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星海廣場的綠地上，飛機隔著墨綠的太陽鏡片在天空劃出一道白線。六歲的時候我躺在公園的草地上瞇著眼看飛機時，以為那是飛機里的乘客排出的尿液拋到空中變成的蒸汽。

　　我那時的夢想是開飛機，在幾千米的高空上把一飛機人的尿液播撒下去，給經過的幾千公里的土地潤物無聲地施上肥料。后來想到身下擠得出綠色汁液的肥嫩的草都是這些飛機肥喂大的，我就再也不涉足草地一步了，每每看到堆在草地邊被割草機突突突突打下的新草，都會遠遠地繞著走，鼻腔里還泛起一陣陣尿素的味道。

　　在那片草地的邊上有座二層小樓，緊挨著有一座七十年代的老倉庫。一個美國老太太住在那座二層小樓里。不知道是誰騙她這個閉塞的村鎮藏著寶藏，也不知道她在飛機上為施在大洋上的氮肥貢獻了幾泡尿，老太太在這個現在連谷歌地圖都找不到的地方如魚得水地住下來，花了幾萬美金買下挖空了的銅礦，又養活起了這里正無所事事的礦工。

　　老太太就像個傳奇，她的翻譯是鎮里的一個半吊子英語老師，他總穿著一身西裝，把襯衣掖進褲腰，寬大的衣擺把他的褲襠撐得像里面揣了一顆腫脹的**。這個做著一輩子美國夢的英語教師給所有對老太太感興趣的人講美國的故事，生動得好像他自己的經歷。老太太十四歲的時候就開著老福特八九十邁地風馳電掣，十六歲的時候就撞斷了一條腿。像聽評書一樣圍坐的開卡車的礦工們這時都會發出“哇”的感嘆。從那以后我就感覺斷腿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在我不長的童年里，斷腿這個目標驅使我做了許多人一生都不敢的嘗試。從二樓跳下來沒能如愿地摔斷腿，卻把腦袋磕在空調外掛的鐵架子上，我穿著古惑仔一樣的新衣服像個英雄一般風風火火地跑回家，我感覺炮彈正在我的身后爆炸，一股股氣浪裹挾著硝煙撲向我的后腦勺，在回家的路上我淡定地走進一家中醫世家小診所，腦門上有節奏地一下下冒出鮮血的小動脈盡忠職守地讓血流遍我的臉。

　　我深沉老練地對老中醫的孫女說給我一塊紗布的時候，我覺得那個捂著胸口的小護士就要愛上我了，要不是我太年輕她會在一道戰壕里與我就地野合，然后生出革命的星星之火。她告訴我中醫診所沒有紗布。因為身高的緣故，我平視的時候剛好盯著她的胸部，我幻想她會從那里扯下一塊白色衣襟心疼地按住我的傷口，然后……她的奶奶把那種老式的紗布口罩從耳朵上扯下來一把按在我頭上把我推出了診所。我不忍想象那上面還沾著她的唾液或是別的什么，扔下沾了血像是被遺棄的衛生巾一樣的口罩，依舊像個英雄似的奔跑。

　　當然七歲的我還是能撒出童子尿的年紀，那些齷齪的想法大概是后來添加在腦突觸里的記憶。

　　我媽看到她的小英雄身負戰傷站在她面前齜著白里透紅的門牙笑著時，她問我跑回來的時候為什么不用手按著傷口。我像所有久經沙場的老戰士一樣冷靜地說：“為了防止感染，同志。”

