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趣的是，盡管有著這樣卓越的軍事才能，做出了這樣偉大的成就，杜預本人卻幾乎沒有一點武藝。據《晉書?杜預傳》里講，他連騎馬都不會，射箭的技術也是非常糟糕，實在不像個能夠帶兵打仗的將軍。然而每次開展軍事活動之前，武帝總要召他參謀規(guī)劃。這樣看來，項羽小時候那段關于“一人敵”和“萬人敵”的議論，還是很有道理的。

　　行軍打仗，真正的大境界不是斗勇，而是斗智。杜預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做到知彼知己，尤其善于同敵人斗智。在滅吳戰(zhàn)爭中，吳人最恨的晉將，就是杜預，這主要是因為他善于用兵，常常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傳說杜預有大脖子病，東吳人因此常常在狗脖子上掛個水瓢，用來侮辱杜預。有時他們看見長包的樹，就在上頭寫下“杜預頸”三個字，然后揮起斧子把它砍斷，借以發(fā)泄對杜預的仇恨，可是正是這樣的行為，才更加反襯出杜預的厲害。

　　在滅吳過程中，除了戰(zhàn)功卓著，杜預還有一處特別為人稱道的，就是他心胸的寬闊。我們在前文中已經提到，杜遇這個人大局觀好，遇事能夠兼顧各方，這一點，在跟王濬的接觸中尤其能夠體現(xiàn)出來。益州刺史王濬，是位年逾七十的老將。多年以來，他一直在益州建造戰(zhàn)船，訓練水軍，為伐吳的戰(zhàn)爭做著準備。戰(zhàn)爭開始以后，他統(tǒng)率著樓船艦隊沿江而下，所向披靡。按照武帝的安排，到達荊州以后，王濬需受接受杜預的指揮和調遣。但是，杜預對王濬十分尊重，沒有利用自己的職務給他制造任何困難。不但如此，杜預甚至還向王濬表示，他的水軍可以根據戰(zhàn)事的發(fā)展，自由行動，并且建議他盡量減少耽擱，直下建鄴，以建立曠世之功。可以說，王濬的益州水軍能夠率先攻占建鄴，跟杜預的支持是有著重要的關系的。

　　相比之下，王濬的艦隊行開到長江下游后的遭遇，跟他在荊州時相比，可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指揮水軍調遣的王渾怕王濬奪得頭功，對他百般刁難。就在王濬排除種種干擾，占領建鄴，俘獲吳主孫皓之后，王渾父子還故意編排罪名，攻擊和陷害王濬。而這件事情的始末，我會在下一篇《王濬樓船》中為大家作詳細的介紹，在此且不贅述。

　　滅吳成功之后，滿朝文武以為天下一統(tǒng)，終于可以高枕無憂了，而杜預卻堅持認為，“天下雖安，忘戰(zhàn)必危”，于是他繼續(xù)注重操練軍隊。除此之外，他還重視教育的作用，命令在各州縣興辦學校。滅吳以后，杜預還派人打敗了南方的少數(shù)民族山夷，隨后派人把守要害的所在，以防他們再反。另外，他還命人疏浚河道，興修水利，灌溉田頃，勸課農桑，使老百姓和官家皆因此而獲利。這一系列的舉措，使杜預得到了百姓更大的信賴，晉國人都親切地稱他為“杜父”。

　　舊時，人們想要從沔水、漢水到達江陵的話，只能走那綿延一千多里的水道。這條水路上的巴丘湖，是沅水和湘水交匯之處，山借水形，水枕山勢，地表復雜，險固異常，南方的許多少數(shù)民族，之所以膽敢跟西晉叫板，憑的就是這種地形的優(yōu)勢。杜預因此命人鑿穿楊口，連通了夏水與巴陵之間長達千余里的距離，這樣一來，既分流了長江之水，將發(fā)生洪災的可能性減到最低；又連通了往零陵、桂陽等地的漕運，乃是功德無量的兩贏之舉。南方百姓感念他的豐功偉績，編了歌謠來贊頌他道：“后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上面提到的這些事情，都能很好地證明，杜預確實是治國的一把好手。從朝廷到地方，從軍事到政事，無論大小，無論難易，他無所不知，知無不為。做事之前，他總要先權衡考慮，度察終始，等到籌劃完備，胸有成竹時，才著手去做，所以很少有失敗的時候。如果再聯(lián)系到我們前文中提到的參與立法，創(chuàng)新科技，興修水利，編制歷法的事跡，不由得人不慨嘆：這個杜預，確實是個名副其實的全能王。

