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丟失者（1）

　　事后想起來，顧零洲覺得，事發前有很多征兆警示過他，可他自始至終置若罔聞。那是命運露出的猙獰的牙齒，他卻給理解成了溫柔的閃光。先是，早上手機鬧鈴響的時候，他忽然就覺得鬧鈴聲不對頭，聲音太小了，這么一想，鈴聲才大起來，簡直震耳欲聾——又太大了。到了辦公室，領導一見他，劈頭就說，剛有一本書的作者打電話來投訴，說昨天跟他談封面時他的態度如何如何惡劣。他努力回想著那個作者的模樣，在心里咒了他幾句。那人竟然還好意思投訴他！他一面答應著領導，一面到自動飲水機那兒沖了一杯鐵觀音，垂頭看水霧裊裊地蒸騰著，領導的訓話也在其中蒸騰著，變得柔軟了。他忽然抬頭對領導笑了笑，說我知道了，今后注意。領導顯然還沒說完，聽他這么一說，不知道說什么好了，只好不情愿地說了幾句你太年輕經驗太淺之類的話。這時，手機響了，他看了一眼號碼，座機，并不認識，一邊插上耳機，一邊匆匆逃出辦公室，到了陽臺上，盯著出版社院子里那棵香樟的樹梢，這才按下接聽鍵。

　　是一個全然陌生的女聲。

　　能幫我個忙嗎？女人說。仿佛風吹過沙子的沙沙聲。從聲音判斷，女人年紀不小了，估計在三十五六歲，屬于顧零洲還不可能覬覦的那類大齡女人。由于工作的關系，顧零洲接觸的人很多，他不可能把隨便什么人的號都往手機里存，接到的電話就常常是一串數字。他又不大喜歡直接問對方姓甚名誰，就問，有什么事嗎？那女的好像遲疑了一時，低聲說，你能出來接我一下么？我迷路了。顧零洲握著手機，愣了那么一會兒。上海這么大，可能每天都會有老人和小孩迷路吧，但一個三十多歲的人，怎么可能迷路？他還是問了一下對方的位置，女人說，我也不知道，我知道就不麻煩你了。他有點兒氣悶，說那你在哪個區，旁邊有什么醒目的建筑？女人頓了頓，應該在向四周觀望吧，然后，說，在金山吧，旁邊什么也沒有啊，只有房子。他說，路牌呢？女人明顯焦躁了，說我不知道啊，我找不到路牌，問了幾個人說的都不一樣，我手機和錢包丟了，身上的錢零做公交車都不夠，只夠打個電話了，你到底出不出來接我啊！我就在這兒等你，你一定要來！女人漸漸有了哭腔。平白無故被搶白一通，顧零洲有些惱了，說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讓我怎么找？！手機里傳來女人的喘息聲，夾雜著隱隱的抽噎，慢慢的，平靜下來。女人篤定地說，我在一家煙雜店給你打的電話，店前有一棵香樟樹，很遠你就能看到，一棵很大的香樟樹！他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這樣一棵很大的香樟樹在上海不知道有多少！眼前卻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一棵香樟樹的樣子，比院子里這棵要粗壯、葳蕤、也飽經風霜。他冷漠而又無奈地笑了一下，說那你好歹得告訴我你叫什么名字吧？電話那端的聲音沒了，那聲音折了腰的小蔥似的耷拉著腦袋。顧零洲握著手機，耳朵時刻保持靈敏，捕捉著那端的一絲一毫訊息。唉，女人說，那就算是我撥錯了吧。顧零洲聽得出女人聲音里的失望。應該真是打錯電話了，不是“算”，他吐出一口氣，竟然跟一個陌生人廢話這么久。那你，還來不來？女人怯生生地說。女人剛說打錯了電話，竟然還這么說，看來是腦子有點問題了。來！他大聲說，迅速按了手機，滑蓋往下一滑，輕輕地嗒了一聲。他喜歡這種手機滑蓋的感覺，開啟，或者停止，都很果斷。這手機他剛買不到一個月，他當時迅速相中它，就因這一特點。

