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怎么了？

　　如今的文學就像得了偏癱的病人，不能自理。

　　社會在飛速的發展，而文學還在原地踏步，已經不適應現在的社會現狀，套用一句經典，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了，只有下崗的份了。這是文學衰落的主要原因。

　　究竟誰在讀文學作品？

　　造成這種情況首先是讀者，究竟誰在讀小說，誰在讀詩歌，誰在讀散文……？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也很難分類，需要系統的調查和研究。但有一點是絕對真理——讀文學作品的人都識字。讀文學作品的年輕人多一些，四十歲以下的多一些。農村少一些，城市多一些。農村年輕人也有讀的，但這些年輕人大部分在城里打工。所以文學的主要閱讀對象是四十歲以下城市青年（只是我個人的結論）。

　　我在工廠里工作，周圍很多年輕同事喜歡讀小說，可是適合他們作品的太少了，寫他們生活的也太少了。他們的生活很多樣，思想很有個性，自己寫不了，作家離他們又太遠。

　　文學愛好者是文學的忠實讀者，他們一般生活在底層，對下層的生活很了解，寫的也是底層的生活，然而他們的機會太少，他們寫的東西編輯接受不了。他們與作家和編輯交流的機會也太少。

　　讀者究竟需要什么樣的作品，這個不好說，可有一點是要貼近老百姓，關注他們的生存狀態，而不是在閣樓上孤芳自賞。寫寫國企的改革者，寫寫小市民，寫寫下崗職工，寫寫民工，關注一下城市的生活，城市的脈搏，或許讀的人多一些。

　　作家究竟在給誰寫東西？

　　重要的是從作家方面找原因，寫的東西為什么沒有讀者？我覺得有以下幾方面。

　　一是我們的作家離生活太遠，離老百姓太遠。一些作家老沉溺在文革，沉溺在知青年代不能自拔，他們經常在回憶，他們在給50歲左右的讀者寫作，這種題材對35歲以下的讀者沒有吸引力，不是說他們健忘，而是他們對那個年代根本沒有印象。一些作家從農村進不了城，他可能居住在城市里，可是仍在寫農村，寫他離開之前的農村，寫十幾年前的農村。農村人不看他寫的東西，城市人不喜歡農村題材。這是進不了城的作家，他們在給十幾年前的農村寫東西。還有一些作家寫解放前二三十年代的故事，寫寫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故事，寫的多了，也沒人看了。更有一些作家，經歷都是在校園里，在學術機構，在編輯部，沒有別的社會經歷，動不動就是高校、學者、出國，試想哪個老百姓老關心這些事情。更有甚者，這些作家只是將自己封閉起來，寫所謂的“私人小說”，有時一篇小說就一個人在那里胡思亂想，讓人讀不成，他們只是在給自己寫日記。雖然有些作家寫寫老百姓的生活，寫寫下崗職工，寫寫國企改革，寫寫農村的現狀，寫寫小市民，寫寫擺地攤開商店的，寫寫民工，可都是走馬觀花，道聽途說的東西，真正生活的積累很少。而且我們的作家都是名人，住在別墅區，消費在所謂的高雅之地，更加疏遠了他們和老百姓的距離，疏遠了生活。

　　以2003年第九期《北京文學》為例：發了五篇小說，《秋菊開會》是寫農村的，屬于進不了城市系列；《三年樹人》是寫校園的，應歸于校園系列，作者可能一直在校園這個環境里，對別的不了解；《錯過》是寫出國和學者的；另外兩篇《面果子樹》和《鳥善走還是善飛》是寫文革，寫知青的，都什么年代了，還在寫文革，我只讀了個開頭，就沒有興趣讀下去了，我寧愿讀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的文革敘述。

　　一些作協經常組織到基層采風，出去轉悠十幾天，能采到什么風，東南風還是西北風。比如寫國企改革，你沒有幾年的國企經驗，就寫不出好東西。比如寫乞丐，你不當上一年半載得乞丐，只能憑想象去寫了。

　　提到想象，引出第二個問題，我們的作家想象力太貧乏。很多作家將卡夫卡視為經典，讀一讀他的《地洞》，就知道什么是想象力了，那只（小動物）老鼠的生活狀態和人們多么相似。想象力和生活積累并不矛盾。

　　編輯的眼光怎么了？

　　編輯的眼光和生活閱歷對文學的發展也是一個禁錮。文學編輯的生活經歷，生活狀態和作家們差不多，離生活太遠，離老百姓太遠。他們現在屬于士大夫階層，好的作品發現不了，編輯出來的東西只適合編輯和作家這個階層去讀，老百姓讀不了。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壇，應該有一大批非常優秀的編輯。

　　關于詩歌

　　詩歌上的問題，我不敢多說。有些詩人就是在拿生硬孤僻的詞匯湊詩，詩歌成了文字游戲（這和編輯也有關系），讓人讀不懂，沒有思想沒有感情，沒有生活，沒有起碼的人文關懷，誰還去讀。不如去讀讀《詩經》，讀讀《古詩十九首》。

　　把文學當作一個產業來發展

　　文學要生存，必須要適應市場，不能在角落里孤芳自賞，學學影視界，流行歌壇那些東西，或許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