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姨能掛著拐杖在地上走動了，她越來越挑剔，菜煮得不能硬了，鹽不能放多了，每天要按保健書上的食譜來吃東西。她不住地提醒我要節約用電。煲湯時，不能使用自動煲湯鍋，那我只好用煤氣了，但她又嘮叨煤氣也漲價了。每天買菜時，她總是不厭其煩地叮囑：過水菜買一斤，不過水的買八兩，肉要是炒著吃就買四兩，煲湯就買二兩，每頓飯只炒兩個菜，一葷一素。這些菜還不夠內蒙的一個壯漢壓饑。

　　每次吃飯時，李姨不停地說：“快吃呀，我們廣州人可不習慣剩飯。”能剩下嗎？一筷子都挑得見盤底。有一天，我沒照她的吩咐去買菜，自作主張買了各種菜。炒了滿滿一盤西紅柿雞蛋，還清燉了雞腿蘑菇，又炒了一個菜心，三盤菜端上桌。我想今天的菜可炒多了，但出乎意料，所有的菜一掃精光，大男孩邊吃邊拍胸脯，不住地用白話說：“好飽呀，好飽呀。”他夸我的飯做得好吃，如果要工錢，馬上支給我。我搖搖頭，心里怎么也琢磨不透，難道這里的人吃飯也做秀嗎？

　　內蒙人天生就是大肚量，喝酒海量，吃飯也不拿捏。冬天，扛一只羊回家，往小涼房里一放，隨便燉著吃。來了客人，十幾道菜擺上桌，大盤小盤滿滿的，啤酒白酒盡情喝，那種實在豪爽的做派廣州人是不能理解的。他們斯文、禮貌，一家人說話也低聲細氣，吃飯也用小盤小碗，請人吃飯也是飯菜一掃而光。鄰里見面也只是互相點個頭，每個人都把自己的心包裹得嚴嚴實實。

　　李姨家的人也都是那么怪怪的。男孩似乎永遠不會笑。他的房間亂得要命，滿地廢紙，滿床衣服。他習慣把所有的抽屜都打開，抽屜里雜七雜八的東西堆得滿滿的。有時把電腦的聲音調到最大，放一些流行歌。出門的時候很少，在家里唯一干的活兒是接水。他把三個水龍頭都稍稍擰開一點，水一滴一滴往下流，水表還不會動。一開始，我以為是水龍頭漏水，常常把龍頭擰緊。但我剛關好，男孩就把它打開，從早到晚，一盆又一盆地接水，盆里裝滿了就存到幾個塑料大桶里。我恍然大悟，他們是在偷水。我有點費解，一個能養得起私家小車的人，怎么也在乎那幾元錢的水費？

　　鄺教授更是個吝嗇的葛朗臺。抽油煙機往下流污油，他不舍得花錢請一個清潔工，而是自己動手清洗，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拆裝油煙機，僅是為了節省二十元的清洗費。他不止一次告訴我，飯要吃干凈，不要剩下來；碗筷必須天天消毒，炒菜煲湯時，鹽要放得適量，但不要下筷子到鍋里嘗，要用小勺舀一點嘗咸淡。我點頭答應，心里卻煩得要命，暗自說：“我要是有大長今的本事就好了，靠感覺品嘗味道。”再說，你也不是皇帝佬兒，怕細菌，就干脆到真空里生活。

　　俗話說，眾口難調。這三個人的口味各不相同。大男孩吃咸，鄺教授吃淡，李姨沒牙齒，什么菜也得煮爛了才行。菜里的鹽本來放得適量，但一個說淡，一個說咸。我只好在旁邊忍氣陪笑臉。有一次買回魚，李姨用手不住地掂著那塑料袋，問我這魚是幾兩，我說七兩。她的眼里射出兩道懷疑的目光，我沒吭聲。從抽屜里拿出一桿秤扔到她面前。大米飯吃得剩下一小勺，鄺教授會沉著臉問：“煮了幾杯子米？怎么又剩下呢？”我說三杯，和平時一樣，我能用杯子量米，但又怎么能量見你們的“肚量”呢？這個保姆的角色是扮演不下去了。

