的圓形把手，然后再蜿蜒向前，攀上一個小型的電視機。這電視機是老古董了，它放在這個房間里，只是作為一個擺設，上面覆蓋著一層淺淺的灰，有些輕輕地懸浮起來，像是河里的魚，和那道陽光一樣通過鏡子轉了個柔滑無比的彎，然后鋪在那張大床上面。

　　鋪在那兩只扭在一起的動物上面。

　　剛剛過完生日的媽媽。想要扼住我喉嚨的影子。在廚房里煮咖啡和做飯的媽媽。細長的眼睛和稀疏的眉毛。玫瑰花。所有的一切在我的腦海里艱難地攪在一起。那純粹的夕陽，在我眼里，倒變得血肉模糊。

　　弟弟站在后面緊緊地箍住我，我感受到他的心臟，砰砰砰砰。真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我聽到那時杜飛河在我耳邊笑著說，你一定是只知道殺人罪對不對？小女孩，我告訴你，這個世界上比殺人罪更邪惡的事還有很多很多呢。

　　媽媽，你也和我一樣，對乖乖扮演自己的角色膩了嗎？

　　我其實有點高興，說到這段的時候，小吧不知不覺地睡著了。阿姐告訴我，小吧正在吐出二氧化碳，可能是因為禮堂里的黑暗騙了它。

　　“所以，你媽媽背叛了你爸爸和那個園丁亂搞了？”阿姐說。

　　我有些尷尬，惡狠狠地威脅它，“你得學學和人說話的禮儀，不然當心招來殺生之禍。”

　　“可是，”阿姐繼續沒有分寸地說道，“你看上去并不是很難過。”

　　因為這句話，我開始有點討厭玫瑰花。或者說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只是現在更討厭了一些。玫瑰是很愚蠢的，盡管過去了好幾百年，玫瑰梗上的刺還是沒有變得更厲害一點，能夠逃脫人類的剪刀。這樣想著，我心里好受了一些。然后不得不承認，更多的時候我還是愿意和玫瑰去聊一些事，當然并不是全部。這是因為在玫瑰花里沒有人類社會的規則，沒有人情味，我因此可以逃脫那些很刻板的道理，很不能理解的教條，說我想說的事而不至于中途被打斷和指責。

　　我躲在房間里瑟瑟發抖，我對弟弟說，“我好冷，你可不可以把窗戶關了。”

　　弟弟走過去關窗，回來的時候他說，“那件事不能告訴爸爸。”

　　我點點頭，其實那是我那天剩下的最后一點力量。因為弟弟的語氣是在哀求我，他用力地看進我的眼睛里面去，像是要確認一口快要枯竭的井里還夠最后一碗水。

　　禮拜一是十月一號，國慶節。玫瑰在早幾個月已經全部凋謝光了，現在已經到了連葉子都不剩的地步。我吃驚時間過得這樣快。當然那天爸爸是不會放假的，因為殺人犯不會因為國家的誕辰就放下尖刀。天氣的確是冷，新聞里播放寒流就要來了，風撞著玻璃窗割啦割啦地響。

　　那天早晨，餐桌上呈現出一種詭異的氣氛。好像是因為工作上有了什么特別大的進展，思想教育的范圍被擴展了，正在如爸爸所想的從死刑犯到普通人的路上過渡，他一個人顯得特別高興，其余三個人則很是慌張，有所保留，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上撒謊。特別是我，我對他的思想教育突然變得漠不關心，袖手旁觀，隨聲附和眼睛卻不知道看往何處。

　　媽媽端著面包和牛奶走了出來。羊角面包的頂部被烤出一點恰到好處的焦黃。桌子上有培根，火腿和玉米沙拉。番茄，黃瓜和紫甘藍被細致地切好，擺在生菜上面。媽媽問，你們要喝什么？我裝作沒聽到，粗魯地抓起羊角面包，一口咬下去。很快地，一股腥味在我嘴里散開。我用叉子撩起一些玉米塞在嘴里，仍舊有一股腥味。還在發燙的培根，竟有股無可忍耐的酸臭。我緊張地看向弟弟，他自然地咀嚼。爸爸，也許他早就失去了味覺和嗅覺，什么都不知道。于是我哇地一聲哭了出來。