　　為了摔斷腿，我帶著年輕的沖動不懈地努力著。某個冬日，兩個小伙伴一邊一個拉著我的手，面對著結了冰的水庫說一二三咱們一起跳。那一瞬間我感到我的人生會因此不同，這

　　片冰湖就是一碗摻了雞血的結義酒，我將有兩個生死與共的兄弟。那個黑胖的會握著一柄丈八蛇矛一個噴嚏震斷一座鋼筋混凝土大橋，那個吊眼的長臉會騎著赤兔寶駒連夜守在嫂子門前心旌不搖。我想摸摸我的耳垂看看我是否會是那個一掉眼淚就有羽扇綸巾的小弟替我發大招的皇室血親，可是手被黑胖和長臉死死拉住，他們斬釘截鐵地大喝一聲“三！”，我來不及猶豫地縱身一躍，黑胖和長臉在那時同時松開了我的手。在碎冰和冷水里泡著的我霎時體會到了劉皇叔編草鞋時的凄涼。我不會水，又穿著浸透了冰水的棉衣，幸虧當年摔了腦子神經反射有點遲鈍，趁著肌肉還沒來得及抽筋我就爬了上去。拖泥帶水瑟瑟發抖回家的路上，我想曹操也許就是這樣變得不信任任何人的，兩個小伙伴絕塵而去的身影讓我注定要成為奸雄。

　　從此便怕了能浸沒一個人的水，如魚得水這個詞我再也沒法切身體會，不過見了老太太在海里撲騰的樣子，我也間接能了解一些那種感受。她在礦山西邊的海灣里扭著球形的軀體仰泳、蛙泳、蝶泳的姿勢看起來都一個樣，從仰泳切換到蛙泳的時候就像滾水里熱了的湯圓哧溜地翻了個個。她蝶泳的時候，胳膊上的贅肉像蹼一樣讓她游得飛快。當她發現海灘上的中國村民都在看她時，老太太得意地跳起了水上芭蕾，他的上半球猛地扎進水里，水面上又冒出兩條白腿，松軟的白肉有節奏地擺動，有點像兩只吞飽了肥魚的天鵝。

　　在得知我學過英語之后，她邀請我去那個大倉庫里聚餐。她的雙胞胎外孫女有著一頭亞麻色卷發和湛藍的大眼睛。老太太問我要吃什么的時候，我說了六個Pardon最后以一個Ok結尾，然后她遞給我一碗醬油泡飯。多年來我一直在想那時多說一個或者少說一個Pardon待遇或許會好一些。午飯后，老太太有時會捂著胸口吃上幾片藥，片刻后又長吁一口氣，好像剛經歷了一番死劫。

　　我第一次覺得女人可愛的時候，就是那天倉庫里，我看著那兩個未來的卷發女郎捧著杯子喝檸檬水的時刻。

　　后來聽說老太太賣了一點尾礦，又把礦山轉讓了出去，帶著她碎花裙邊的泳衣和我的洋女孩們回國去了。飛機拖著劃破半邊天的氮肥，帶著我去美國尋找初戀的理想和斷腿成英雄的欲望一去不返。

　　八歲的時候我離開了那片礦區，走的時候我家那幢貼白瓷磚的樓房空蕩得讓我感覺像是在告別切爾諾貝利。樓前坡下一左一右分別有一棵槐樹和一棵楊樹，日本人在那片山里開礦的時候它們就長在那了，它們像我未曾謀面的太爺爺一樣照看著我的童年，還把半尺長的毛毛蟲塞進我的衣領嚇唬我。一座頂上焊著廣播喇叭的鐵架子穿過槐樹的縫隙，在盛夏斑斕的陽光里散發陳年鐵銹的味道。每天我在月影下沙沙搖曳的樹葉聲里睡著，又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像是晨勃一樣早起的音樂聲里醒來。

　　在礦場辦公室大院的綠地旁有鐵制的轉盤和秋千，那些充滿了蘇聯氣息的玩具讓我感覺自己擁有和朱可夫和卡拉什尼科夫一樣的童年。坐在嘎吱響的鐵轉盤上，我想像那是T-62坦克；坐在蕩起來有兩米高的秋千上，我想像自己在開蘇-30飛過紅場。

　　后來在電視里看到戴著黑框蛤蟆鏡的老人站在敞篷車上檢閱人民軍隊時，戰斗機拉著霧化的尿液飛過空中時，我意識到飛行員是不會邊飛邊往機艙外撒尿的，我感覺自己應該與草地重歸于好。

