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六章    莫言小說中的感性學問題（三）

　　三、莫言小說美學走向三階段

　　其實，大家一看就會明白，本篇論文我重點要討論的問題是美丑融合理論及其案例探討。但我卻用了這樣一個不合時宜的命題，而莫言的小說，又不全是美丑融合（或者說美丑融合不是其全部小說的主要特征），這一節就有了寫作的必要。尤其是有人簡單地把莫言小說定位為“從審美到審丑”這種簡單粗糙鄙陋的歸納下，這一小節就非寫不可。莫言的小說美學的走向，大致可分為三階級：早期的對于美好的表現，到中期的美丑融合，再到后期的毫無節制的丑的爆炸。我的這一劃分，也不能說盡善盡美，莫言的作品太多，我不能說自己全部都細細讀了他的所有小說，而他的小說一般都沒有寫明創作日期，發表日期雖有跡可循，但不一定就與寫作秩序同步。況且這種寫作上的變化又是一種漸變而非突變，細化是困難的。我只有從宏觀上來，作一個概述性描述。

　　莫言早期的作品，只能說是他文學上的準備。他早期的作品，處于模仿階段，但這一階級不長，對于一個沒有家學淵源又沒受過多少正規教育的人來說，真是不可思議。這一時期莫言到底模仿了哪些作家，不好說。“《民間音樂》‘抄’自美國作家卡森?麥卡勒斯的《傷心咖啡館之歌》，《售棉大道》‘抄’自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的《南方高速公路》，這個事情實際上我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坦白’了，后來也一再自我招供。”[29]可以說，這一時期莫言就受到了外國作家的影響。但孫犁先生對他的影響卻是最為明顯的。據莫言說：1981年他正式發表文學作品是保定的《蓮池》上，后來一位老編輯還帶他到了白洋淀去深入生活。[30]孫犁是“荷花淀派”的代表作家，也是開山鼻祖，其作品表現的主要是簡單的美好，提倡性靈與風格。代表作有《山地的回憶》、《荷花淀》、《囑咐》等，展現出來的都是一種富于人情味的詩意，語言節制詩化，顯得干凈利落。莫言為數不多的幾篇小說也體現了類似的思想傾向與美學追求。

　　1981年發表的處女作《春夜雨菲菲》，寫的就是一位年輕妻子與丈夫間的情感故事，小說選擇了春夜加小雨的充滿詩情畫意的迷人氛圍，一個美麗的妻子獨在家中對遠在海島的邊防軍丈夫的思念，同時也注入了理解與支持。讓我們首先產生聯想的，就是《囑咐》，這兩篇小說都是一對年輕夫婦，同樣的主題都是表現離別，其中的妻子都是善解人意的，她們展現的同樣是令人感動的美麗人性。稍后一點的《放鴨》，從語言風格到內容，就算放到孫犁的集子里，估計也不會有人懷疑不是孫氏作品。

　　《售棉大路》與《民間音樂》代表了莫言早期創作可能達到的高度，這兩篇作品雖然說是“抄襲”的，但同樣說明了莫言早期的藝術選擇與美學追求。

　　《售棉大路》所描寫的是一些互不相干的棉農，在售棉途中因固留滯，各色人都有，其中杜秋妹，臘梅嫂，車把式，拖拉機手四人，彼此似乎連名字都不知道，卻相互信任，相互幫助。車把式甚至為了別人不惜賣掉自己心愛的電子表，而且悄悄給來了例假的杜秋妹買紙，儼然一個憨厚的農村青年形象。拖拉機手在小說中雖剛開始時較為傲慢。但自從杜秋妹發現他棉車著火并為之撲滅之后，已判若兩人。而且文中有一種朦朧的愛情意味，杜秋妹一句：“好心的大哥，俺一輩子都忘不了你……”[31]與《邊城》里翠翠罵儺送：“你個悖時砍腦殼的”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些人純樸善良，沒有心計，這其中的愛情，都美麗得猶如童話，沒有絲毫雜質。