　　顧零洲又望了一眼院子里的那棵香樟樹，腦海里卻不由得浮現出另一棵來，粗壯，葳蕤……那樹蓬蓬勃勃地在他腦海里生長，他皺著眉晃了晃腦袋，才擺脫掉樹枝瘋狂的影子。

　　顧零洲回到電腦前，下意識地查了一下那號碼，確實是金山的，但很快也就忘了這件事。他一邊慢慢喝茶，一邊有條不紊地做事，今天要做的事主要是修改好兩本書的封面。對他來說，這并不費力，很快可以弄出來，他卻磨蹭了許久，顏色調來調去不對勁兒，總算弄好了，又覺得空落落的，有點兒無所事事，還有點兒坐臥不安。什么東西不對勁兒。他翻了翻桌上堆得很高的書和報紙，發現一個沒拆開的信封，是周報寄來的，打開報紙一看，才發現有他的兩組四格漫畫，他花了好一會兒功夫才想起什么時候給過他們這些漫畫。他自己看著，看著，笑出了聲，他竟然被自己編造的僵硬的笑話弄笑了，連他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這么著，不知不覺把一張報紙都看了。就在他那兩組四格漫畫旁邊，他看到一則并不怎么醒目的新聞，說世博會期間，很多外地游客在地鐵里丟失東西，丟失的東西以手機、相機居多，寫新聞的記者給這些人取了個很有些喜氣的名字：馬大哈。顧零洲雖然算不上一個特別細心的人，但他自認為不是馬大哈。他想象著那些丟失手機的人，他們初來乍到，剛剛陷進這龐大而陌生的城市，竟然把手機丟了，那該會導致怎樣的后果？家人失散，無法尋找？但他從未在大街上見到真正丟失的人。那么多人丟了手機，但沒有一個人走丟，這真是個奇跡。他胡亂想著，抓過桌上的手機看了看。他坐地鐵的時候，也偶爾會想，如果手機丟了，會怎樣？只這么一想，他便趕緊握緊了手機，心里一陣隱微的緊張。真要那樣的話，不知道會有多少人滿世界找他。

　　顧零洲握了握手機，他的世界始終是安全的。

　　顧零洲這一天時刻握著手機，生怕出什么紕漏似的。吃過午飯，歪在轉椅上，他握著手機，再次想起了三個小時前給他打電話的那女人。那女人還在等他嗎？應該不會了。如果她還在等他，應該會給他再打電話過來的。像許多打錯電話的人，總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打電話過來，直到他忍不住大吼了，對方才會消停。按此推想，女人應該繼續打電話過來才對。然而，竟沒有。她這會兒在香樟樹下做什么？這么一想，香樟樹的枝葉又開始在他腦海里瘋長了。這次，他沒制止它們。他暗自揣想，一個在上海走失的女人，站在一家煙雜店前的香樟樹下翹首以盼，會是一副怎樣的景致呵！

　　好久，手機短信聲音才把顧零洲扯回來。真不可思議，他竟趴在辦公桌上打了個盹。是女友的短信。她說她在和爸媽聊天，問他有沒有想她。女友回老家一星期了，從她上火車那一刻開始，她就不斷發短信問他，有沒有想我？有沒有想我？有沒有？！比起她的問題，他的回答稍微有些變化，要么是有啊，要么是想啊，要么就是模棱兩可的呵呵。現在他忽然有點兒厭煩，都“老夫老妻”了，哪還有那么多可想的？她一走，他其實是松了一口氣。連他都覺得奇怪，竟然有種解放了的感覺。他想干點兒什么，賊兮兮地給幾個曾經有些曖昧關系的女性朋友發了短信，沒想到她們一個比一個回復得還要禮貌，他便有些泄氣了。此時，顧零洲忽地就明白了怎么會跟那陌生女人說那么久。