　　爸爸放下報紙，驚訝地望著我，問我怎么了。我想這是因為他今日心情好的緣故。平時的時候，我在他眼里也不過是弟弟的副產品。媽媽湊過頭來想要用手觸我的額頭，我想著她這手曾碰過什么地方，摸過哪些部位，就更是羞恥萬分。

　　就好像水沖過了大壩，我想著，完了，我守不住這秘密了。

　　我嗚咽著說，“爸爸……”

　　他笑著，耐心地問我，“什么？”

　　弟弟在椅子下面輕輕抓住我的手。然后他用力，直到我的手快要被他捏碎了。

　　大約有十年的時間，我等在那扇綠色大門前看人來人往。因而在我的大腦里，有幾千個形態各異的罪犯。幾千個去往綠色大門又脫胎換骨的人。童年時候我模仿著他們，只為了逗我弟弟笑。然而在那天早晨，弟弟抓緊我的手，不知怎么就硬是意識到，他們仍一個個完好無損地躺在抽屜里，就像藥鋪的柜子那樣被分門別類地擺放著。男的歸男的，女的歸女的。燦爛歸燦爛，憂傷歸憂傷。形態萬千的模樣。它們一個個層層疊疊地堆積著，構成一個櫥，一個房間，一條走廊，一個城堡。我如此想著，便也覺得自己好像體內也有幾千個人的力量，不再寄托爸爸或是思想教師就可以解決眼前的問題。

　　我嘗試著取出一個屬于少女的微笑，明媚而陽光。我對著爸爸用上那個微笑。以后無數次我也用上那個笑。于是爸爸就被我怔住了，就像我以往無數次被他的聲音怔住一樣。我有些吃驚地看著事情在我眼前發生，爸爸舒心地低下頭，仿若前幾秒我所表現出的嗚咽和莫名其妙都不曾存在過。

　　我不動聲色地將面包含在嘴里，忍受它的腥臭，十分鐘后才到廁所里吐出來。我對自己說，白河，你是自我意識過剩，食物根本沒有味道，你只是無法跨過精神上那道坎而已。但是仍舊沒有用，腥臭沒有消失。院子里玫瑰枝被剪斷的聲音傳到我耳里，尤其刺耳。

　　我漸漸發現，那根本不是偶然一次的事件，媽媽很明顯地找到了情人。她怎么可以如此肆無忌憚。

　　我不期待她，怎么樣都是沒有用的，弟弟搖著媽媽的手問她，“下個禮拜是我和姐姐的生日，你可不可以到我們的房間里？”那已經是刻意擺出小孩子的姿態了，仍舊沒有用。她總是答應，可是不會來。在那傍晚到來之前，我們都知道走廊那頭緊鎖的房間里在發生著什么。

　　我一點都不想過生日。可是四月一號那天，鞭炮味和吵吵嚷嚷的聲音直接沖到我們的房間。這一天其實是送給爸爸的節日，我們只是恰巧出生而已。

　　一段紅色的鞭炮被不偏不倚地丟進我們房間里。它噼里啪啦一陣炸響，一陣紅色煙霧竄進我的鼻腔。我頭皮發麻，身子向后彎卻伸出手抓住還在彈跳的鞭炮猛力地丟去，回頭看弟弟，他哭了。

　　五分鐘之后，弟弟開始全身震顫，冒汗，在地上蜷成一團。半個小時后他又恢復正常。

　　我那時明確地意識到，我們是被丟掉了。被爸爸丟掉了。被媽媽丟掉了。如果我什么都不在乎，我也可以學著他們的樣子，將所有的一切都丟棄掉，不在乎任何一樣東西。這樣子，我再也不用看著食物嘔吐，我可以和和睦睦地過著自己的生活。可是這樣的話，我就要失去弟弟了。

　　我講到這里的時候，禮堂內的燈打開，電影放完了，人們好像都做了一個夢。我懶得去看爸爸那些光輝事跡，他們是真是假我早已不在乎。對于那時綠色大門后心心念念的一切，現如今也唯恐避之不及。

　　舞女們提起裙擺走上前，另一邊是打著領結伸出手的男士，中間隔著曖昧的距離。

　　“她們可真美。”小吧醒了，羨慕地看著那群女孩兒。

　　“那是因為她們化了妝，穿了漂亮的裙子，其中的一些還抽過脂，整過容。可是你的的美，就是作為一朵玫瑰本來的美。”

