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先生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贊成“不滿于現狀”了，但他以為“現在有智識的人（尤其是夙來有‘前驅者’‘權威’‘先進’的徽號的人），他們的責任不僅僅是冷譏熱嘲地發表一點‘不滿于現狀’的雜感而已，他們應該更進一步的誠誠懇懇地去求一個積極醫治‘現狀’的藥方”。

　　為什么呢？因為有病就須下藥，“三民主義是一副藥，——梁先生說，——共產主義也是一副藥，國家主義也是一副藥，無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好政府主義也是一副藥”，現在你“把所有的藥方都褒貶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這可是什么心理呢？”

　　這種心理，實在是應該責難的。但在實際上，我卻還未曾見過這樣的雜感，譬如說，同一作者，而以為三民主義者是違背了英美的自由，共產主義者又收受了俄國的盧布，國家主義太狹，無政府主義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將他所見的雜感的罪狀夸大了。

　　其實是，指摘一種主義的理由的缺點，或因此而生的弊病，雖是并非某一主義者，原也無所不可的。有如被壓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義之前，就定要咬住牙關。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張，便更成一個樣子。

　　不過我以為梁先生所謙遜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義”，卻還得更謙遜地放在例外的，因為自三民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無論它性質的寒溫如何，所開的究竟還是藥名，如石膏，肉桂之類，——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個問題。獨有“好政府主義”這“一副藥”，他在藥方上所開的卻不是藥名，而是“好藥料”三個大字，以及一些嘮嘮叨叨的名醫架子的“主張”。不錯，誰也不能說醫病應該用壞藥料，但這張藥方，是不必醫生才配搖頭，誰也會將他“褒貶得一文不值”（“褒”是“稱贊”之意，用在這里，不但“不通”，也證明了不識“褒”字，但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舊）的。

　　倘這醫生羞惱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藥料主義，就開出你的藥方來！”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現狀”之一，即使并不根據什么主義，也會生出雜感來的。雜感之無窮無盡，正因為這樣的“現狀”太多的緣故。

　　一九三○，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