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章    《道德經》第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

　　梅心許“道”

　　讀《道德經》筆記（17）（原創）

　　注：本范本《老子注釋》系復旦大學哲學系《老子注釋》組注

　　今起又參照陳鼓應的《老子今注今譯》

　　原文：

　　太上，①不知②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也。③成功事遂，而百姓謂“我自然”④

　　譯文：

　　解釋一：

　　最高尚的君主，人們只知道有他的存在；次一等的君主，人們親近而又稱贊他；再次一等的君主，人們害怕他；最下等的君主人們辱罵他。統治者誠信不足，百姓自然不信任他。最高尚的君主不輕易發號施令，事情辦成后，百姓都說“我們本來就是這樣啊。”

　　解釋二：（參照老師竹翁的《道德經新讀》）

　　上古之世，人們無知無識。后來知識漸生，欺偽也隨之而生。再后來人們雖然有親親之情，然而畏于大道。再后來（社會動蕩，人欲橫流，圣人為規范社會秩序，設立標準，始有毀譽之事），于是有人受到侮辱。“信不足”是統治者對道的信仰不足，不按規律辦事，所以百姓不信任他們。因此統治者要依道而行，少發號施令。讓百姓復得太古生活，太古之治，不言而信，無為而成，人人功成事遂，都說生活本來都這樣。

　　心得筆記：

　　㈠ 原來哲學的高度可以決定政治的高度

　　老子五千言，其內涵深刻而廣闊。道德之中涵蓋了政治治理，軍事哲學，個人修養等，遂成大家之學，立“道”于天下。

　　中華文明五千年，哲學思想無外乎儒和道，后來有了佛。而政治治理之道，皆不出儒道哲學這兩家，而法家的一脈淵源于帝王之術的祖師荀子,也是尊圣王教化和禮法治理的，主張禮治法治并用。

　　回顧歷史，華夏歷史的政治治理總是在這兩種哲學里中踐行

　　第一種是“清靜無為之治”，可參照回歸人類始初的“太古之治”

　　第二種是“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的儒家的“王道”治理，或者“法后王”的政治治理，“外王內圣”的政治治理。

　　以及第三種模式中秦的法治。

　　這三種政治治理之道，利弊優勢歷史已經做出了回答。只是說到法治頗有些感慨。作為荀子的學生，法治的推行和實施人物李斯自己是個悲劇角色，也給中國歷史帶來了悲劇。這位老鼠生存哲學的法家人物，深諳擇地（選擇環境）投機（把握機會）之道，不甘心成為廁所之鼠，而爭做糧倉之鼠。世間之道，廁所之鼠雖是下賤，卻無人開殺，糧倉之鼠雖居而飽食，卻時時有殺身之禍而待！糧倉的主人豈容你長期狂吃？所以，李斯最后落了個腰斬夷族的下場。此一悲也，但這只不過是個人的悲劇。

　　最為悲劇的是：李斯的焚書坑儒，不單單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而且自此開了在政治上焚毀文化的先河，這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劇。

　　李斯后期所做的法治以及所行的“督責之術”，更是中國政治史上的悲劇。

　　我想今天我們在學習國學的同時，應該有一種繼承與創新，批評與選擇的態度。

　　被康有為盛贊為“精通西學第一人”的嚴復，應該是近代史上的哲學大家。他的許多思想，可以引領今人如何學習國學和西學。有志于中國未來的年輕人，應該從他所翻譯的書籍讀起，從《天演論》和《原富》讀起，找到中國未來哲學，教育，政治，經濟發展的方向。

　　這兒引述嚴復的一些觀點：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為學也，中國夸多識，而西人恃人力。總之，西學“于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他還指出“中國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認為就是堯、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話，也要向西方學習的。要救中國必須學西學和西洋“格致”：“蓋非西學，洋文無以為耳目，而舍格致之事，則僅得其皮毛。”他認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止”。他認為應做到“體用一致”，“本來一致”要從政治制度上進行改革，提出“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和”的資產階段教育方針。

　　㈡ 閑說家庭治理之道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治理天下，治理一地，治理一鄉的……但每個人必須先面對自身，面對家庭。儒家有“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老子也說：“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家庭可以是幸福之都，也可是噩夢之源；家庭可以是生長之地，也可以是敗壞之處；家庭可以成就一個人，亦可以摧毀一個人……

　　所以，婚姻彼此的選擇，便生定了一定的家庭結構、家風、價值核心體系、以及一個家庭及個人的發展方向等等。

　　家庭治理之道也可以依從一定的哲學和政治治理之道的。我個人比較喜歡選擇老子的“清靜無為之治”,以及“民生，**，民主，自由”的觀念佐治于家庭。

　　首先是——不求有功便為無過

　　⑴ 為人父母者，不求有功

　　作為父母的我們應該明白：為人父母者，不應以生養子女而自恃有功。因而事事以此為綱，要求兒女。整日里擺出一副面孔，向兒女們放情感債和回報父母的高利貸，這是不可取的！錢鐘書，胡適也都為此立言。