　　阿姐說，“為了把自己變得更好而作出努力，不好嗎？”

　　弟弟死后的幾天爸爸也是這么對我說的，“作出努力。”他的臉上帶有悲痛的神色。“我不在乎那些被偷走的錢。”他說，“我知道你弟弟的死對你打擊很大，對我來說又何嘗不是。”他拉著我進去綠色大門里面。我在心里想，過去我也付出努力，顯然光有努力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犧牲。犧牲就是弟弟的死。

　　這時我的心中涌起一陣尖銳的復仇渴望。于是我盯著爸爸的后腦勺，惡狠狠地說，“媽媽出軌了。就是和那個殺掉弟弟的人。那個園丁。”

　　他毫不理睬我的宣泄，“你弟弟不是被殺掉的，他是生了病，驚恐癥，他那天晚上只是被嚇到了。你可以去查查看。”

　　“你為什么要幫那個人說好話？”我的語氣生硬無比。

　　“因為我是思想教師。你懂嗎？整個思想教育的體系，就是構筑在原諒上的。如果受到傷害的人不愿意原諒那些罪犯，單純把那些罪犯變成好人還是沒有用。”

　　“我不原諒他。”我想起弟弟以前說，犯了什么罪就應該判處同等量的刑，就像天平一樣。可是，除了死刑以外，沒有什么懲罰可以和殺人罪放在同一個天平的兩端而不傾斜。

　　爸爸好像聽到了一個不怎么好笑的笑話一樣，一臉嘲諷，“你根本沒有資格不原諒。因為你就是罪魁禍首。”他當然知道應該用怎么樣的語速和語調，才能讓他的字句一句一字打在我心上，“那種病一定之前發生過好多次，可是你不說。你想你的弟弟和你一樣慘，因為你就是一堆爛泥，你愛好把別人拖下水。”他掐著我的手，搖我的肩膀，“你說我說的對不對，白河？”

　　他推我進綠色大門。我一個趔趄，猛吸進房間里的一股焦味。

　　我一進房間看見眼前景象，嚇得目瞪口呆。

　　房間所有的裸露處都爬滿了盤根錯節的電線，地板和墻壁因此凹凸不平，如同巢穴。有的電線像手指那樣粗，有的又細若發絲，五顏六色寄居著，然而總體來說是腐舊的，空隙處亦被灰塵塞滿，看不清那房間的本來面目。腳下的電線時不時地蠕動，像蛇一般兩兩相觸擦出火花，焦味就是由此而來。最滲人的是它們一下膨脹一下又收縮，好像幾萬個人在呼吸。

　　在房間的中心，電線從四個方向盤旋而上，繞成椅子的形狀。我心驚膽戰地靠近坐上去，爸爸在我身后說，“把手擱在兩邊的靠墊上。”那靠墊上的電線露出幾個翹首以盼的腦袋，待我把手擱在上面，它們迅速吸上來，一陣刺痛，我知道手臂和大腦密密麻麻刺了無數個小洞，但并未流血。銅線扎了進去，順著經脈奮勇地在我身體里竄高。

　　爸爸帶上了一頂帽子，那上面貫穿了密密麻麻的電線。仍然是五顏六色，然而綠色最多，想到這一點我不由地冷笑。他從帽子兩邊拉下兩條長條黑布，在嘴部和喉部那邊扣住。我眼睜睜看著眾多的電線就這樣扎進那兩個部位，他卻無動于衷。

　　爸爸的喉結上下抖動了一下。幾乎是在同時，我感到那微小的震顫順著電線四面八方地涌向我，我的心臟猛地一跳。

　　爸爸毫不吃驚地看著我的反應，還我一陣冷笑。

　　我根本不知道弟弟是怎么死的。我甚至連他的遺體也沒有見到。

　　事發過后的那天早上，我被兩個人高馬大的警察堵在房間里，他們只告訴我家里來了小偷，襲擊了弟弟，正在醫院搶救。

　　我立在他們面前，嚇得眼淚直流，哀求他們讓我出去看看情況。

　　一個警察表情冷峻，“去了有什么用，你又幫不上什么忙。”

　　另一個笑瞇瞇地蹲下腰說，“小公主，你知足吧。你爸爸怕你被嚇到，特意囑咐我們說，把你好好看著。”

