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西方文化意識形態的差異比較有興趣，雖然這種興趣層次低得就像單細胞動物，但就算只是一個細胞，那也是生命。有生命的東西，就是值得驕傲的東西。這讓我聯想到文壇，在網絡泛化，文學全民化的時代，作家們寫作一個比一個快，一個比一個多，一部比一部長，動輒千言萬語，欲罷不能。但有幾部值得細細品味，能找到如董橋一樣的細膩，如錢鐘書一樣的睿智，如孫犁一樣的靈動，如梁實秋一樣閑散的作品呢？顯然沒有。因此，我們缺少的，并非死氣沉沉的龐然大物，而是有著生命靈動的精雕細鑿，我們永遠不缺少網絡小說一天兩三萬字的更新速度，但卻很難于找到“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般的萬般咀嚼也不夠的細碎微小。因此，我這興趣雖然很微小，但卻一樣讓自己珍視。雖然寫不了《中西比較文化概論》這樣的宏偉大著，但讀書之余，每有所思，提筆寫來，卻也能自得其樂，并竊自封真知灼見，一言可抵千言萬語，視著作等身者為屑小之輩，浪費紙張而已。

　　中西方在文化差異上，方面頗多，非小兒三言兩語可盡道也。我今日所論者，僅從信仰上入手，并說說一些自以為是的皮毛之見。

　　關于信仰，有這樣一個小故事：一位常年擔任刑事審判庭書記官的學者，每逢執行死刑，都要私下與即將執行死刑的罪犯談心。每次問他們，“你怕下地獄嗎？”，結果，他們用一種很遲疑的眼光看著這位學者，反問道，“你講唯心、搞迷信啊？”學者又問：“你真的不怕下地獄嗎？”“我八十歲死和我馬上死都一樣的。死就死，怕什么呀！”學者再問：“你真的認為沒有地獄嗎？”他們迷惑地望著學者，喃喃地說：“如果真有地獄，我就不會殺人了。”每次聽到執行死刑的槍聲，學者不禁仰望天空，深想，如果這些殺人犯從小接受的是天堂或地獄的信仰，他們就一定不敢殺人了。

　　這個故事雖然有著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卻也說明，信仰在對個人行為的約束、人生方向的把握上，具有著遠比法律規范更為有力的作用。因為法律規范充其量只是一種社會約束力，而信仰卻是源自人內心深處的力量。這樣的力量可撼山填海，九死未悔，視死如歸。具體到東西方的信仰上，卻有差別：

　　西方人信教，東方人信史。

　　關于這個問題，胡平和同齡的王康，幾乎不約而同地得出結論：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這確實是真知灼見。西方人有基督教、猶太教、天主教等等，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的宗教，有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有天堂地獄，《圣經》基本上就是西方人的道德處事教材；而中國呢，雖然有道教，佛教，但其影響力相當有限，并且從信仰角度來說，道教和佛教，更多的只是強調個人修養，因果輪回的說法并不明確，中國雖然也有神話，但卻很少有信仰玉皇大帝這樣的說法，因為信仰歷史，才是中國精神文化的大流，這種大流在所有的意識形態范疇里，其地位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可以超越。就算對于孩子的啟蒙教育，我們用的不是宗教典籍，而是歷史故事，如“孔融讓梨”、“司馬光砸缸”、“孟母三遷”等等，關于這一方面，例子很多，余世存的一段話，值得直接抄過來：

　　“對歷史或歷史寫作的這種信念，相信歷史所具有的審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國人的生命哲學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時候，他就退而寫史，他作春秋而亂臣盜賊子懼。像司馬遷遭受男性奇恥大辱，隱忍茍活，也在于他相信歷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傳之后人，以待來者。秦檜設計害岳飛，一度猶豫不決，怕死后遭唾罵。像文天祥從容就義，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劉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辯，只能用一句話安慰自己及妻子兒女，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至于其他人，陶鑄、彭德懷、陳毅這些人，他們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一個黨或一個領袖，但在他們最后的日子里還是把自己存在的價值托付給了歷史《今天我們怎樣讀歷史》。”