　　在離最初的礦區一百七十多公里的另一座小鎮上，我泯然眾人地進了學校成了普通的孩子。再沒有腥風血雨也沒有抗洪救災。我時常看著學校走廊上的英雄畫像，回想自己的事跡，有時嘆一口氣，趁無人的課間去那個叫露露的戴眼鏡女孩的座位上，摸摸那常貼著她的背的書包。有一天我想騎車載她回家，那天中午我的車卻被某個人拔掉了氣門芯。我想帶她去公園的綠地放風箏，那天早上我卻發現風箏的竹架斷了。后來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我才記起，那個中午拔掉氣門芯的人和那個早上折斷竹架的人，都是我自己。就像我把沉淀著蜈蚣腿的湯藥倒進下水道里，把成冊的暑假作業藏在書報亭的雜志里，有人問起，總竭力裝作事不關己。使我成為我而不是別的什么人的，都是恐懼和憂心這兩種感覺。

　　在這座三面環海的小城鎮里，我先后搬了三次家。我在盛夏時住進了初中時的那個房子，房后的槐樹青翠得像要冒出綠色的火焰一樣。冬天下雪的時候，房間里外都出奇得安靜，暖氣管像腹瀉的腸道一樣咕嚕咕嚕地翻騰著熱水。我靠著樓房溫暖的腸子讀了一本類似這座城鎮地方志的書。一個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地方，歷史寫了厚厚的950頁，作者是個蘇聯人，他把這片深受蘇聯人喜愛的土地寫成了半部世界近代史。

　　大學時的近代史課上，我用一篇關于那座城鎮歷史的論文拿了九十分。

　　我不再是狂熱的蘇聯愛好者，也不再每天幻想會有戰爭能讓我亂世稱雄。我會煞有介事地在論文里把奈奎斯特曲線和世界多極化扯上關系，也會在論文結尾的鳴謝里把所有校領導按照級別排好序號。我的心變得踏踏實實，像是草皮下的水泥地，開始接受畢業去做一名月薪兩千多的工人。

　　我把那兩個美國的戀人忘記了十多年，在一節公共課上，那碗醬油飯和她們的亞麻色卷發又一起回到了我的腦海。又一個美國老太太站在講臺上，她拄著一根虬龍棍，棍子上還綁著一大把彩色布條，那根棍子就像是夏威夷皮膚黝黑的草裙舞女。我不知道草裙舞女是否兼職**，但穿上七彩的草裙地位多少與黃草裙有些不同。“*”又怎樣，在美國*叫“**”，貴族叫“blue-blood”，別瞧不起**工作者。

　　老太太扶一把眼鏡，笑瞇瞇的臉兒紅撲撲的，像秧歌隊里老漢套著的大腦袋娃娃頭。她嘰里呱啦地說了半小時的英語來解釋自己為什么拄著**的草裙舞女，接著坐在講臺上撩起了自己的褲腿。他做完這個農民下地干活的準備姿勢后，我看到一截假肢。

　　我所認識的兩個美國人都是斷了腿的美國老太太，這讓我多少有點沮喪。我沮喪的是當年的英雄夢想竟然是因為一個斷過腿的老太太而建立起來的。

　　老太太老師又告訴我們她有個兒子是美國國防部的海軍司令，我可以拿來聊以自慰地認為把英雄的母親當做偶像或許也是一種英雄主義，可是我又開始疑惑在美國一個司令級別的高管算不算得上是英雄。

　　不管怎么樣，我覺得我認識的美國人不該只是兩個老太太，即使不說出去，這也很丟人，讓我懷疑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怪癖。

　　在學校的留學生交流論壇上我想方設法搞到了一個叫簡的美國女孩的電話，然后裝作發錯短信認識了她。在一個下小雨的傍晚，我約她出來，我穿上現在看起來像白大褂一樣的風衣，噴了兩遍發膠，走出門的時候我甚至感覺發膠的蒸汽在我腦袋后面拉出一道白線。