　　他終究還是回了兩個字，當然！這是他從未有過的。女友迅速回復道，這還差不多！

　　顧零洲二十三歲本科畢業和女友開始同居，至今差不多有四個年頭了。現在，他真后悔了當初要同居，同居久了連結婚的激情都沒了。當然，若一開始就結婚，那會連離婚的激情都沒了的。就是在這樣的情緒下，他開始給報紙畫那種關于男女關系的四格漫畫。登他漫畫的朋友說，不少讀者反饋，這些漫畫有朱德庸的風格，他想，他不過是忠實地畫出了自己的生活。當然，這些漫畫署的永遠是筆名，他不能讓領導知道他這么不務正業，更不能讓女友知道。女友是不大理解也不愿理解什么叫做藝術的虛構的，肯定會找出無數所謂的蛛絲馬跡，推演出他和無數女人有過無數腿。

　　顧零洲胡思亂想著，手機又響了，他以為又是那女人的電話，一把抓過手機，一看，卻是朋友老韓的，不禁有些失望。——他竟然在等那女人的電話。老韓問他，上星期約好的飯局沒忘吧？他說沒忘，一面竭力回想著，究竟約的什么時候的飯局。老韓說，不好意思，我和他倆在一塊兒有點事，推遲半小時見。他說，好嘛。直到這時候，才想起和老韓以及另兩個朋友約的飯局。就又說，沒問題。老韓便掛了電話。他和幾個常見的朋友吃飯經常約在下午五點半，經常在湘菜館福緣飯莊。他看了看時間，若不是老韓他們遲到，他這會兒走已經來不及了。不經意間，已經快五點了，到約定的地點得花兩個小時。他稍稍整理了一下東西，拿了手機和耳機，匆匆下了樓，只能先打的到地鐵站了。——過不多久，他一遍一遍回憶這一過程，實在是找不到一絲一毫的破綻，他甚至清楚地記得，他拿上手機的時候，心頭還浮上一個念頭，那女人會不會還站在香樟樹下？他于是想到，要在飯局上把這件事講講。

　　顧零洲在單位門口攔到了一輛出租車。他分明記得，出租車是藍色，不是綠色，也不是紅色。車停下來后，他才看到車里有人的，那人坐著不動，等著拿發票。他后來回想，自己這時候是否有些不耐煩？那人拿了發票，打開車門出來，他擦著身子就坐進去了。那人似乎看了他一眼？又似乎沒看。他坐在司機旁邊，把背包抱在胸前，跟司機說到最近的一號線地鐵站。確實沒錯，就是這樣。堵車很厲害，他本想拿出包里隨時帶著的雜志出來翻翻的，發現窗外的景致似乎有些特別——這條路他經過很多次了，從未發現路兩邊的景致如此特別。他便沒拿出雜志，往路邊看了好一會兒，漸漸又發現，其實并沒什么特別。他想還是翻翻雜志的好，他打開包，抽出雜志，抽到一半——就是這樣，突然，他發現手機沒了。

　　他無數次演練過這一場景了。他并未慌張，摸了摸褲兜，沒有；又把包搜羅了一遍，沒有；又摸了一遍褲兜，確實沒有。他很鎮靜，跟司機說，我手機忘單位了。他果斷地說，師傅，能不能掉頭？司機沒怎么猶豫，掉頭往回開。掉了頭，路一下子變寬了。他記得他和司機說，這方向怎么這么空。司機說，幸好剛才堵車，不然早開到不知哪兒去了。他連聲說是，說單位就在路邊，讓司機等他一下，他上去拿了手機就下來。司機同意了，他匆匆下車，直往樓上跑。他還記得，那一刻，他想，司機竟然信任他，能讓他不付錢就走，就不怕他是坐車不給錢編個借口？又想，那不可能，誰會坐了車在原地兜圈子？亂亂地想著，推門進了辦公室。領導還沒走。領導問怎么回來了，他說手機忘帶了。他在桌上找，翻過一本書，書下竟然沒有手機，就有些慌了。迅速想了一遍，這一天都在辦公室的哪些角落做過停留，又迅速翻檢了一遍。還是沒有。他說，我手機丟了。