　　東漢末年，儒家的名教和禮法，在歷史的發展中走向了形式化和虛偽化的境地之時，“建安七子”中的孔融也提出了“非孝”論。

　　“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

　　王充《論衡》也認為：

　　“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

　　王充以為夫婦不是有意生子女，而只是“情欲動而合”則生其子女。

　　我們不去探討這些觀點在社會上的一些反應，但從父母的角度來說，父母真得應效法天地，不對兒女們居生養之功，更不能以此強索兒女們的回報的！

　　⑵ 為人父母在培養兒女上，好大喜功，望子成龍之心甚深，實不可取。

　　總期望兒女們能成龍成鳳，為此：

　　今日一些父母怕子女輸在起跑點上，兒女稚幼，便負之于各種功課。回頭來看，結果折殺了兒女的幼年和童年的快樂。

　　今之一些父母喜歡按自己的理想和社會上的人才標準培養兒女，結果扼殺了兒女們的個性，興趣和創新。

　　今之一些父母深怕兒女旁逸斜出，不合父母意志者，則不能相容之，還大肆矯枉過正，進而絞殺。讓孩子們過早地喪失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

　　今之父母，吾不能一一而言。

　　今之父母動機良好，自己教子身心憔悴，兒女們也活得太累，但結果是弊端百出。什么原因呢？欲求之有功，反而有過。

　　其次——給之予“民生，**，民主，自由”之道

　　實際最深刻之理往往居于平凡細微之中。譬之如一棵小樹吧，只需要得氣于四季，體沐于雨露，仰接于日月光輝，心曠神怡于空曠冉冉的年華，這棵小樹自己就能在日影西移之際，長成參天大樹。

　　你能做什么？難道你能代替小樹成長嗎？

　　將小樹譬之如你的兒女——

　　兒女的成長之道譬之如小樹——

　　你能做的事，就是把你的關愛和任何一個舉措變成陽光，雨露和春風，以及心曠神怡于空曠冉冉的年華，就是給予孩子們以“民生，**，民主，自由”之道。這樣孩子們在自生，自主，在自有平等中，自由地成長。

　　記住你的兒女不會比你聰明，也不會比你笨，你享不了他的福，也不能替代他吃苦。

　　再有——把家庭變成安全幸福的港灣和救急救難的后備地

　　家不僅僅是“和”之地，更是“愛”之地，是“生養”之地，更是“安全與避禍，救急與救難”之地。為父母的只有把家庭經營成這樣的之地，兒女們才心知你的存在。當缺愛少和需生養之時，才會奔你而來！當急難之時才求你助力！這就是“家的最高境界”。而這種境界就是老子所說的“太上，下知有之”。

　　最后——至始至終地堅持“信守”和“貴言”

　　這是為人父母，在家庭治理中的做人和決策的最基本原則。

　　“信守”，就是話說出來了，你就要做到。承諾了就要兌現，誠信無欺，才能為社會家庭所認可。我始終認同“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道理。

　　“貴言”對政治家來說，就是少發號施令。李斯就不能“貴言”，制定出臺了許多秦朝法令。更有為行“督責之術”而輕罪重罰的一大堆法令，由此，早早地斷送了大秦。

　　“貴言”對為人父母來說，就是“行不言之教”。

　　實際上你說與不說，兒女都會在暗中效法你的言行做法的。倘若你的一言一行能于現實中卓有成效，那么兒女更會起而效之；反之，兒女不但不受教，還會陰奉陽違，背道而馳，這就是“身教”的意義，意即身言，此其一。其二，大言，言大決策。為人父母，應抓大放小，大事清楚明斷，做好大決策；小事糊涂放過，得過且過。其三，勿小言，就是勿傳言或言人小處。少興風作浪，無事自擾，在家庭里攪擾是非，判決對錯，搞階級斗爭。為人父母，不但要包容兒女犯錯，更應寬容伴侶，家和興萬事。其四，應少言，自己不言少言，讓孩子和伴侶多言，方能了解家庭成員的心聲，因時因地因人而解決問題。其五，“慎言”，不因言出而傷人傷己。最后，行言，意即言必行，行必果，輕易不出言，言出必有行。

　　綜上所述，不求有功正是“清靜無為之治”的上上之道。求功者必有過。當年李斯欲當世有功，卻落得個千秋之過。而且，李斯為了個人的升官發財，不擇手段的做法，也為后世所不齒。殺韓非子，不為道義所容，殺扶蘇，則弒君逆天。

　　所以，為父母的也應不求有功，方為無過。無功無過就不需要兒女們來贊美你，來罵你，來敬畏你，以及來侮辱你。這就做到了老子的“其次，親譽之；其次，畏之；其次，辱之。”

　　要不求有功，便為無過，就要悉心學習老子的“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把陽光，雨露和春風，以及心曠神怡于空曠冉冉的年華，都施與孩子們，還孩子們以“民生，**，民主，自由”之道。

　　最重要的是，讓家庭成為安全幸福的港灣和救急救難的后備地，兒女們心中就有你了。

　　注釋：

　　①太上：最高尚的君主。

　　②不知：人民知道。

　　③貴言：不輕易說話，也指統治者不輕易發號施令。

　　④自然：自己如此。

　　甲午年孟夏梅已香寫于學易齋

　　作者：筆名梅已香，號文溪君

　　《道德經》第十七章太上，下知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