　　《民間音樂》在人物的描寫上較《售棉大路》為復雜，對人性的陰暗面有所觸及，三斜、方六、黃眼等人起先不愿收留到馬桑鎮來的小瞎子，但當小瞎子的音樂能招來顧客時，他們又來向花茉莉索要。但這些都是最直接的功利表達，沒有陰謀，也沒有算計。馬桑鎮的人們也有著魯迅所批判的窺人隱私以為談資的劣根性，但都無傷大雅。小說中最豐滿也最具魅力的人物當數花茉莉。她無疑是整個馬桑鎮最具新聞色彩的人物，驚天動地地與很多人高攀不上的干部丈夫離婚，獨自一個人打理起小店。有論者說花茉莉是一個心思縝密的商人，與小瞎子的單純有可比性，這也是小瞎子要走的原因。我以為不然。在花茉莉的身上我們可以依稀可感到后來《紅高粱》中“我的奶奶”的影子。她是一個獨立反判又具同情心的女人，對于“惡”她是不妥協的；對于“弱”她是飽含同情的。她收留小瞎子首先就是基于同情，之后才產生了愛。她最后對小瞎子的表白，可以解釋她之前的離婚，甚至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釋她這個人：“……我是一個女人，我想男人，但我不愿意想那些烏七八糟的男人，我天天找啊，尋啊，終于，你像個夢一樣的來了，第一眼看到你，我就想，這就是我的男人，我的親人，你是老天給我的寶貝……我早就想把一切都給你了，可是我又怕強扭的瓜不甜，我怕澆水多了反把小芽芽淹死，我等啊等啊，一點一點地愛你……”[32]我想不出這愛情會有雜質，我想不出花茉莉愛小瞎子是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后來花茉莉昏了過去（難道是怕小瞎子走了生意不好受不了這刺激？），小瞎子走了。醒來的花茉莉追了出去。到底有情是否終成眷屬，莫言沒有說。我愿用《大淖記事》結尾的語氣為她續寫到：“會的，一定會的。”

　　總之，莫言早期的作品，“故事都很簡略”，“全知視角與情緒明朗的高調敘述，筆觸細致的內心描寫，賦予自然時序簡約情節以明麗溫馨的情緒基調。”[33]同時季紅真也說《黑沙灘》是一個例外，因為這篇小說的情感是悲憤凄楚的。[34]但依然沒有影響到莫言對于美好、正義的追求與表現，關于小說中的人物，莫言的價值判斷一目了然，甚至還帶有一定的道德批判色彩，這篇小說被當作了反腐教材也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一時期，莫言即使寫了丑，也只是作為美的對照而已，如《丑兵》中的丑兵，外貌如卡西莫多而心地善良，讀完這篇小說，我們一點都不感到丑，反而有一種崇高感。對于美與善的表現與追求，是莫言這一時期小說的基本旋律。

　　莫言小說創作的第二階段，似乎可以把《透明的紅蘿卜》作為開端。1984年，莫言把自己發表的幾篇小說以及孫犁先生的贊賞的文章，忐忑地敲開了軍藝的大門，軍藝成為莫言文學生命的轉折。“初期的習作是依靠翻字典、依靠看很多外國作家的書，依樣畫葫蘆地模仿。”[35]莫言真正地走上自覺的創作道路的，是到了軍藝以后，在這里，莫言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各種不同的文學派別，尤其是歐美作家的作品以及不同的文學思潮。此時莫言的創作可以說是脫胎換骨，發生了質的變化。語言與早期的節制詩化相比，隨意性增強，更加的姿肆；思想更加的厚重，藝術上的滲透力與美學上也呈現出了氣勢磅礴的味道，再也不能用“空靈”這一類的字眼概括，甚至一切原本批評上的俗語都喪失色彩而顯得蒼白無力。這就是莫言創作上的集大成時期：美丑融合時期。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白狗秋千架》、《紅高粱家族》等，作品中的美與丑都喪失了傳統的道德評贊意味。

　　《白狗秋千架》是我近年的閱讀中少有的深受感動的作品。故事講述的是在民族姓氏雜居的高密東北鄉，暖與我是青梅竹馬，白狗是我父親從舅爺家抱回來的。我和暖都是很有文藝天份的孩子，解放軍隊伍來到了村子，我和暖都表演了節目。其中的蔡隊長喜歡上了暖，并親了她。后來蔡隊長走了，并囑暖找他。但是一天晚上，我拉著暖去打秋千，繩子斷了，美麗聰明的暖摔下來被扎瞎了眼，破了相。我上學去了，狗留給暖，我給暖寫信，但暖沒有回。在北京工作后我很少回去。這次因為父親囑咐的緣固，我回了家，在高粱茂盛的大道上，我遇到了已經判若兩人的暖。應暖之邀我去看暖，見到了暖凄慘的生活與她的啞丈夫與三個啞巴孩子。在回來的路上，白狗把我引到了大堤上，暖在那里，她只有一個要求：給她一個會說話的孩子。