　　領導這時候也停下手中的事，問他怎么丟的。他就把事情從頭到尾說了一遍，實在是太簡單了，沒什么好說的。領導說，辦公室沒有的話，那可能是在出租車里吧。他說，你幫我撥一下手機吧，領導說好。他念手機號，領導撥，幾次領導都沒聽清，他有些著急，恨不得奪過領導的手機自己撥，總算撥過去了，他的手機竟正在通話中。領導按掉，又撥了一次，這次，干脆成了關機。領導說，看來真是被人拿走了，你趕緊到車里去看看，沒準兒還在車里。他匆匆往下跑，出租車果然還在那兒，只是掉了個頭。他鉆進車里，說辦公室沒有，師傅你給我打一下手機吧。司機喃喃地說，好的，好的，掏出手機來，也是半天撥不對號。他有些急，說我自己來吧，拿了司機的手機一撥，仍舊是關機。事后回想起來，他覺得自己這一段奔忙真是充滿了謬誤，做的盡是些不過大腦的事兒，竟然到這時候，他才想起在出租車里找。自然什么也沒有。他腦袋里一派清朗，莫非手機真丟了？他皺眉說，那我先下車再回辦公室找找吧，刷了交通卡，連發票也沒拿，就慌慌地離開了出租車，再次往單位跑。他離開出租車前稍微多了一點心眼，記下了司機的工號：128537。

　　單位門房間的大爺笑呵呵地說，小顧，你今天可真忙呵。

　　顧零洲沒理會，徑直回到單位辦公室。又把辦公室搜索一遍，那手機仿佛隨時會浮現在他眼前，又總是不肯浮現。這時候，他才慢慢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用手機七年來，他第一次丟手機了。

　　領導這時候也著急起來，分析來分析去，覺得手機肯定是在他坐進出租車時從兜里滑出去了。就問他拿了發票沒，聽他說沒有，就責怪他竟沒拿發票。總算，他告訴領導記住了工號。記住工號也行啊，又問是什么公司的出租車，他隨口說，大眾？到114查了大眾的號碼，打過去，卻不是。又說，巴士公司？再查，再打過去，還不是。巴士公司的人干脆說，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都不用查就知道，因為巴士公司沒有藍色的出租車只有綠色的也不可能在市區，全上海有一百多家出租車公司呢要他好好想想。他恍惚起來，有那么多出租車公司么？再通過114查到一個可以投訴出租車司機的號碼記下來打過去，對方聽了他的陳述問了工號說待會兒打回來，等了一會兒電話響了對方告訴他是巴士公司的。他掛了電話再打到巴士公司，巴士公司的人一百分自信地告訴他那號絕對不是他們公司的。他說是投訴處告訴他的，巴士公司的人便說那有可能你坐到黑車了建議他打到交通管理局。他再打到114，114卻對他說并沒有這么一個單位登記在案說可以給他另一個投訴的電話，結果告訴他的又是之前跟他說是巴士公司的車的號碼，他再打過去，對方還那么說他有點兒惱火了對方就說那你報警吧。他有點兒發狠地撥了110，110告訴他他要到最近的派出所分局報警，他只好再查114記下了另一個號碼打了過去對方卻說即便他的手機是在出租車上丟失的但不是出租車司機搶去的只能算民事案件不能算刑事案件不能接受他的報警他應該打電話到專門打擊黑車的組織。他問，那是什么組織？派出所接電話那人問了旁邊的人，說，交通管理局？

　　顧零洲頹然坐在轉椅上。不可能找得到了，他想。他清楚地記得，早上還看過手機的號碼存儲器，目前存有534個號碼。534個生活痕跡，就這么在一瞬間，從他的生活中抹掉了。他反倒有些平靜了，會不會是上出租車時和他擦肩而過那人拿的？不會，他很快否定了。那人和他就輕輕碰了一下，若是他拿的，也太像電視里演的了。那就只剩下司機接觸過他了。他艱難地回想著，那司機長什么模樣。顧零洲記得司機有五十多歲了，臉型偏瘦，很和藹，他說要掉頭回單位拿手機，司機二話沒說就同意了，回去路上，司機還問他，手機的藍牙功能究竟怎么回事。可以說，司機給他印象很好，不像會貪他手機的人。可想來想去，他也覺得領導分析得對，很可能就是司機拿了手機，他第一次回單位那會兒，司機就在車里找到了手機，他撥通手機后，是司機按了手機后又關了手機。他這么想著，司機和藹的面孔就變得可怕起來。可是，這司機怎么連同手機一起丟了？打了那么多電話都找不到，他原以為，在上海，在資訊如此發達便捷的時代，找一個人是很容易的事。

