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又到了馬拉松比賽的季節。娜娜說，她還要來參加。比賽前一晚，我們徹夜長談。

　　我：“你請假來參加馬拉松，老板同意嗎？”

　　娜娜：“什么同意不同意的，那份工作我已經辭了。”

　　我：“什么？辭了？為什么？”

　　娜娜：“因為我的想法得不到老板支持唄。”

　　我：“想法，支持？”說到這兩個詞，我心里隱隱顫動了一陣，我想到自己，自己的工作，想的有些酸楚。

　　娜娜：“想什么呢？”

　　我：“哦…沒什么。那你怎么打算接下來？”思緒仍停在辭職，想法，支持這幾個字眼里。

　　娜娜：“就再找工作唄。之前在老家的小城市，感覺還是太小了，這回我打算去上海看看有沒有什么適合我的工作，加上我哥在那兒，我可以暫住他家，等找到工作就出去租房子。上海的那些工作，工資只夠租房子。沒轍，只能找唄。”

　　我：“是啊。工資工資。”

　　娜娜：“你現在工作怎么樣？”

　　我：“我啊，工資還可以，工作湊和吧。不說這些了。對了，明天你馬拉松還是和以前一樣跑全程嗎？”

　　娜娜：“沒。這次就跑半程了。不想那么累。”

　　我：“是啊，還記得以前一起跑全程嗎？”

　　娜娜：“你還說呢，那次不知道你是打算去跑步還是郊游，包里居然裝了一天的干糧和飲料，最后還都吃完了，真是服了你，想忘都忘不了。”

　　窗外的樹不停的搖晃，不知冬天的風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得這么凜冽。那年的馬拉松，每一次腳掌和地面的碰撞聲，每一次劇烈的喘息聲直到今天都很清晰，也是在一月的冬天，記憶中近似春暖花開的冬天。所有的選手們穿著短袖體恤，隊伍里有五六歲的活潑小孩，有朝氣蓬勃的中青年，更有滿臉皺紋卻身體矯健的爺爺奶奶們。賽道就是公路，沿著海灘，穿過鬧市，又回到老城里。賽道兩旁有各種各樣的拉拉隊，或是衣著統一的志愿者，或是熱心的路人，有準備好補充能量的飲料食物，也有發自內心的吶喊助威。一路上，邊跑，邊看著周圍令人溫暖而激動的場景，就連路邊高傲挺拔的椰子樹也在風中搖晃著稀稀疏疏的葉片，好像竊竊私語這場比賽的結果一樣。陽光均勻的照在跨海的橋上，透過潔白的欄桿，看到波光嶙峋的海面映著一輪紅日。不知情的海鳥和平日一樣，在天空中擺弄舞姿，低頭看到龐大的馬拉松隊伍，也好奇跟在隊伍上空滑翔，想弄個究竟。露天的咖啡屋，從來不缺金發碧眼的客人，這些看似心無旁騖的老外，一手拿著馬克杯，一手扶起墨鏡，扭著身子向人群望去，隊伍中也不乏國際友好份子，雖然沒有時間和外國友人交談，卻也扯著嗓子喊道“鼓得莫寧”。就這樣，隊伍不算整齊，跑累了就走會兒，有力氣又接著跑，卻很少有人停下。汗水慢慢浸透衣背，又漸漸被太陽和風烘干。城市里汽車的鳴笛，工地的噪音，喧囂的叫賣都消失了，只有一群在路上的追夢人，只有腳步聲，喘息聲。我看到的世界，一直到那個冬天都是純潔的，我認為人生就是走走停停，有力氣就奮力的奔跑，目的地很遠，但是不用急著到終點，因為一路上有太豐富的故事要聽，有太美好的畫面要欣賞，從兒時就開始了這段歷程，一直到歲月在臉上留下明顯的痕跡，只要愿意，就能繼續。可以不在規定的時間到達終點，可以因為突發奇想而改變路線，或者因為留戀而返回駐足。

