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動身去日本的時候，她不允許我去送她到機場。我當然知道她的苦衷。我也不想到她的爸爸和哥哥面前去自討苦吃，自找沒趣。

　　她走后，我便回了一次香港，在那里料理了一些家務，然后又回到了上海。我把香港的那套房子大部分出租了，只留下一個小房間準備著讓我自己難得回去時住一住。每月的租金收入足夠我在上海應付生活開支。

　　這期間我的心情很好，好得不能更好，覺得我的面前還充滿著無窮的希望。我的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況都堪稱第一流，再也不去考慮年齡的問題，任何時候都生氣勃勃，像個年輕人一樣精力充沛，隨時隨地都快快樂樂地笑臉迎人。

　　在這同時，寫作的念頭又在我心頭油然而生，而且很是急不可耐，只想把過去已經寫了個開頭的那部長篇小說趕快寫出來。我就信心十足地立即付之行動。

　　這部小說，我在前面曾經說過，寫的是一個中年美籍華人畫家和一個中國姑娘之間的戀情。這時候重新寫，我卻把那個美籍華人畫家斷然改成了一個六十出頭的中國老作家，把小說寫成了他們之間的一場老少戀情。因為，我以為只有這樣寫，才能真正寫出我的真實感情。當然，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以及有關的地名和單位名稱等，我都換成了假的，故事背景、情節和細節也都作了應有的藝術想象和虛構。

　　也許是老天爺的性觀念比世人開通得多，他老人家竟然寬容并允許了這場不倫的老少戀情，因而給了我藝術創造的靈感和應有的聰明才智，使我的頭腦特別開竅，在寫作中文思如泉涌，激情澎湃，打開電腦就不想停下，每天寫到深夜也不知疲倦。一個月內我就寫成了十幾萬字，看看都使我自己十分滿意。我的自信心更足了，根本不去考慮出版或發表的問題，完全按照我自己想寫的不斷地寫下去。

　　這期間唯一使我不能不停下寫作的只有收發E-mail。每天晚飯后我必然要和小李互通E-mail，有時候互通一次信，有時候互通幾次信。

　　小李說，秋山太郎的病情已越來越嚴重，不得不住進了醫院，醫生說不會再拖多少日子。但他的神志卻依然很清楚。小李每天都去探望他一次。秋山太郎見小李一直不肯答應他的請求，就瞞著她給她的爸爸打去了一個國際長途，請求她爸爸規勸她別放棄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這樣，使他死的時候也能勉強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總算是用實際行動贖了他生前的罪行。小李的爸爸知道了這回事以后非常吃驚，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能得到那么一大筆遺產簡直令人無法相信，但又怕會影響到女兒的聲譽，使她今后永遠嫁不成好丈夫。她哥哥知道后卻高興得不得了，天天逼著他爸爸答應這場“根本不會有損妹妹一根毫毛”的假婚姻。她爸爸被她哥哥逼得沒有辦法，最后只好同意了秋山太郎的請求，已經和她打過了三個國際長途，叫她抓緊時間趕在秋山太郎未死以前同意和他結婚，并且辦好一切應辦的法律文書。

　　“你說我該怎么辦？這些天我心亂如麻了。對你，我可用不著說什么冠冕堂皇的違心話——其實我自己心里也一直很猶豫，那畢竟是一筆無法想象的巨大財富，對我們整個家庭的經濟生活會有一個天翻地覆的大變化，難怪爸爸和哥哥不能不動心。”這是她最后一封信里向我表示的態度。

　　就我的思想認識而言，我對秋山太郎的這一想法和做法十分反感。我認為他在青年時代所犯的罪行是無法用金錢可以彌補和抵銷的。他應該從中日兩國的長遠利益出發來對待這個問題，公開承認他的罪行，公開向中國人民認罪謝罪，以此教育日本青年牢記那場由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侵略戰爭，牢記歷史教訓。現在他這么做，盡管和李紅只是名義上的婚姻關系，但也損害了一個中國姑娘的人品和人格，在道義上是說不過去的。我似乎覺得秋山太郎骨子里還滿懷著民族自大狂，以為我們中國人都是一些見錢眼開的窮光蛋和可憐蟲。

　　此外，秋山太郎這么做，是不是真能讓李紅作為一個日本公民得到他的遺產，也還是一個未知數。因為這牽涉到不少法律問題。誰知道日本的移民法、婚姻法、遺產法是怎么一回事？很可能李紅在沒有得到任何遺產以前已經官司纏身。這叫她一個入世不深的年輕姑娘在舉目無親的異國他鄉，怎么去對付？我相信秋山太郎不會不考慮到這一點，卻想盡一切辦法窮追不放地要在死前和李紅倉促結婚，這不能不使我懷疑到他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

　　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把我的全部想法直言不諱地告訴李紅。既然我已經全身心地愛著她，在有關她一生前途命運的大問題前面，我怎么能聽之任之，把她當作為一個外人呢？

　　于是當天晚上我就通過E-mail給小李寫了一封長信。

　　小李很快來了回信，說的竟是這么幾句話：“我知道你一切都是為我好，但我覺得你想得太多了，事情不會有那么復雜。再說我也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我想，你不會是出于妒忌才勸阻我和秋山太郎結婚吧？如果你真的出于妒忌，那就大可不必，他早就是一個半死人，不可能對我怎么樣。我也決不會讓他對我怎么樣的。我絕對不容許他碰一碰我的身子，哪怕是我的一根毫發。我對他從來也沒有什么好感，他已經是一個真正的老頭子，又萎又丑，更沒一點情趣和風度，不可能像對你這樣去對待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屬于你的，永遠永遠都屬于你，這一點你完全可以放心，放一百二十個心。希望你讀了這封信千萬不要生氣，我說的都是心里話。但事情到了這一步，我已經無法接受你的忠告。”

　　她的信使我非常失望，還真有點生氣了。這天晚上我沒有寫回信。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給她寫回信。我寫作的心情也頓然消失了，睡下后還一直憂心忡忡，怕她上日本人的當，怕她受日本人的欺負，怕她吃日本人的大虧，卻又無法再去規勸她。

　　第二天我沒有收到她的E-mail，第三天也如此。五六天過去了，一直杳無信息。我寫信去問她情況怎么樣，她仍然沒有給我一個字的回音。

　　在此后約近一個月的時間里，我不斷地給她發E-mail，但都像是石沉大海一般。我更加焦急了，再也無心寫小說，天天都掛念著她。這時候我才發覺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她在日本的地址、電話，以及秋山太郎所在的是什么大學，我都沒有向她打聽清楚，只知道是在大阪。除了互通E-mail，我沒有任何別的辦法可以主動和她聯系。

　　我當然不會就此了事，終于冒著自甘受辱的危險給她在上海的家里打了電話。結果電話沒人接聽。一連幾天，白天黑夜我都打了電話，都沒人接聽。

　　我猜測她已在日本和秋山太郎結婚，所以她的爸爸和哥哥都已去了日本。

　　我曾一度想到日本大阪去打聽她的消息。我想，到了日本，我可以通過她的E-mail到電信部門去打聽她的住家地址。但我在日本除了她再沒有別的熟人，語言又不通，這樣做未免太盲目了，肯定不會有什么好結果。再說，如果她真的已經結婚，我去了還有什么意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