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一生已愛上過好幾個女性，全都以悲劇性的失敗而告終。露露雖和我結婚成家，但不到半年就兩地分離，她患上了偏執狂以后對我的態度特別使我傷心。然而我不能不說，以往所有的愛情悲劇我都忍受下來了，這次和李紅的愛情悲劇卻鬧得我六神無主，對生活已完全失去了興趣、希望和信心。所以會如此，顯然因為我已經是一個老人，一個老人愛上了一個鍾愛的年輕姑娘而且獲得了對方的愛，感情的深切必然會刻骨銘心。這是任何中青年男人所難以體會的。

　　我并沒有對李紅真正生氣。雖然我認為她和這樣一個日本人去結婚肯定大錯特錯，但我在感情上仍然不愿把她看作為一個喪失了國格和人格的人，極力從客觀上去替她尋找原因。為了金錢而做出不該做的事來，這里面必然有其客觀原因，因為金錢對于那些有經濟壓力的人來說的確是生活中的頭等大事。何況她出賣的僅僅是名譽，并沒有出賣她的肉體，更別說她的靈魂。這一點我完全相信。

　　也許可以說，在我的一生中，這一次才算是真正嘗受到了失戀的痛苦，身心疲憊，什么事也無法使我打起精神來，不僅寫了一半的小說已完全丟之腦后，堅持了幾年之久的體育鍛煉也不想再繼續下去了，成天都像個懶蟲似地悶頭睡大覺。

　　在此期間，出版社安排上海的兒童文學作家和有關編輯到海南島去開筆會，邀請我也去參加，負責會務的是兩位青年女編輯。她們說，現在出版社正掀起了學跳交誼舞的熱潮，工會還舉辦了交誼舞學習班，幾乎人人都參加，熱情很高，這次到海南島去開筆會，準備每天晚上都跳舞，所以我是非去不可的。

　　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是推說身體不好婉言謝絕了。是啊，已經和李紅跳過了那樣的交誼舞，還有什么樣的交誼舞能讓我發生興趣呢。她們走后，反而使我回想起和小李跳舞時的種種往事，感到那已經成了遙遠而虛無縹緲的美夢，令人欲哭無淚。

　　這樣挨過了三個月，快要過年了。一天晚上，我正在考慮是不是早點回到香港去，在寧靜淡泊中了此殘生，突然有人打來了電話。一聽，是一個陌生老頭的聲音。

　　“你是姓徐的那個老師嗎？”一口江北土音，說話不大有禮貌。

　　“是的。您是哪一位？”

　　“我是小丫頭的爸爸。我家小丫頭已從日本回來了。她現在住在虹口眼科醫院，叫你去一趟。”

　　“請問你家閨女是……”

　　“她學名叫李紅。”

　　我大驚失色了。原來是小李的爸爸給我打來了電話！這是可能的嗎？

　　“小李怎么樣？沒出什么事吧？她為什么要住眼科醫院？”

　　“一言難盡，等你來了再說。”他把電話掛斷了。

　　虹口眼科醫院的規模看上去不比市五官科醫院小。小李住的病房有八個床位，收拾得井井有條。因為我去得太早，還不是探望病人的時間，病房里沒有什么外人，十分安靜。我一眼就看出小李斜躺在搖上了半張鋪架的床位上，面朝著病房的門，似乎正在等待著什么人。她的雙眼都蒙著紗布。她爸爸已不在病房里。

　　我還沒有走近她的床位，她的臉上已出現了反應，表情頓時活躍了起來，開口說：“是你嗎？徐老師？”

　　“小李，你這是怎么一回事？你的眼睛沒出什么大問題吧？”

　　“快坐下，”她指指床邊說，“你沒走近我就聽出是你的腳步聲了。剛才是我叫爸爸打的電話。我擔心你不高興再來和我見面了，有點心神不定，所以一直在盼望著你。想不到你還是來了……”

　　她說著，已不住地翕動著嘴角，哭了。

　　“快別這樣……”我說，但也已說不成第二句話。

　　我們這樣面對面沉默了好久，小李叫我扶著她起了床，來到了走廊一頭的會客室里。會客室里沒有別的人。

　　小李費了很大的勁，才勉強阻住了抽泣，對我說了她在日本的不幸遭遇。

　　她是在和秋山太郎一起去辦理結婚登記的途中遭人暗算的。當時她出了轎車后正在拿秋山太郎的折疊式輪椅，只覺得眼前閃過了一個人影，兩只眼睛就像火燒一樣地痛，痛倒在地。結婚登記當然辦不成了。她被好心的路人送進了醫院。她的雙眼受到了硫酸的襲擊，嚴重損傷了角膜和眼球。已經病入膏肓的秋山太郎，也許因為經不住這個打擊，當天晚上吞服了大量安眠藥自殺了。幸虧在這之前秋山太郎已給了她一筆存款，她才能在日本住了一段時期的醫院，還讓她爸爸去日本照顧她。

　　“你告誡我的話是對的，現在懊悔已經來不及……”她說著伸出手想要捉住我的手。我連忙握住了她的手。

　　“兇手捉住了沒有？”

　　“日本警方要我提供兇手的體貌特征，可是我當時什么也沒有看清楚。他們偵查到現在也還沒有偵查出什么具體的線索。從他們說的聽來，那該是職業殺手作的案，他使的是高科技噴射器，手段十分高明，目的就是要毀了我的眼睛，打亂我們的結婚計劃，肯定是受人雇用的。”

　　“日本警方可以排摸幕后指使人嘛。”

　　“第一個嫌疑人當然是秋山太郎的養女，她的作案動機最明白不過的了，但日本警方找不到應有的證據。他們還從調查中了解到，秋山太郎至今仍和好幾個姘婦保持著原來的關系，都曾答應過和她們結婚。所以要查出幕后指使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總之事情太復雜了，日本人畢竟不是我們中國人，不知道他們搞的什么鬼。要是我聽了你的話，就不會成為日本人家庭糾紛中的犧牲品，落到如今這么個地步……”小李又哭了，嗚嗚咽咽地放聲大哭了起來。

　　我們的談話只能到此為止，根本談不出什么結果。

　　我得走了，問她以后能不能天天都來看望她。她說她已對她爸爸撒了一個謊，說我退休前是她在出版社工作時的一個部門領導，歷來都很關心愛護所有的青年編輯，等于是她的老師，她爸爸完全相信，所以經常去看看她不會有什么大問題。但她很怕她的哥哥。她哥哥是一家旅行社的司機，自己在男女問題上是個無賴，憑了他那一米八五的身材，女朋友換了一個又一個，大都是發廊妹、飯店服務員之類沒文化的女人，已幾次逼她們墮胎。但他對她這個妹妹，在這方面的要求卻非常嚴格，只要發現她和比她年長的男人去跳舞，就會罵她是不要臉的下賤貨，仿佛全世界所有的姑娘都只能愛上像他那樣的男人他才痛快。所以她不希望我和她哥哥經常見面，因為她哥哥在這方面太敏感了，很容易看出我和她的親密關系。

　　“以后如遇上我哥哥要來看望我，我會隨便找個借口，事先請護士打電話關照你的。”她最后說。

　　我把小李送回了病房后，便去了當班醫生的辦公室。醫生聽說我是李紅的一個“老師”，態度有點不大耐煩，只是簡單地對我說，病人臉部燒傷的面積不大，治療后已基本恢復；如今他們試著想讓她那只相對來說傷勢較輕的左眼能恢復一點視力，不至于成為全盲，但把握并不大，無法保重手術的絕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