　　在一家飯館我見到了簡，她扎著馬尾露出锃亮的腦門，兩只淺褐色的眼睛深深陷進眼窩里，如果不看胸脯，簡完全是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

　　我替她要了一碗米飯，淋上半碗草菇老抽。

　　簡不領情，又要了一碗蘭州拉面。我剛打算替她要把叉子就驚訝地發現她筷子用得比我還順溜。小時候我是左手用筷子的，夾起黃豆一夾一個準。后來我奶奶硬是把我改成了右手用筷子，到了現在用左手夾不起東西了，右手也還是夾不起花生豆。

　　我想跟她顯得親近點，學著電影里美國人的樣子親切地稱呼她的后半截名字：“愛……”

　　她從面碗里抬起頭，馬尾像馬蹄尥蹶子一樣彈了起來，“干啥？”標準的東北味兒，沒想到她中文比筷子用得還溜。

　　“慢點吃別噎著。”我補上了后半句話。

　　我點的刀削面上來時她的拉面碗已經空了，連湯都不剩。

　　在我我吸溜吸溜吃面的時候，簡敞開了跟我嘮嗑。她把腿盤在凳子上，就跟坐在炕頭似的，“大地，你聽說過基督么？”

　　“我聽說過安利。”我咽了一片兒面又吸了一下鼻子說。

　　“那個不是安利，那個是耶穌。你知道嗎，耶穌和基督還有上帝是一體的……”她說那個“體”字時，門牙漏風一樣的發音聽起來就像“起”。

　　“嗯，他們在一起了。然后呢？”我擦擦嘴開始了解這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的宗教。

　　“人都是有嘴的，上帝能寬恕你的嘴，在你死去的時候，上帝原諒你的嘴，你就可以上天堂……”我想她說的應該是“罪”。

　　我又仔細地擦了擦嘴，眼睛放亮地看著她表示洗耳恭聽。

　　“你有信仰嗎？”

　　“我……啊……道教？差不多吧……”說實話我也不清楚。

　　“那你愿意打開心臟讓耶穌進去嗎？”

　　“快打住……你語法錯了，在這個句子里‘心’就可以了，不要用‘心臟’這詞兒……”之后的對話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我的主場，我給她補了一晚上的漢語，服務員撲棱著白眼給我們桌續了十一杯水，回去的路上，我的膀胱受不住了。

　　 當我躲在廣告牌后黑壓壓的花壇里撒尿時，簡像只兔子竄到我身后，拍了下我的肩，前列腺猛地收縮帶動全身都抖三抖。

　　“說真的，你有信仰么”

　　簡問的這個問題，縈繞在我腦里已經快四年。每個夜闌人靜的夢里，這個問句的字眼就狼奔豕突地占據我大腦能處理的所有線程。

　　現在我想，或許是有的。我一直試著不去回憶的，是那天清晨人們都沒醒時，我在大院的鐵轉盤上旋轉飛馳，美國老太太躺在瑟瑟秋風里的躺椅上紫著唇，渾身蒼白而冰冷。起初我以為她在瞌睡，于是拾了一堆枯樹枝和落葉，在她身旁的角落里生起一堆火，想讓她暖過來。當我開始害怕起來的時候，看著她那張滿是褶子的臉和肥大的胳臂，我就想起了倉庫里的那頓午飯，和淺海里她的水上芭蕾。陽光越過山頭和樓頂，楊樹落葉的影子馬不停蹄地落下來。我便覺得沒那么可怕了。

　　人活著會領悟很多事，就像有天會突然明白“哦”字和“莪”一樣**不堪。我開始相信，每一片飛機經過的草地下都埋著一些人的心臟，每一個死去的人都散發著他們的記憶。

　　地鐵上一個穿著耀華中學校服的小女孩安安靜靜地翻著化學書，我看著她微笑，她沒有神色慌張面頰羞紅，而是往上拉了拉校服的領口。

　　我躺在廣場的綠地上，想要看看天上的云這些年有什么變化。說真的，時間過得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