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典名著中的禪意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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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三國演義》多年，始終感覺到，書中有一個道德核心，有一個崇高的精神支柱，有一個是非評判的準則。仔細琢磨，這就是儒家的“義”，全書宣傳的是義，維護的也是義，推崇的更是義。義，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指公正、合理而應當做的。孔子最早提出了“義”。孟子則進一步闡述了“義”。義作為儒家的道德規范，其內涵十分豐富，如道義、仁義、禮義、情義等。道義，是道德和正義。道義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對人的約束，規范，規矩。道義本身就是用來維系和調整人與人關系的準則。仁義，儒家重要倫理范疇。本意為仁愛與正義。戰國時的孟軻曾著重提出，漢時儒家董仲舒繼承其說，將“仁義”作為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則。宋代以后，由于理學家的闡發、推崇，“仁義”成為封建道德的別名。常與“道德”并稱為“仁義道德”，與“禮、智、信”合稱為“五常”。禮義，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一套禮節儀式即為禮,合于這些的做法即為義。情義，人情與義理;親屬、朋友、同志間應有的感情。

　　有關義，我們還有眾多的成語加以詮釋，如義不容辭、義無反顧、義憤填膺、大義滅親、義正辭嚴、義重恩深、義形于色、義盡仁至、義薄云天、見利忘義、見利思義、深明大義,大義凜然等，從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義的含義，從廣義看，它更多的是指道義、公理、公正的道理；正直的行為等。

　　在《三國演義》里，義的內涵就賦更加豐富多彩了，并給予了崇高的地位，它幾乎涉及到做人的方方面面，它被書中的英雄好漢視為比生命還要寶貴道德準則，也成為作者評判功過是非的最高標準。

　　義是做人的準則，最完美的人生理念。義成為指導人們行為的指南，為了義可以犧牲一切直至生命。最能體現義的思想，便是桃園三結義了。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以后，義就成為他們三人的做人最高準則，也正是這個義，將他們命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成為他們神圣不可侵犯的義念。不管他們遇到多莫大的困難，也不管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不管榮華富貴，還是生死離別，不管高官厚祿，死亡將至，他們都信守諾言，他們成為正真義的人格化。在創業的初期，劉備寄人籬下，常常流離失所，當劉、關、張被曹操打散，孤獨貧窮的劉備投靠了袁紹，關羽帶著劉備的兩位夫人據守下邳的時候，曹操深知關羽義氣深重，必不肯降，用計將關羽誘出城外的屯土山，陷入絕境的關羽，寧死不降。曹操令與關羽有生死之交的張遼前來勸降。張遼對關羽說：“劉備不知存亡，冀德未知生死，下邳已經淪陷，二夫人無恙，你已經沒有出路。”關羽怒曰：“我雖處絕地，視死如歸。”張遼說：“兄今即死，其罪有三。兄死有背當年盟誓，其罪一；兄戰死，致二夫人（劉備的兩個夫人）無所依托，其罪二；兄雖赴湯蹈火，以成匹夫之勇，不思扶漢，安得為義？其罪三也。”張遼接著又說：“徒死無益，不若且投曹公，待有劉備音信，即往投之。一者，可以留有用之身，二者，不背桃園之義，三者，可以保護二夫人。此三便，兄思考吧。”關羽聽后，說：“兄有三便，我有三約，一者，降漢不降曹；二者，給俸祿養二嫂；三者，一旦知道劉皇叔的去處，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曹操最終同意了關羽的條件，關羽這才投降了曹操。關羽到曹營，曹操優待甚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備綾錦金銀相送，又送十美女與關羽，官封亭侯。即便這樣，關羽也不為所動，當他得知劉備在曹操的死敵袁紹處，斷然離去。曹操嘆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義士也！恨吾福淺，不得相留。”臨走之際，張遼勸他：“我們也是生死與共的朋友，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關羽答道：“我與你，是朋友之交，我與玄德，是朋友加兄弟，兄弟加君臣，況有三結義。”義在這里還表現為對朋友的誠，信守諾言，一言即出，駟馬難追。

