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說，遼墓就在西太平山？”我問道。

周學江看著我點了點頭。

“剛剛發現？”

“嗯”

“向陽沒問題？”

“嗯”

我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破舊的日光燈靜靜地吊在那里，灰塵密布！

“你在想什么？”沉默了久久，周學江才說出這么一句話。

“什么時候最好行動？”我坐起來看著周學江問道。

“晚上。”

“沒有人看守？”

“沒有”

這是我感覺人生里最漫長的一天，我坐在門口的石階上思忖良久，晝至于夜。難道說從此之后我就要淪為賊了么。

夕陽西下，血色的天邊總是人遐想的開始，或許我本應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的。夜幕落下，那鋪天蓋地的暗夜，是人遐想的歸宿。

周學江走到我的身邊坐下，給我遞過來一支煙，“別想了，兄弟，為了生活，不磕磣。”

我將周學江手里的煙接過來，攥在手中，“學江，幾點開工。”

“子時”。

我看了看手機，大致已經是晚上十點。還有兩個小時，我在想，如果蘇傾念還在，她一定不會放任我這么做，如果文玲沒有走，她也不會同意我去做賊。可是生計所迫，我沒有辦法。我想活下去！

在淪為賊之前的幾個小時，我給正在加夜班的張文克打了一個電話。

張文克是我的高中同學，也是我的死黨。高中畢業后，他去了海南大學，而我到了省城。他學的是計算機專業，四年后他考上了研究生，但由于國家的研究生自費政策出臺，他直接從業，到北京一家媒體公司做了技術人員，工資也算不低，而且去年結了婚。相比之下，我可以算是苦逼中的苦逼，以至于年前的同學聚會我都沒有去。

那天我告訴他，我挺懷念高中時大家一起的生活，他也頂著被老板懲罰的風險和我足足打了一個小時的電話，他說有時間去北京一聚，哥倆好幾年沒有見面了。

其實我只是想在我精神墮落的時候，挽留些什么東西。甚至我覺得，此時我的心情，就好像一個良家女子為了生計**。或許也實在是這樣，那是1997年秋天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背著母親親手縫制的布書包，走進了村里的書坊，從我把那支鉛筆削尖出鋒芒的時候，從我在那個兩毛錢的田字格本封面上寫下學了半年才學會的“單淳”二字的時候，從我學會了漢語的第一個拼音字母a時，便已經注定我只是一個消滅文盲政策的試驗品，十五年后，我走出了學堂，卻發現時代已經在十五年前就把現在的我否定了。那天我沒有沮喪，我只是覺得，成長是個很殘忍的詞匯，它顛覆了一個人二十年從教科書里和新聞聯播中形成的人生觀。

那天我覺得我是一只候在歲月中靜等的鸚鵡螺，一直沉睡在變化的世界里，當我醒來的時候，滄海已成桑田，往事成風！

子時過去，我就要成為一個盜墓賊，世人唾棄，政府嚴打的賊！但不會有人為我吶喊，我盜的不是墓，而是生存的權力！

“學江，為了生活，不磕磣！”這是出發前我對周學江說的最后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