　　我惡狠狠地盯著那二人唱雙簧，自知這房間無論如何也別想沖出去了。直到傍晚，兩個警察的傳呼機響了，他們對視一眼，從我房里撤去。

　　我起身走出房間，走廊里彌漫著一股消毒藥水的味道，門口的花被換過了，想必先前的那盆已經被打碎。然而不管如何清理，血跡終究還是滲到了木頭地板的縫隙中，幾條紅色的細線在我的腳下穿越。

　　我搖搖欲墜，明知一切已經無可挽回，然而卻毫無處于現實之感。

　　后來，那法醫又告訴我，弟弟是被那個小偷推倒到墻上撞到腦部才不治身亡。

　　之后，又有醫生告訴我，弟弟生前患了驚恐癥，又因為陌生人入室產生恐懼，可能這才算是最直接的死因。

　　那時候我見到了好多新的面孔，警察，醫生，還有記者。在我的生活無止境地滑落的時候，我開始接觸正常人，然而他們看起來也和罪犯沒有什么不同。

　　電視臺來采訪爸爸，他們想知道一個偉大的人如何承受喪子之痛又在困境中振作的故事。爸爸和媽媽衣著簡單而整潔，媽媽時而眼含淚光，這時候爸爸就摟住她的腰，或是拍拍她的肩，神色悲切而堅定。他們齊聲告訴記者，事情總會過去，謝謝所有人的關心。那記者也表達出對于他們這份堅強的敬佩之情。

　　我在樓上看著這一出好戲，抿著嘴偷偷地笑。那聲音很輕，像是用被子蒙住頭在說話，然而一直不停，那女記者覺得有什么異狀，往上一瞥，視線就在我身上僵住了。

　　我咧嘴對她笑。

　　女記者身子一凜，顫顫巍巍地伸出手指問爸爸，“那是什么人？”

　　我自然知道怎么去扮演一個失常的人。

　　我在綠色大門前十余載，眼見過幾千個犯人。但凡哭笑不停，情緒激烈者都是裝瘋賣傻之輩。真正失去心智的犯人，外表祥和，微笑間卻透露出一股陰氣，令人不寒而栗。

　　我搖搖晃晃地走下來，眼睛倒直勾勾地盯著那個女記者。她亦看著我，我料定她此刻心里發怵，一扭頭萬分平靜地對著他身邊一臉尷尬的人說，“爸爸，弟弟五分鐘之前和我說，他肚子好餓，我媽什么時候做飯？”

　　那女記者驚慌失措的臉，我至今記憶猶新。采訪最后草草了事，也沒有在電視上播放。然而這一鬧，倒是讓爸爸知道他身邊安了一個定時炸彈。

　　白巖正看著他的女兒，無法判定這女孩兒是故意還是真的神志不清。他第一次知道他身邊還有這么一個定時炸彈，然而他轉念一想，自己一心想著在普通人身上推行思想教育，他女兒若是能借他之手緩過來，可不是免費的廣告？

　　身處綠色大門之后，我不寒而栗。

　　數百根電線狀的細絲和我的大腦神經接軌，不由得我說一個不字。

　　爸爸戴上那頂帽子開始說話。

　　我的耳朵聽不見他在說什么，然而感覺上是潛意識已經接受了信號，神經猛烈地起反應，只覺得那是錯的，他說的是錯的。隨后我看著地面上的一根電線開始不尋常地膨脹，緊接著熱流沿著那根線涌進我的大腦，一陣灼傷感在腦部蔓延。

　　爸爸又開始說話，他說的還是剛才那句，然而當我的想法才剛剛開始發出反對的聲音時，那條源頭的神經像是被火燒成灰燼一般。

　　思想的一部分消失了。我的一部分沒有了。

　　整個身體脹痛無比，我因為疼痛無法克制地留下眼淚。

　　二零二九年。那個時候我滿十五歲。即使思想教育這項工程早在十五年之前已經開啟，然而進步之快，仍舊令人咋舌。

　　我原本想，這樣也好。我在綠色大門之后待了一個多小時，當那些電線最終從我的身體中抽去時，我感覺一身輕松。雖說其實那只不過是撤去疼痛的常態而已，但我的執念，我的憤怒和孤獨的確沒有了。我感激地看著爸爸，發現他也在慈祥地回看我。