　　這段話可以說是中國人信仰歷史的最好論證，再大的委屈，再大的冤案，支持他們進行選擇并堅持的，并不是下地獄或上天堂，而是相信“歷史的公證”，相信總有一天，所有的冤屈總會沉冤得雪，所有的偽裝都被撕下，所有的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所以，死都死得那么風“蕭蕭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燕趙悲歌，慷慨激昂，絲毫不亞于西方教徒的殉教。那么，為什么中國人會有這樣強烈的歷史觀，是什么原因讓他們面對歷史時，會有這樣的胸懷坦蕩，視死如歸？事實上，這源于中國人對于歷史的態度，那就是“以史鏡鑒”。中國的歷史，不光是來用記錄發生過的事情的，從某一方面來說，歷史在中國人看來，所看重的并非發生的事實，而是這個事實所呈現出來的現在時態，對當下的訓鑒意義。中國的歷史傳統，從來都不缺少“諷喻”功能，如《資治通鑒》的編寫，為的就是：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唐太宗更是直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可見中國傳統的歷史觀，都是借古諷今的，最有代表性的莫過于《六國論》、《過秦論》這樣的文章了。這樣的歷史讀法，是有進步意義的，所有的歷史，我們看重的應該是它的“現在時態”，是活態歷史，而不應該是一層不變的歷史事實記憶。所有的歷史，都應該為現在時態服務。

　　簡而言之，談古的目的，并不是復古，而是論今。這是一切歷史研究者，以及學習者應該持有的學術態度和思考方式。不過，我們的歷史研究，卻并非如此，傳授給下一代的歷史觀，更與此相去甚遠。只要翻一翻我們的歷史教材，不論中學，還是高校，一目了然都是歷史事件陳述。這讓我想起以前看過的一篇文章，說的是有這樣一道歷史題：日本和中國一百年打一次仗，19世紀打了日清戰爭（我們叫甲午戰爭），20世紀打了一場日中戰爭（我們叫做抗日戰爭），21世紀如果日本和中國開火，你認為是什么時候？可能的遠因和近因在哪里？如果日本贏了，是贏在什么方面？輸了是輸在什么條件上？分析之。如果撇開政治因素，以人類普遍道德來看這道題，顯然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并且具有警示的作用。但是翻開我們的教科書，題目是這樣出的：甲午戰爭是哪一年爆發的？簽訂的叫什么條約？割讓了多少土地？賠償了多少銀兩？對于歷史而言，這只是一組毫無意義的數據，學生背的痛苦不堪，滾瓜爛熟，但那又怎么樣，反正賠都賠了嘛！黃金白銀人家花也都花了，難道我們要去索還回來嗎？為什么我們不去思考造成這一切的真實原因呢？歷史不應該是這樣一條陳年的流水帳，而應該是一串關于智慧，關于未來的啟示錄。

　　從小，我們所接受的歷史教育，就是一種“死”的歷史，完全不注重歷史所呈現的現在時態的生命啟示，完完全全是在背書，歷史被批枯燥并非學生的錯，這只能是一個國家、民族在教育的無力與悲哀。歷史，是一個民族的靈魂，忘記歷史就是背叛。我覺得，一個民族的歷史，其地位應該遠在數理化之上，甚至沒有任何一門科目可以比得上它，理化類的科目，終究只是技術性的，在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上功不可沒，但如果沒有歷史的承載，這一切就有可能變為相反的力量，例如瘋狂的戰爭。但可笑的是，我們的歷史，在中學教育上，淪為了“副科”，而在學者的研究中，也沒有凸顯“談古論今”的諷喻功能，歷史，就這樣變成了一堆枯燥乏味的材料堆積性存在，我們傳統上的“談古論今”、“借古諷今”這樣的歷史觀，完完全全消失在了我們的學史和治史當中，如果要說，我們現在的歷史觀是什么？我只能說不知道了。我們的歷史觀甚至不能說是敗壞，而是消亡。

