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倫敦，一個女仆坐在她臥室的窗臺邊，看著灑滿月光的街道。這時，她看到一位滿頭白發、個子高高、面容矍鑠的老人沿著馬路走過來，迎著他走過來的是一個身材矮小、年紀稍輕的人。老人彬彬有禮地和那人說著話，據女仆后來講，他好像在問路，然后女仆又轉眼看了看那個年輕人，認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來講，“他到主人家來拜訪過一次。”

　　那姑娘說，海德先生手里拿著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邊很不耐煩地把玩著，一邊聽著老人的話。突然間，他的怒氣一下子爆發了。

　　“他好像瘋了一樣，”女仆回憶道，“沖老先生揮著手杖，老先生往后一縮，非常驚訝，接著他抄起手杖，舉起來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無助的老人，我都聽見了骨頭碎裂的聲音……這太可怕了，我覺得一陣難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蘇醒過來，已是凌晨2點了，她去報了警，兇手早已逃之夭夭。尸體還躺在地上，旁邊就是兇器。手杖從中間斷開了，一半滾落在尸體旁邊，另一半警察斷定是兇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里發現了一塊金表和一個錢包，但沒有名片或任何紙張，只有一封信，上面寫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給了律師，他們一起趕到警察局，尸體還在那兒停放著。

　　警長帶他看了尸體。

　　“不錯，我認識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說，“他是丹佛斯·卡魯爵士。”

　　“謝謝您，先生，”警長說，“您也認識這個嗎？”說著他拿出折斷的手杖讓厄特森先生看，又給他講了女仆看到的情況。

　　厄特森先生一下認出了手杖，“是亨利·杰基爾的手杖！”他自言自語地說，“是我老早以前送給他的。”

　　他問：“這個海德先生是不是個相貌兇狠的小矮個？”

　　“女仆是這么說的，先生，”警長附和道。

　　“跟我來，”厄特森先生對警長說，“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兒。”

　　厄特森先生把他帶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倫敦的貧民區，在一條到處是低級酒館和飯館的街上，這就是亨利·杰基爾心愛的朋友的家，而且他還要繼承杰基爾的25萬英鎊！

　　一個老女仆開了門，滿頭白發下面是一張光滑的臉，帶著虛飾的微笑和不懷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么說，她還算客氣。

　　“是啊，”她說，“海德先生是住在這兒，可這會兒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來，可不到一個小時就又走了。”

　　“這樣的事很少發生，是嗎？”警長問。

　　“才不呢！”仆人答道，“他經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幾個月。”

　　“我們想看看他的房間，”厄特森先生說。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仆說。

　　“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長，”厄特森先生說。

　　“啊！”女仆叫了一聲，看起來不同尋常地高興，“海德先生出麻煩了！他干了什么？”

　　厄特森先生和警長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長說，接著又對女仆說：“那么請允許我們進去看一看。”

　　在這幢房子里，海德只用了兩個房間，都布置得十分舒適，品味高雅，墻上掛著漂亮的畫，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但屋里卻滿地狼藉，壁爐里都是快燒盡的紙片，在這個紙片堆里，警長發現了支票簿的一部分，還找到了另一半兇器。

　　“太好了！”他說，“現在就去銀行，看他們能不能認出這個支票簿來。”

　　確實，銀行的一個戶頭上以愛德華·海德的名字存了幾千英鎊。

　　“先生，他已經在我們手心里了，”警長說，“有兇器，有支票簿，現在只要在‘通緝令’上描述清楚他的相貌特征就行了。”

　　這可不那么容易。沒有通緝犯的照片，能描述他外貌的人，說法又都不一樣。只有一點大家都同意，那就是，像女仆所說的：“他是個邪惡的人，從他的臉上一下子就能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