　　到底是全球氣候的突變，還是身體御寒能力的下降，我總覺得，工作以后，隨便一陣冬天的風，就有股邪氣，總能把我刮倒。三個月，還是習慣不了每三天就有一次從凌晨四點起床，下午四點半結束的“早班”，第二天還有一個熬夜的晚班或者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正常班”，第三天的休息日還有可能從凌晨兩點才開始，而晚上一定是一覺睡到凌晨四點就要起床。更可怕的是，全年都是這樣，沒有法定節假日，一年只有五天公休。所以我最終還是病了。打破了高中三年寒窗苦讀，大學四年不穿秋褲，（除了一次被蜈蚣咬傷以外）都沒因自身原因掛過一次吊瓶的紀錄。

　　我是諱疾忌醫的，從小大人都這么認為。不到吃什么藥都不管用的情況下，我是不會接受打針的。我想這也和我從診斷臺一樣高的年齡就開始治療鼻炎，胳膊上打了十幾年小針有關系吧。對醫院，我還算比較熟悉。每一個醫院，不管是新裝修的，還是時間久的，都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醫生總是走來走去的忙著，不管你幾點去，總是有人在你前面到。排隊的時候，大家都坐在公共的一排座椅上。若是旁邊的座位上有一直咳嗽的人，大人們總是說讓孩子換到另一邊坐，相反，要是你是那個咳嗽很厲害的人，旁邊的人也會捂著口鼻，背對著你。這些遲到的自我保護欲，讓人覺得可惜。走廊的燈總是昏黃的，痰盂里的水，映著燈光，隨著腳步的震動畫圈。看著每個人的臉上，都寫著疾病的折磨，每多在走廊上等一秒，就感覺病情在加重。宣傳欄上會寫著相關疾病的預防與保健知識，候診的人，有的會在宣傳欄前駐足瀏覽，有的會念給孩子聽，只是病好了便沒人去理會這些善意的文字了。注射室外面通常沒有候診的座椅。一個原因是注射的時間通常很短，不會造成大面積的排隊現象，另一個原因，我想，估計是注射室里總是聽到醫生或者家長的哄騙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啼聲，讓人不愿意再想到自己兒時早已聽夠的“善意心疼”和“痛苦掙扎”。醫生只露著兩個眼睛，問每個人同樣的問題，開不同的藥。大部分孩子坐下后，不管醫生問什么，第一句話只會說“醫生，不給我打針可以嗎？”說這句話的時候，乞求的眼神快要泛起淚光。最后，基本上都招供了自己的病情，家長們會把孩子有意無意漏掉病情添油加醋的描述。后來，就到了注射室里的一幕。每個孩子會喜歡這么一兩個醫生，因為他們再復診的時候只開藥不打針，其它打針的，都是孩子心里最怕最討厭的敵人。每個人長大后，這些心理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看病變得和買衣服一樣，追求大牌。人們不再會要求不要打針，而是問打針是不是好的快。時間變了，和老板請假不容易還要扣工資，不像小時候吃藥好的慢，就可以借口不上課，在家休息。注射室里，只有和醫生的幾句寒暄，那些“寶寶乖，不疼”看似沒用卻安撫著我們長大的謊言變成了現在自己咬牙忍住所有的痛楚。就算護士失手，第一針左手沒打好，自己只能鼓著勇氣把右手奉獻出來。再也沒有大人的懷抱讓你撒嬌，再不能藏起右手演一遍一哭二鬧三上吊。打完針，都是一個個默默離去的背影，再沒有以往騎在大人肩上去玩具店騙禮物的身影了。成長，搶走了所有溫暖的依賴和真實的表情，留下冰冷的事實讓人學會帶著面具獨自承受。

　　排到我了。

　　醫生：“小姑娘，怎么了？”

　　我：“發燒，感冒，流鼻涕，咳嗽，頭疼，鼻塞。”