　　我常常背著李姨去應聘工作。不住地看招聘廣告，打電話聯系，有時，趁買菜那段時間去面試。時代教育集團招聘咨詢老師，我又偷偷去應聘。走進中大科技園樓，一位姑娘接待了我，她是公司里負責搞教務的。看了我的簡歷后，直言問：“你想掙多少錢？”我說至少2000元吧，她臉上毫無表情，一句話也沒說，起身離開了。看來，這家公司是想花個驢價錢來買個馬使喚，我怏怏不快站起身，緩慢地推開玻璃門，一個人站在那靜靜的長廊，心里好凄涼，看來應聘又泡湯了。從電梯出來，又是一陣掃興，一陣渺茫，獨自佇立在江邊，面對深褐色的珠江水，突然想起李煜的那句詩：“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難解的寂寞和無盡的孤獨又從心底滋生。我問自己，這樣不遺余力地尋尋覓覓是為了什么呀？

　　那個灰色的下午，我突然接到時代教育公司的電話，那位搞教務的姑娘讓我星期一上午去公司培訓。我不驚不喜，心里卻是很亂，該怎么向李姨開口呢？幾經猶豫，還是開口說要辭工了。他們兩口子聽了我的話，馬上沉下臉，李姨也一反常態：“不行，我還不能行走。”我說：“雇主和雇員都有選擇去留的權利。”李姨見我態度很果斷，長長嘆了口氣說：“我很看重你，你要走，也留不住，其實我早就看出來，你原本也不是個當保姆的，在這里讓你受委屈了。”“不，我來廣州是一切從零做起，這一段日子您滿意開心，我就高興了。”

　　李姨滿眼淚汪汪的，看得出，她是真地不舍讓我走。那天夜里，我給她洗了澡，按摩了雙腿，又用藥水泡了腳。倆人聊了很久。她和我講起那段在海南島的知青生活，每天半夜三點鐘起來割橡膠，頭上戴一頂帽子，帽沿上有一盞燈，刀子在每一棵橡膠樹上輕輕割，把一個小桶綁在割開的刀口下面，橡膠流進了小桶里。橡膠林里蛇很多，螞蟥也多，專門吸人血。那里的露水都是有毒的，皮膚沾了露水，馬上就紅腫，并漸漸腐爛，許多同學都患了皮膚病，發高燒，但孤島上醫療條件很差，好多人都死在那個島上，沒有臺風還能吃點新鮮蔬菜，一旦臺風來了，一個月也見不到一點菜，只好用鹽水泡飯吃……她也談到和鄺教授結婚時的情景，那時很幸福，日子雖然窮，但開心。現在是有一點錢，心情卻很郁悶。她長長嘆了口氣，臉上的表情是那么淡漠，聽了李姨的講述，我心里也怪不是滋味，可憐還是同情？一個滿身疾病的女人，支撐她活著的還有什么呢？這個沒有生氣的家？一個永遠不會笑的兒子？那一夜，李姨不住地嘆氣，我也沒有合眼。

　　早晨，我給李姨做了最后一頓早餐。吃飯時，她一再叮囑我：“以后有時間常回來看看。”大男孩的表情還是那么冷冰冰的，問我：“你要到哪里？”我含糊不清地回答了他一聲。收拾好東西后，輕輕關閉了這扇不銹鋼防盜門。

　　走了，四十天的保姆生涯結束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扮演的角色，但愿是最后一次。慢慢走下樓梯，那留在每一個臺階上的腳印，記錄著我的悲喜和迷惘，也記錄著我的無奈和失望，此刻，心底涌著一種莫名的酸楚，我知道，刻意的生活沒有自由，但我要在這座城市生存，就得面對它。（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