　　義是是非對錯評判的標準，忠義者英雄，棄義者奸雄。凡是符合義的要求，便是正確的，凡是違背了義，就是大逆不道的，就是罪大惡極的。曹操之所以被稱為奸雄，就是作者把他描寫成一個違背義的梟雄。司馬懿和諸葛亮有著諸多的共同之處，一個被捧為完人，成為世人敬仰的楷模，一個卻被人們鄙視的奸詐陰毒的歹人，其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諸葛亮忠于君主，為朝廷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司馬懿是陰險狡詐，專權篡位的逆臣。義在這里表現為對朝廷的忠。

　　義還表現為知恩必報。張遼原來是呂布的隨從，當曹操攻破徐州，生擒呂布和張遼后，曹操和劉備都對呂布的為人所痛恨，呂布武藝高超，可謂是一個頂天立地的英雄了，但是他完全沒有遵循義的要求來做人，他那種有奶就是娘，翻手為雨，覆手為云，貪圖榮華富貴而毫無誠信的做法實在讓天下人看不起。結果被曹操所殺。當曹操要殺張遼時，張遼完全不為生死所慮，那種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氣概，讓關羽所敬佩，于是關羽出面求情，曹操也愛張遼的忠貞，于是免于一死。從此，張遼成為曹操一個得力的戰將。張遼也與關羽結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在歷次張遼與關羽的交往中，他們都以朋友相稱，盡管他們各為其主，但從不傷朋友和氣。在關羽身陷曹營，張遼總是不斷的幫助關羽，來報答關羽的救命之恩。

　　在曹操敗走華容道時，關羽完全可以生擒曹操，但是關羽想到了當年他在曹營的時候，得到了曹操的厚愛，為了報恩，他毅然不顧國家的利益，不顧自己立的軍令狀，將生死與不顧，放了曹操。當時曹操陷入困境，在關羽面前狼狽不堪，已經無力躲逃。曹操的謀臣程昱獻計：“某素知云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義素著。丞相舊日有恩與彼，今只親自告知，可脫此難。”于是曹操對關羽說：“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云長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然已斬顏良、文丑，解白馬之圍，以奉報矣。今日之事，豈敢以私廢公？”曹操說：“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大丈夫以信義為重……”此時張遼也趕來了，云長又動了故舊之情，長嘆一聲，并皆放去。難怪作者寫到“諸葛亮智算華容，關云長義釋曹操”，后人有詩曰：曹瞞兵敗走華容，正與關公狹路逢。只為當初恩義重，放開緊鎖走蛟龍。

　　此時云長將義看的比生命，比軍紀，比國家利益都重要。

　　義成為古人的精神支柱，為了捍衛義，為了追求道義，可以犧牲一切。義高于一切，統領一切，因此義成為人們靈魂。云長放走了曹操，違背了軍紀，本應該殺頭，在這關鍵的時刻，劉備出面了，他雖然是一國君主，本來應該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遺憾的是，他也是將三結義為第一準繩，于是向諸葛亮求情，免于對關羽的處罰。

　　關羽戰死荊州后，劉備面對的是忍住悲痛，顧全大局，繼續維護與東吳的聯盟，還是誓死捍衛三結義的諾言，做到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劉備選擇了后者，帶領張飛血戰東吳，結果均戰死沙場，實現了同日死的諾言。因為三結義劉備、張飛把義看的比什么都重要。

　　總之，在《三國演義》里，義成為道德的靈魂，成為精神支柱，成為貫穿全書的一條主旋律。義在這里被賦予了更多更新的內容，義對于做官就是一個忠，對于父母就是一個孝，對于朋友就是一個誠，對于做人就是一個信，對于恩就是一個報，對兄弟就是一個悌。

　　難怪人們常說，人有人品，官有官品，下棋有棋品，喝酒有酒品，打牌有牌品，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德觀。