　　那一刻我想，我愛他的。

　　怎料那天半夜里，我夢到弟弟以前曾對我說，你以后可以做演員。弟弟還說，你心里住了那么多的人。只因為那一句話，我猛然想起那么多那么多罪犯，杜飛河，還有那個老太太，全部蘇醒了。他們揉揉眼睛，好像大夢一場，快樂地踹開我曾經給他們安好的抽屜，在我的大腦里大呼小叫。

　　是你爸爸放我們出來的呀。他們手拉著手大喊，他把你的那一條條對他有害的思想消去了，可是他不知道你的每一個想法都藏著圍著我們的柵欄。

　　真好，真好，他們歡呼。

　　我大汗淋漓地醒來，意識到一件可怕的事。

　　思想教育對我沒有效果。

　　躲過爸爸的眼睛是很容易的，我們的關系在各自刻意的努力下不斷融洽。對爸爸來說，自弟弟死后，我已無可選擇地成為了他的接班人。即使不行，再不濟，我也是一個成功的試驗品。一個因為弟弟死去而瘋癲，最后變得樂觀開朗的女孩。那天到我們家的女記者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只是調用了一個罪犯的笑而已。一個一成不變的，模式化的笑。我用它騙過了所有人。

　　這之后，因為我的身先士卒，思想教育在普通人中漸漸推廣了。我知道坐在這個禮堂的人超過三分之二的人都已經接受過思想教育。

　　達成爸爸的愿望不過是早晚的事。而到了那一刻，我就成為了人群中的一個異類，一個沒有接受過洗禮的人。

　　那一天，爸爸很高興，媽媽陪著他喝了好多酒。

　　那時關于弟弟的往事第一次被談到。以往他們總是避之不及。

　　媽媽掩飾不住地哭泣，她反復地念叨，怎么會是他。怎么會是他。她羞愧難當，她曾以為自己正處于純真的愛之中，然而她的情人，那個園丁，卻只是利用她喜歡的玫瑰，利用她對他的愛來奪走錢，奪走她兒子的生命。

　　爸爸在另一個角落嚎啕大哭。他當然見到了那個罪魁禍首。那個人長著一張陌生的臉，可是他認識他，他知道他是誰。那個曾經在爸爸的嘴巴中被他嚼爛，被他輕視的黑訣換了個名字，換了個長相站在他面前，一字一句地告訴他，思想教師奪走了他的所有。他的事業，他的家庭，他的信仰。所以你，白巖正，也不能擁有。你家的錢，你妻子的愛，你兒子的愛，都要統統被奪走才好。

　　可是正是因為思想教育，黑訣他不會死。他根本不會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他只會接受思想教育，然后成為爸爸的信徒，最終幸福地活下去。

　　一切不過是一個殘忍的輪回，而弟弟是這個輪回中無辜的犧牲者。

　　我回頭望去，先前陪伴我的那兩朵玫瑰花已經在我的回憶中枯萎死去了。禮堂里的溫度太高，加速著它們的消亡。

　　我不禁黯然神傷，在座位上哭泣起來。我以為我在為花的敗落而心碎，然而不久我意識到我其實是在哀嘆我自己罷了。我自認為不是善良之輩，生活中充斥諸多不幸，到頭來，失去唯一可能陪伴我的弟弟，在這個本應該載歌載舞的場面孑然一身。

　　我對誰都沒有說的是，我今日本是來尋仇的。

　　我打聽到，那個拍攝爸爸紀錄片的導演正是黑訣，他到底是忘記了或是寬恕了自己所做的一切，他現在全身心地敬佩爸爸，全身心得愛著這個世界。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憑什么？

　　我曾經想要殺了他，將槍藏于裙內。

　　然而我發覺，早在二零四一年，爸爸和那些人權人士，本是抱著尊重人權，生命可貴的信條，才將思想教育推廣于世。可惜自思想教育發展以來，人的權益越發地下，生死不由己，如何想，如何做，孰是孰非，更是不由己。這等牢籠，又豈是我簡簡單單開槍殺一人就能遂愿解脫的？

　　我想到綠色大門之后的那堆電線，不過是一堆系統，一灘想法。待到五十年后，這世間必定一個有靈有肉的人也不剩了。

　　而不論人們如何折騰，如何抱著進步的名義自尋死路，玫瑰仍然還是玫瑰，還是要沒心沒肺如火如荼地盛開，一如今日的小吧和阿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