　　領導還在建議他做什么什么，又問他，會不會把工號記錯了？他只是聽著，心里沒反應了。他決定還是先走，丟了也沒辦法了。他給移動打了電話，報了名字和身份證號，把手機停了。然后，背了包，踽踽地走下旋轉樓梯。

　　門房間的大爺笑瞇瞇地說，小顧，你今天這么忙呵？他說，我手機丟了。大爺說，真丟了？他說，真丟了，莫名地對大爺笑了笑。

　　他站在單位門口攔出租車時，有一霎那，想到攔一輛出租車去追。會不會上演一場好萊塢那樣的飛車大戰？他為自己這想法笑了笑。再次坐在出租車上，竟有了滄海桑田的感覺。這司機不斷用牙簽剔牙，滿臉虛肥，沒給他什么好印象。他還是禁不住說起了剛在出租車上丟手機的事兒——他已經完全在心里坐實了，手機就是在車上丟的。司機一邊剔牙，一邊說，若是他，一般情況撿到東西都會還給乘客的，一個手機能值多少錢？但里面的信息太重要了。又給了他一些建議，說可以打電話到什么什么地方。他說，應該沒什么希望了吧？司機說，那也說不定，這世界上還是好人多，不管你這會兒是不是同意。他點了點頭，心里卻想，你撿到東西不也只是基本會還給別人，那還有不基本的時候呢？

　　一進福緣飯莊，老韓幾個就嚷嚷著罰酒。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實交代，老韓笑嘻嘻地說。他說我還能去哪兒，出了點事。一瞬間，他想說，有個女人丟了錢包手機后打電話給自己，他去接她耽擱了點時間。他不知道為什么想撒這個謊，話到了嗓子眼兒，又改口說，臨走時，單位一個同事手機找不到了，他幫著找呢。那找到沒有？老韓一面給他把喝了一口的的酒杯添滿，一面漫不經心地問。沒找到，這下麻煩了，同事說他手機里有五百多個號。他驚訝于自己竟真的像談論別人的事一樣談論自己。老韓給他把啤酒端到手里，說，這種事是夠麻煩的，不過也很常見，誰沒丟過個把手機呢？這世界上每天都有人丟手機。

　　他默然著，小口小口地喝光了啤酒。

　　這天，顧零洲沒有喝醉。不管別人怎么勸，他始終保持清醒，仿佛和老韓他們有了很大的距離，融不進他們的歡樂里去。他惦記著要打幾個電話。先給女友打，女友的號碼他是記得的。還有，他忽然想，是不是要給那女人也打一個？在觥籌交錯間，他開始回想這一天的點點滴滴，終于看清了嘻笑的命運朝他露出的寒光閃閃的牙齒。在所有這些警示中，那女人的警示無疑是最直接的，他竟然把她扔在了那么一個荒僻的地方。他想象著那個地方：夜色四垂，漸漸籠罩住了幾間疏疏落落的房子，一家低矮的煙雜店前，一棵粗壯高大的香樟樹下，一個女人在等待中心急火燎。

　　從福緣飯莊出來，老韓他們仨明顯醉了，嘴里嗚嚕嗚嚕著。和他們告別后，他忙忙地在路邊找了一個公共電話亭，塞進硬幣，想給女友打個電話，萬一有人冒充自己跟她聯系詐騙錢財就不好了。不過略一想又覺得多余，手機不是早停機了么，那人不可能用他的號碼打電話出去了。稍作遲疑，他匆匆按了兩個號碼，卻又停住了。他想給那女人打個電話，卻發現忘記了那女人打來電話的座機號了。他對數字天生敏感，又在電腦上查過這個號碼，是記住了的。但這會兒，只想起了開頭兩個數字。他焦躁著，又撥了幾個數字，一點感覺沒有，完全不對。他掛了電話，茫然地站在公用電話亭邊。

　　那一刻，在上海的夜色里，顧零洲面對著電話亭，像面對著一個聾子，又像面對著一個啞巴。他告訴它什么，它也聽不見，它想告訴他什么，它也說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