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史記》《資治通鑒》給我們的啟示

　　中國最著名的史書，莫過于司馬遷的《史記》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

　　中國史書種類浩繁，基本可以分為正史、別史、雜史、野史和稗史。《史記》《資治通鑒》都屬于正史,都是官方寫史,朝政行為。都是中國史書的豐碑,因為體例不同,留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中國史書的體例不外乎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和國別體。應該說紀傳體和編年體是史書的主流體例，而《史記》則是紀傳體杰出的代表，《資治通鑒》則是編年體杰出的代表。

　　中華民族有重視歷史的優良傳統，對歷史記敘的史書就成為當政者的一項不可忽略的工作。老子就是史官，司馬遷也是史官，并且是史官世家。古時文人墨客無不以寫史為榮。左丘明的《左氏春秋》，孔子的《春秋》,呂不韋的《呂氏春秋》,陳壽的《三國志》，袁宏的《后漢紀》，歐陽修的《新五代史》等等。

　　從史書發展歷史看，它起步于秦漢，發展于隋唐，成熟于兩宋，鼎盛在明清。雖然編年體最早出現，但春秋戰國時期的編年體還處在雛形階段。早期影響最大的史書是紀傳體的《史記》，當史書進入成熟階段時期，影響最大的則是編年體的《資治通鑒》。作為成功的史書，為什么先是紀傳體的《史記》，而后有《資治通鑒》，這是文學家、史學家和負責編寫歷史官員的隨意，還是歷史的偶然？我想這不是偶然隨意現象，里面必然有內在聯系。

　　古人對歷史的認識，受到文化科學的制約，受到自己的歷史觀的影響。因此任何一個研究、解釋歷史的人，或者編纂史書者，都會按照自己的歷史觀，解釋他對歷史總的看法。史書反映歷史觀，歷史觀也會影響編纂者對史書體例的選擇。

　　中國封建時期的歷史觀基本上是以天命論為主導地位的。古人把國家興衰、人的窮達禍福歸結為天神干預的結果，稱為天命。天命神學思想是由原始自然神崇拜演變而來的。早在殷周時代，人們認為天命支配著國家命，只有天子才能接受天命。先秦諸子循著這種思想，用天命范疇來認識社會，并完善社會政治倫理道德學說。孔子主張“知天命”、“畏天命”，并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

　　統治者以天子自居，以替天行道為名，來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造反者也以天命所付，也以替天行道來證明自己造反的合理性。

　　統治者的天命論，最典型的表現，莫過于封禪。封禪表示帝王受命有天的典禮。封是祭天，禪是祭地。它起源于春秋至戰國時期，是當時齊、魯的儒生為適應兼并爭霸趨于統一的形式而提出的祭禮。他們認為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人間的最高帝王應當到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至高無上的天帝。泰山封禪，便賦予了帝王取得上天承認、證明自己是“天子”的神圣意義。由于這種禮儀的執行者是歷代帝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影響更為深遠，形成了從傳說中的古史到宋代皇帝，貫穿于原始社會和封建社會延綿相續的禮儀傳統。

　　現存文獻的最早者為《管子·封禪篇》，可惜的是《管子·封禪篇》一書中的《封禪篇》早已亡佚，現存該篇是從《史記·封禪書》中補抄的。它保存了關于封禪起源的一段珍貴史料。傳說最早神農、黃帝、炎帝封泰山。漢代班固《白虎通義》說：“王者受命，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物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可見，改朝換代就更加需要封禪了。古時著名的封禪有，秦始皇于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封禪、漢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封禪、漢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唐玄宗于開元十三年（725年）封禪、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封禪等。

　　天命史觀不僅統治者相信，就是平民百姓也相信確有其事。當年陳勝、吳廣帶領900個農民，因為大雨，不能按期到達漁陽戍守，要被斬首，決定起義。為了取信于民，增強號召力，他們做了三件事（史記有記載），一是到算命先生卜算舉事結果，算命先生知道他們意圖，說大吉。二是事先把寫有“陳勝王”的帛放進魚肚子里。戍卒買魚，發現丹書，大家覺得奇怪。三是晚間，安排人在附近樹林的神祠里點火，模仿狐貍叫的聲音，說“大楚興，陳勝王”。素有天命思想的戍卒就議論開了。結果陳勝、吳廣舉事，自然一呼百應。