　　寫到這里我忽然感悟：義是封建社會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最高美德。

　　義是古人靈魂的需要和追求。

　　儒家的道德核心內容是仁義。佛道的道德本質是慈悲。仁義與慈悲確有深層次的聯系。

　　仁本指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又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孔子把“仁”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他第一個把整體的道德規范集于一體，形成了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構，它包括孝、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容。

　　孔子把“仁”作為一個最高的道德原則，因為“仁”不僅是孔子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核心，而且是他道德思想的起點和歸宿。他在《論語》一書中，談到“仁”的地方大概有一百零五處之多。

　　“仁”是愛人，愛天下之人，因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那么，如何去實現呢？

　　孔子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說，自己不喜歡的，討厭的，就不應該強加在別人的身上。孔子又說：“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意思是說，你要存在，你要取得成就，你就要關心別人的生存，關心別人的成就，你要發展，要建樹，你就應該關心別人的發展、別人的建樹。

　　“仁”是孔子的道德核心，他認為，“仁”比生命更重要，君子應該時時處處維護“仁”的形象，在必要的時候，應該捐棄生命來維護它，這就是“君子殺身以成仁”。以此為本，從“仁道”擴展到“政道”。這就是“仁政德治”。

　　在古代，義是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孔子最早提出了“義”，認為這是君子必須遵守的道德準則。如《論語里仁》：君子之于天下，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意即：君子對于天下的事情，無可無不可，但必須要符合正義。孟子則對義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發展了“義”，認為“義”是重于“信”和“果”的。如《孟子離婁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意思是：通達的人說話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結果不可，只要符合道義就行。他使得儒家的道德觀更加完善，更加完整，更加完美。使其成為一個圓潤光彩毫無瑕疵的理論體系。

　　“義”貫穿了孟子的全部道德觀。如果“仁”是愛人的話，那么“義”就是助人；如果“仁”是博愛的話，那么“義”就是廣利；如果“仁”是尚慈的話，那么“義”就是豪舉。

　　在孟子的“義”里，凝聚著廣利天下的高尚精神、高尚行為、高尚事業的思想。

　　孟子把“義”看得比生命還要珍貴，他在《魚與熊掌》文章中開宗明義地寫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他說魚與熊掌都是我喜歡吃的佳品，但當兩者不可同時得到，必須作出選擇的時候，那么，我就會放棄魚而選擇熊掌，因為我認為熊掌比魚更名貴。孟子又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活是我所需要的，義也是我所需要的，二者不可得兼，在必須作出選擇的時候，我就會舍棄生命而去實踐義的要求。

　　這就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由來。

　　在佛教理論體系中，有一個與仁義相媲美的體系，那就是慈悲。慈悲是佛道門戶、諸佛心念。南本《涅盤經》卷十四云：一切聲聞、緣覺、菩薩、諸佛如來，所有善根，慈為根本。因此慈悲是佛道之根本。慈愛眾生并給與快樂（與樂），稱為慈；同感其苦，憐憫眾生，并排除苦難（拔苦），稱為悲；二者合稱為慈悲。佛陀之悲乃是以眾生苦為己苦之同心同感狀態，故稱同體大悲。

　　慈是關心，悲就是同情；慈是自覺，悲就是覺人；慈是自渡，悲就是渡人；慈是愛人，悲就是助人；愿給一切眾生安樂叫做慈；愿渡一切眾生痛苦叫做悲。與眾生同樂謂慈，與眾生共苦是悲……儒家說仁者無敵，佛家說慈悲沒有敵人；儒家說殺生成仁，佛家說慈悲無我；儒家說舍生取義，佛家（地藏菩薩）說“地獄未空，誓不成佛”。

　　慈悲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慈悲就是無產階級不僅要解放自身，而且要解放全人類。

　　這里我們看出仁即是慈，義即是悲，兩者異曲同工。如果說仁義珠圓玉潤，那么慈悲就顯得珠光寶氣。

　　這里我們清楚的看出儒家的仁義與佛家的慈悲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他們也有不同點，儒家提倡的仁義，是在同民族或人類的范圍內，而佛家的慈悲不僅對信徒，而是對眾生；儒家的仁義是以共同道德和價值取向為基礎的，而佛家的慈悲是超越道德和價值取向的；儒家的仁義是有國界和文化背景的，而佛家的慈悲是超越國界和文化背景的；儒家的仁義以世界為范圍，而佛家的慈悲則以宇宙的為對象的。從字義看因為慈悲是梵語意譯，它給人神秘、飄渺、含蓄的感覺，沒有仁義那樣直接、明確、實在。