　　然而相比他所取得的種種成績，杜預更加令人感到難能可貴的，是他的生活作風。杜預出門，不到不得以的時候，從不乘馬。他的衣著，也總是以簡樸為尚。可是每到需要沖鋒殺敵的時候，盡管一點武功沒有，他卻總是跟手下的將帥們一同進退，從不畏縮。接人待物的時候，他總是恭而有禮；而遇到有人向他請教問題時，他從來都是“問無所隱，誨人不倦”。因此，《晉書》中論及他的為人，甚至用了《論語》，叫做“敏于事而慎于言”。

　　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杜預還有個突出的特點，更確切的說，應該是種嗜好，那就是愛讀《左傳》。杜預博覽群書，跟羊祜一樣，屬于典型的“儒將”，可是諸書之中，他獨愛《左傳》。愛到什么程度呢？杜預吃飯時，走路時，打仗時，甚至出恭時，手里一定得拿本書，而那本書一定是《左傳》。當時朝中有很多人，都是因為他們的嗜好而出名的，比如王濟特別喜歡馬，和嶠特別喜歡錢，于是杜預常對人說，“王濟有馬癖，和嶠有錢癖”。武帝聽到這話后，就問他道，“卿有何癖？”杜預老老實實回答道，“臣有《左傳》癖。”

　　我們知道，《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乃是春秋時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左傳》一書，原本是為《春秋》作傳的。《春秋》記史事，無非是簡單地記錄一下時間、地點和事件的結果，雖然具有比較重要的史學價值，卻幾乎毫無文學性可言，趣味性很差。而《左傳》雖然意在為《春秋》作注，卻記錄了許多可以與《春秋》互為補充的史事，更重要的是，它在敘述歷史事件的時候，開始注意了對矛盾沖突的強調、對氣氛的渲染和對細節(jié)的描述，很多史事因此而具備了故事性和文學性，在有些篇章中，《左傳》甚至塑造出一些頗為豐滿的人物形象，因此后世的文人士子當中，有許多人都喜讀《左傳》。

　　可是，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左傳》的語言，相比于《春秋》、《尚書》等，雖然形象得多，可是中國古代的散文，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朝代的更迭，越來越向注重形式美的方向發(fā)展。到了晉代，這種追求形式美的趨向已經非常明顯。當時的文人士子們，要么崇尚《戰(zhàn)國策》和漢賦的鋪排張揚，要么偏愛東漢小賦、駢賦的清麗，很少有人還去推崇《左傳》這種以質樸厚重為主要特色的行文風格。

　　然而，天生性格沉靜，做事穩(wěn)妥，不喜雕飾，務求本色的杜預，卻正好跟這種質樸的文風產生了極大的共鳴，因此他的“嗜《左》成癖”，也就可以理解了。因為酷愛《左傳》，杜預還被人送了一個外號，叫做“左傳將軍”。杜預將一部《左傳》讀得滾瓜爛熟，而他對《左傳》的理解，也因此而大大地超越于前人之上。《左傳》是為《春秋》作注的，那么，誰來給《左傳》作注呢？杜預當仁不讓地大喊一聲，“我來！”確實，除了他，還有誰更適合去完成這項工作呢？

　　事實證明，杜預為《左傳》而作的注釋，文字精省，簡明易懂，而且在一些史實的認識上頗有見地。盡管杜預以后，還有多家學者為《左傳》作注，杜預卻仍是其中貢獻最大的一位。我們現(xiàn)在讀那些詳加注釋，甚至是附了白話譯文的《左傳》本子，就可以發(fā)現(xiàn)，那些注釋中，真的有許多都是杜預所作的呢。我想，在杜預導演的那些出奇致勝的戰(zhàn)役中，一定蘊涵著很多從《左傳》中得來的啟示與智慧罷。“左傳將軍”，確實名非虛與。

　　杜預死時年六十三歲。像羊祜一樣，他的死令武帝非常悲痛。他死后被追贈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為“成”。這個“成”字選得很好。杜預完成了羊祜的遺愿。他夙興夜寐，砥礪奮進，最終幫助晉武帝實現(xiàn)滅吳大業(yè)，幫助西晉王朝實現(xiàn)了天下的一統(tǒng)，使中華大地結束了近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面。這位時刻不忘手捧一卷《左傳》，在落日晚霞中一邊吟哦，一邊眺望著遠方敵國營壘的全能將軍，同那位高風亮節(jié)，美髯飄飄的羊公一起，構成了這一時期兩道麗彩絕殊，卻又互為映襯的風景，于千載之下，仍被人津津樂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