　　當然，這樣的命題并不是抹殺所有的歷史研究者，曾經有過一些不錯的學者和著作，如黃仁宇、柏揚等，不過，他們多多少少，都是遠離了中國模式教育的學者。而在我們教育模式下，出來的學者們呢，也許值得高興的就是以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和以易中天為代表的“百家講壇”，不可否認這些作品很好讀，但這只是得益于作者文字的表達和講述方式，但實質上都是一些簡單的歷史隨筆而已，就算是易中天充滿流行語的《品三國》，也沒有從時代精神上去思考民族困境，探求民族出路，因此，這些歷史著作，充其量只是小說，而不是歷史，因為并不是所有講述歷史的作品都是歷史；也并不是所有講述了文學的作品都只是文學。從這個方面講《紅樓夢》更接近歷史，甚至余華的《兄弟》更接近歷史，而《品三國》這樣的作品，充其量只是小說，至于其他著作等身的教授們的作品，我連書名也聞所未聞的作品，恐怕連小說都算不上。《史記》已經告訴我們，歷史可以略加虛構，但歷史的精神要融入其中，這才是治史和讀史的正確道路。

　　如果要問，是誰敗壞了我們的歷史觀？這個問題，就交由我們的教育，以及我們的制度，一個充滿官僚氣息的，這樣審查，那樣審查，這樣不合格，那樣不合格的體制來回答吧。我永遠相信的一個問題：就像作家協會不可能成就偉大的作家一樣，我們的各種管理機構，永遠也出不了正確的主意。寧浩的電影《無人區》據說因為全是壞蛋，沒有英雄，“作為國家公民安全的維護者——警察，在《無人區》里愚蠢而又無能。”“為了好看，為了藝術極致，不惜違背生活真實和藝術真實。其實這還不是主要的失誤，最主要的失誤是丟失了藝術家的一份社會責任，因娛樂而損公，乃癥候所在也。”（徐葆華語）而被手握生殺大權的審查部門無法通過，我想說的是，“審查部門”是不是法官，可以判定一部電影的生死？電影本身是一種藝術，作為藝術，它本身表達的只是藝術家的個人觀念，因為表達方式的原因，可能這部電影只適合某一部分人觀看，不適合某一部分人觀看，哪里有不能放映的道理呢？《活著》在社會上所引起的影響力，只能說明審查部門某些人的愚庸。

　　由此看來，我們的教育、我們的歷史之所以成了這般模樣，就是我們有太多太多這樣那樣的審查機構，如果前文所講的那道日本歷史題目出現在中國中學的教科書上，肯定多半是無法通過審查的，甚至要對相關負責人追究責任。面對這樣的壓力，所有的談古者，誰還敢去論今？就算論今，也只能“嗯嗯哈哈呵呵”地打擦邊球了。我們其實不缺少有創造力的藝術家和學者，但是我們卻永遠不愿為他們提供一個輕而易舉的舞臺。八零后的意見領袖韓寒，聽說要辦一份刊物，叫《獨唱團》，非常有寓意的一個名字，可卻始終通不過而在不斷的修改與接受審查中。這份刊物我非常期待，但如果真的面市了，我肯定看都懶得看，原因是，通過審查后的《獨唱團》，還是“獨唱團”嗎？

　　我們的歷史原本是信仰，信仰原本應該是一個神圣而純粹的東西，現在在面對這個信仰的時候，官方讓我們在歷史里談歷史，不可含沙射影，就算談古論今，也要“光明而偉大的”；而我們的學者，為了有所建樹，搏得半分美名，只有在可許的范圍內，進行娛樂無極限。我的意思并不是說，現在的歷史觀全部是食古不化，也并非全部粉飾打扮，而是，在這中間，缺乏著一份聯系時代命運，并且值得國人信賴的歷史態度。在這樣的歷史態度缺失面前，我們還有什么可以堅守和寄托？“上帝死了”時候，“尼采瘋了”，整個西方社會也隨著陷入混亂與動蕩之中。面對時代的喧囂與浮躁，也許我們所敗壞的，不僅僅是歷史觀，也是信仰。是關系我們這個民族精神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