　　醫生：“張嘴，我看一下。”順手從抽屜里拿出小木條，壓住喉嚨，打開手電筒。小時候我覺得那是最恐怖最致命的大木條，至少在我嘴里試兩次才搞得定。奇怪，這次反倒是覺得木條小了，也不難受了。

　　醫生：“打吊針吧。打兩天。”

　　我：“一天不會好嗎？”

　　醫生：“那就打一天。”

　　我：“一天會好嗎？吃藥也可以好嗎？”

　　醫生：“你要吃藥也可以，給你開藥。”

　　我愣了一會，以前這些都是大人決定的是，輪到自己了，還真不知道了。從什么時候起，小時候的魔鬼醫生變得這么人性化，還是現在長大了，大人說什么就是什么？想了一會兒，只請了一天假，后天還要上班，還是選擇先打一天吧。終于明白那些“愛打針”的大人的苦衷了。

　　我：“醫生，打一天吧。”

　　上班以來，第一天請假居然是在醫院度過的。藍色布套的椅子上，坐著虛弱的病人們。一滴滴冰涼的針水，不間斷的滑進血管里。輸液的手很快就涼了，然后這種清洗的感覺蔓延到全身，直到所有針水入侵結束。在這段過程中，有人睡著了，有人醒著看電視。沒有人講話，只有讓護士換下一個吊瓶的呼語。醫院的這個角落很安靜，在病魔面前，每個人習慣性的面無表情裝成活死人。血液會流到心臟，流到全身，帶著針水，治愈每一個疾病存在的地方，可是治愈不了生病的心情。我還是邊咳嗽，邊畏畏縮縮的看護好插著針管的手。久違的扎針刺痛感，讓我在兩個小時的輸液時光里，保持著清醒。我身邊坐了一位七旬的奶奶，手上的血管不顧皺紋的煩擾，和皮膚緊緊的粘在一起，十分凸起。臉上有種安定和慈祥，比起對面的中年婦女的煩躁情緒，讓人舒服多了。鬢角的銀絲，親切的和護士微笑，也許看病吃藥打針對這年紀的她而言，和家常便飯沒什么兩樣，可是，那種對生命的珍惜和樂觀讓人敬佩。老奶奶的針水快打完了，這時，門外，一個駝了背，拄著拐杖的身影一步步緩慢的走來。背著光，只聽到他喊道：“餓不餓？要吃餡餅還是貢柑？”走近了，和我猜的一樣，是奶奶的老伴來接她回家。一只手把拐杖靠墻放著，扶著把手，慢慢坐下，把手里剛買的零食遞給老奶奶。護士把針管拔出的瞬間，奶奶嘶的輕嘆了一聲。老伴皺起已滿是皺紋的眉頭，緊緊的攥著拳頭，仿佛疼痛會傳遞到自己身上一樣，仿佛這樣能幫老伴承擔痛苦一樣。奶奶按住手上的膠布，老爺爺剝開貢柑，喂給老伴吃。爺爺看著我滿臉好奇，就說你要不要吃啊？我一直是局外人，突然的對話插播到這個感人的劇情中讓我來不及回答。老爺爺索性把一個貢柑放在我腿上，和藹的笑著說，很甜。我不好拒絕，就謝謝老爺爺的好意，剝開貢柑，吃起來。坐了一會，老爺爺一只手攙著老伴，一只手拄著拐杖，慢慢消失在我的視線里。也許，他每次都會陪著老伴來醫院，然后邁著自己遲緩的步子到市場給老伴買最愛吃的東西，再仔細計算著時間，趕在輸液結束前回到醫院。我嚼著貢柑，甜卻不膩，咽下去后還留下淡淡的清香在嘴里。鼻塞了，按道理吃不出味道來，只是那時，不知道為何，心里都能嘗出貢柑的甜味。現在流行說“歲月是把殺豬刀”這句話，的確，歲月是無情的帶走了每個人的青春面容，強健體魄，甚至生命，然而作為回報，歲月培養了沉淀的年華，相濡以沫的感情，珍貴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