　　我們再看看黃巾起義，黃巾軍起義領袖張角，通過“太平道”四處宣傳，“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無非是給自己的起義舉起了了天命所為大旗。梁山好漢宋江就直接打起了“替天行道”大旗。像這樣的農民起義很多，我們無須一一列舉，足以說明天命論的歷史觀在當時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隨著社會發展，人們對歷史進程的觀察，發現了歷史的演變并不是統治者所宣傳的那樣，人們對天命論，產生了動搖和懷疑，特別是那些肩負記載歷史的史官們的歷史觀也發生了變化。戰國七雄之間生死存亡的斗爭，強弱興衰的變化，無一不說明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戰國初期，魏國最先實行變法，使魏國的國力逐漸強大，一躍成為第一強國。最為典型的是秦國，秦孝公采取了商鞅變法，收到了顯著的效果，最終國力空前大增，統一了全國。再如楚漢之爭，打了四年，項羽由強變弱，自刎烏江。劉邦由弱變強，最終戰勝了楚霸王，建立了漢朝。劉邦和項羽的斗爭，無不是兩人斗智斗勇的結果，無不是人的因素起決定性的作用。這一切都影響著司馬遷的歷史觀。

　　生活在西漢鼎盛時期的司馬遷，在總結上下3000年歷史的時候，形成了人是歷史中心的英雄史觀。他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為了說明杰出人物的歷史作用，為了突出英雄對歷史的貢獻，為了實現父親的遺愿，司馬遷耗費了畢生精力寫出《史記》。顯然編年體無法突出杰出人物的作用，選擇紀傳體編寫歷史也就順理成章了（《史記》共130卷，其中寫帝王12卷，諸侯勛貴30卷，重要人物70卷，人物占全書86%的篇幅）。由此我們可以說，司馬遷選擇紀傳體是歷史的必然，是時代的要求，也是英雄史觀使然的結果，更是對天命論的否定。

　　最初的編年體史書，無法反映杰出人物、英雄人物對歷史進程的影響。而紀傳體史書則可以突出人物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可以突出杰出人物在物質文化創造上的功績，特別是對英雄人物功過是非總結更需要紀傳體。應該說是司馬遷的歷史觀選擇了紀傳體。

　　《史記》發人震撼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不正是對天命論的否定嗎？對楚漢之爭結果的分析，司馬遷在《項羽本紀》中指出，劉邦怯懦而有智謀，項羽坦率而少謀略，不正對他們經驗教訓的總結嗎？

　　說到英雄歷史觀，就不能不提及“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思想。孫中山《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演講》：“中國歷史上有一個習慣，所謂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但近代文明國家，不是如此。”盡管司馬遷有英雄歷史觀，有朝政興衰，事在人為思想，但從他對項羽的肯定，對荊軻贊許中，看到他并沒有“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思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思想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最高原則和目的，也成為他歷史觀的核心部分。

　　在濃厚的天人感應思想支配下，把天象和人事兩者同時記錄下來，這就成了編年體的雛形。

　　在歷史的進程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們單單就人的作用來觀察歷史，觀察社會的發展，發現了不足。是英雄造就時勢，還是時勢造就英雄？是孤立看待杰出人物個人作用，還是聯系事物的發展整個過程看個人的作用，引起史學家的注意了。于是一些歷史學家發現，把杰出人物放到一個廣闊的社會空間，放到一個歷史發展的全程去分析，觀察，才能更加全面，更加客觀。史學家發現歷史上杰出的人物，盡管對歷史的發展往往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時甚至是決定性作用。但英雄并不能為所欲為，也有無力回天的時候。英雄也受客觀環境的制約，他的成功或失敗，都有內在的必然性。正如古人的五行說，五行不僅相生，而且相克。

　　于是史書編撰者把杰出人物放進更廣泛的空間和更長的時間來敘述，把人和事聯系起來進行敘述，把歷史的進程按照時間的順序來敘述，最佳的方式就是編年體了。可以說編年體的《資治通鑒》，在史書成熟階段橫空出世，既是時代的必然，也是歷史的必然。它既是對先秦時期編年體雛形的完善，又是史學家、史官們認識歷史，敘述歷史的一次進步，同時體現了司馬光的歷史觀。

　　公元前91年誕生了紀傳體《史記》，時隔1175年之后，中國又誕生了一部編年體《資治通鑒》。如果說《史記》像一顆顆珍珠相串的項鏈，珠光寶氣，那么《資治通鑒》則是秦磚漢瓦壘砌的宮殿，富麗堂皇。如果說《史記》以人敘事，那么《資治通鑒》則以事敘人。如果說《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體現英雄造就歷史，那么《資治通鑒》則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綱舉則目張，時索則事敘，或多或少萌生帶有普遍聯系的觀點看待歷史。如果說司馬遷持異端史觀，那么司馬光就是正統史觀。

　　由此可見，編年體和紀傳體，不僅體現時代特點，還體現編撰者的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