　　佛教對《三國演義》最直接、最明顯的影響就是把關羽寫成了佛教徒。有人說只要你會說中國話，會寫中國字，那你就不可避免受到佛教的影響。也有人說，如果現代漢語詞匯抽掉佛教語言，那么我們就無法準確完整表達自己的意思。可見佛教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是與生俱來的。

　　佛教對國人影響之大之深，恐怕沒有那種外來的文化比得上的。它不僅影響中國的文人，也深深影響中國的武人。

　　應該說《三國演義》中涉及佛教最少，但是也沒有擺脫佛教的影響，其中最最典型的就是關二爺和佛有緣，并且最終成為佛教徒，這恐怕是鮮為人知的吧，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是關羽一生最輝煌的一頁。

　　建安五年，土山一役，劉、關、張被曹操打散，孤獨貧窮的劉備投靠了袁紹，關羽帶著劉備的兩位夫人據守下邳的時候，曹操請關羽的好友張遼勸關羽投降，關羽在不知道劉備下落的情況下，降了曹操，但立了三約：一者，降漢不降曹；二者，給俸祿養二嫂；三者，一旦知道劉皇叔的去處，便當辭去。三者缺一，斷不肯降！”曹操最終同意了關羽的條件，關羽這才投降了曹操。關羽到曹營，曹操優待甚厚，既送金錢，又送美女，日日宴請，官封亭侯。即便這樣，關羽也不為所動，當他得知劉備在曹操的死敵袁紹處，斷然離去。

　　當關羽離開許昌之后，硬是闖過曹操的五道關口，斬了六員大將。其中一次，關羽到了汜水關，把關將領卞喜知道關羽有萬夫不擋之勇，設計在鎮國寺設宴，暗中埋伏200刀斧手，誘關羽赴宴，約擊盞為號，加害之。

　　鎮國寺原是漢明帝御前香火院，寺內有僧30余人，內有一僧是關羽的同鄉法名普凈。普凈知道卞喜陰謀，在與關羽的對話中，以手握隨身佩劍，以目相視。關羽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這才破了卞喜的陰謀，并在法堂宴席上殺了卞喜。

　　普凈和尚因為泄密，不敢留住鎮國寺，便云游到荊門州當陽縣玉泉山，見此處山清水秀，就地結草為庵，每日坐禪參道，身邊只有一小行者，化飯度日。

　　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關羽敗走麥城，被孫權所殺（亡年58歲）。

　　不久的一天，月白風清，三更以后，普凈在庵中默坐，忽然聽到空中有人大呼：“還我頭來！”普凈仰面認得關羽，遂以手中鹿尾擊其戶曰：“云長安在？”

　　云長說：“吾師何人？愿求法號。”

　　普凈曰：“老僧普凈，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相會，怎么忘了？”

　　關公說：“向蒙相救，銘感不忘，今某以遇害而死，愿求清誨，指點迷津。”

　　普凈曰：“昔非今時，一切休倫；后果前因，彼此不爽。今將軍為呂蒙所害，大呼還我頭來，然而顏良、文丑、五關六將等眾人的頭，又將向誰索取？”于是關公恍然大悟，稽首皈依而去。關羽皈依佛門后，經常在玉泉山顯圣護民，老百姓為了感恩關二爺的庇護，與山頂建廟，四時祭祀。

　　這里我們看到，關公生前受到佛法的佑護，死后也得到佛法的超度，最終皈依為佛家弟子。一句“稽首皈依”四個字，足以說明關羽成為佛教徒，這里我們并不是考證關羽是否真的是佛教徒，而是說明佛教對羅貫中的影響，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