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倫敦,一個女仆坐在她臥室的窗臺邊,看著灑滿月光的街道。這時,她看到一位滿頭白發、個子高高、面容矍鑠的老人沿著馬路走過來,迎著他走過來的是一個身材矮小、年紀稍輕的人。老人彬彬有禮地和那人說著話,據女仆后來講,他好像在問路,然后女仆又轉眼看了看那個年輕人,認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來講,“他到主人家來拜訪過一次。”
那姑娘說,海德先生手里拿著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邊很不耐煩地把玩著,一邊聽著老人的話。突然間,他的怒氣一下子爆發了。
“他好像瘋了一樣,”女仆回憶道,“沖老先生揮著手杖,老先生往后一縮,非常驚訝,接著他抄起手杖,舉起來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無助的老人,我都聽見了骨頭碎裂的聲音……這太可怕了,我覺得一陣難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蘇醒過來,已是凌晨2點了,她去報了警,兇手早已逃之夭夭。尸體還躺在地上,旁邊就是兇器。手杖從中間斷開了,一半滾落在尸體旁邊,另一半警察斷定是兇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里發現了一塊金表和一個錢包,但沒有名片或任何紙張,只有一封信,上面寫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給了律師,他們一起趕到警察局,尸體還在那兒停放著。
警長帶他看了尸體。
“不錯,我認識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說,“他是丹佛斯·卡魯爵士。”
“謝謝您,先生,”警長說,“您也認識這個嗎?”說著他拿出折斷的手杖讓厄特森先生看,又給他講了女仆看到的情況。
厄特森先生一下認出了手杖,“是亨利·杰基爾的手杖!”他自言自語地說,“是我老早以前送給他的。”
他問:“這個海德先生是不是個相貌兇狠的小矮個?”
“女仆是這么說的,先生,”警長附和道。
“跟我來,”厄特森先生對警長說,“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兒。”
厄特森先生把他帶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倫敦的貧民區,在一條到處是低級酒館和飯館的街上,這就是亨利·杰基爾心愛的朋友的家,而且他還要繼承杰基爾的25萬英鎊!
一個老女仆開了門,滿頭白發下面是一張光滑的臉,帶著虛飾的微笑和不懷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么說,她還算客氣。
“是啊,”她說,“海德先生是住在這兒,可這會兒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來,可不到一個小時就又走了。”
“這樣的事很少發生,是嗎?”警長問。
“才不呢!”仆人答道,“他經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幾個月。”
“我們想看看他的房間,”厄特森先生說。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仆說。
“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長,”厄特森先生說。
“啊!”女仆叫了一聲,看起來不同尋常地高興,“海德先生出麻煩了!他干了什么?”
厄特森先生和警長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長說,接著又對女仆說:“那么請允許我們進去看一看。”
在這幢房子里,海德只用了兩個房間,都布置得十分舒適,品味高雅,墻上掛著漂亮的畫,地上鋪著厚厚的地毯。但屋里卻滿地狼藉,壁爐里都是快燒盡的紙片,在這個紙片堆里,警長發現了支票簿的一部分,還找到了另一半兇器。
“太好了!”他說,“現在就去銀行,看他們能不能認出這個支票簿來。”
確實,銀行的一個戶頭上以愛德華·海德的名字存了幾千英鎊。
“先生,他已經在我們手心里了,”警長說,“有兇器,有支票簿,現在只要在‘通緝令’上描述清楚他的相貌特征就行了。”
這可不那么容易。沒有通緝犯的照片,能描述他外貌的人,說法又都不一樣。只有一點大家都同意,那就是,像女仆所說的:“他是個邪惡的人,從他的臉上一下子就能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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