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說,遼墓就在西太平山?”我問道。
周學江看著我點了點頭。
“剛剛發現?”
“嗯”
“向陽沒問題?”
“嗯”
我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破舊的日光燈靜靜地吊在那里,灰塵密布!
“你在想什么?”沉默了久久,周學江才說出這么一句話。
“什么時候最好行動?”我坐起來看著周學江問道。
“晚上。”
“沒有人看守?”
“沒有”
這是我感覺人生里最漫長的一天,我坐在門口的石階上思忖良久,晝至于夜。難道說從此之后我就要淪為賊了么。
夕陽西下,血色的天邊總是人遐想的開始,或許我本應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的。夜幕落下,那鋪天蓋地的暗夜,是人遐想的歸宿。
周學江走到我的身邊坐下,給我遞過來一支煙,“別想了,兄弟,為了生活,不磕磣。”
我將周學江手里的煙接過來,攥在手中,“學江,幾點開工。”
“子時”。
我看了看手機,大致已經是晚上十點。還有兩個小時,我在想,如果蘇傾念還在,她一定不會放任我這么做,如果文玲沒有走,她也不會同意我去做賊。可是生計所迫,我沒有辦法。我想活下去!
在淪為賊之前的幾個小時,我給正在加夜班的張文克打了一個電話。
張文克是我的高中同學,也是我的死黨。高中畢業后,他去了海南大學,而我到了省城。他學的是計算機專業,四年后他考上了研究生,但由于國家的研究生自費政策出臺,他直接從業,到北京一家媒體公司做了技術人員,工資也算不低,而且去年結了婚。相比之下,我可以算是苦逼中的苦逼,以至于年前的同學聚會我都沒有去。
那天我告訴他,我挺懷念高中時大家一起的生活,他也頂著被老板懲罰的風險和我足足打了一個小時的電話,他說有時間去北京一聚,哥倆好幾年沒有見面了。
其實我只是想在我精神墮落的時候,挽留些什么東西。甚至我覺得,此時我的心情,就好像一個良家女子為了生計**。或許也實在是這樣,那是1997年秋天一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我背著母親親手縫制的布書包,走進了村里的書坊,從我把那支鉛筆削尖出鋒芒的時候,從我在那個兩毛錢的田字格本封面上寫下學了半年才學會的“單淳”二字的時候,從我學會了漢語的第一個拼音字母a時,便已經注定我只是一個消滅文盲政策的試驗品,十五年后,我走出了學堂,卻發現時代已經在十五年前就把現在的我否定了。那天我沒有沮喪,我只是覺得,成長是個很殘忍的詞匯,它顛覆了一個人二十年從教科書里和新聞聯播中形成的人生觀。
那天我覺得我是一只候在歲月中靜等的鸚鵡螺,一直沉睡在變化的世界里,當我醒來的時候,滄海已成桑田,往事成風!
子時過去,我就要成為一個盜墓賊,世人唾棄,政府嚴打的賊!但不會有人為我吶喊,我盜的不是墓,而是生存的權力!
“學江,為了生活,不磕磣!”這是出發前我對周學江說的最后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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