　　在這部小說里，莫言對丑與美都有很好的節制與把握，語言上也干凈利落，雜語較少，我把它當作莫言最完美的短篇。暖是一個集悲哀與苦難的光輝的粗鄙的女性。一開篇，莫言就寫了“我”遇上的暖：滿身是汗的扛著高粱稈子的獨眼的女人，說話也充滿了尖酸女人的刻薄：“高粱地像他媽X的蒸籠一樣”，“一胎生三個，咕嚕咕嚕，像下狗一樣”，“全是公的”（指孩子）等等。[36]如果僅如此，這篇小說就太平庸了。后來我去看暖，她的啞巴丈夫也許因為自身的缺陷對自我信心的喪失與之而來的是安全感的缺乏，從而對每一個走近暖的男人產生懷疑與仇恨。但當知道我是北京工作的人時，知道我這么一個“高級”的人是不會對暖產生興趣的，從而變得熱情和善。這也許就是他對于人事的最基本的思考，是他的處事哲學。他很憨厚。暖呢，當白狗把我引到她的面前時，她的那一段話催人淚下：

　　“我對你說過，蔡隊長親過我的頭……要是我膽兒大，硬去隊伍上找他，他就會收留我，他是真心實意地喜歡我。后來在秋千架上出了事。你上學后給我寫信，我故意不回信。我想我已經破了相，配不上你了，叫一人寒，不叫二人單，想想我真傻。”[37]

　　她的要求不可思議但也無可厚非，她說：“我真傻”，如果再讓她作一次選擇，我想她會依然堅持她的初衷。因為當她要求要一個孩子時，她依然在為別人作想：“怕你厭惡，我裝上了假眼。”[38]

　　《紅高粱家族》中的余占鰲是一個鐵一樣的草莽英雄，同時也是一個脆弱的男人。《狗道》中兒子豆官在人狗大戰中被狗咬掉了一個睪丸。他打仗殺人啥子沒有干過，但他依然無法接受這一種面臨斷絕后代的打擊而崩潰（雖然也可以有其他的理解，但我更看重這作為一個人的多面性）。其中有一個細節，四十出頭的老女人劉氏用自己的身體去安慰生不如死的余占鰲：“兄弟……你還行嗎……還有勁嗎……別愁了，干干我吧，心里是不是輕快一點……”[39]這與世俗的偷情通奸下流無恥等等字眼是格格不入的，這里面充滿了一種相濡以沫的人性的溫暖。《紅高粱家族》是一部包含了生與死、美與丑、王八蛋與英雄漢的文學絕唱。

　　總之，這一時期是莫言創作的一個高峰期，也是他創作上認同度最高的一個時期，他所取得的成功，只能用如日中天來形容，尤其是《紅高粱》被張藝謀搬上銀幕并于國際上斬獲大獎之后，莫言的文學更是走向了世界，與福克納、馬爾克斯等被評論家們反復的比較。

　　莫言小說創作的第三個階段，以《紅蝗》、《歡樂》等小說的出現為標志。他的小說走向了徹底的丑的爆炸。關于丑的本質一般來講，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道德評價上也就是惡的內涵；其二指審美外觀上的不和諧，如畸形等。這一時期的作品，不管是哪一種丑在莫言的小說中，都有極大發揮。這樣大規模地直露地描寫丑，當代作家，無有出其右者。這一時期的作品，呈現亦美亦丑、美丑混亂的景象。各種丑都納入書中，不吝贊美之辭；各種美到了書中，卻不惜丑化。且說《紅蝗》。我第一次吃驚地看到有人這樣來贊美大便：“我們的大便像貼著商標的進口香蕉一樣美麗為什么不能歌頌，我們大便時往往聯想到愛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華成一種宗教儀式為什么不能歌頌？”[40]“我們大便后都感到生活美好，宛若鮮花盛開。”[41]“四老爺蹲在春天的麥田里拉屎看起來是拉屎，其實并不僅僅是拉屎，他拉出的是一些高尚的思想。”[42]寫到故鄉，莫言寫到：“我像思念板石上的馬蹄聲一樣思念粗大滑暢的肛門，像思念無臭的大便一樣思念我可愛的故鄉。”[43]故鄉與大便對接，莫言大概是第一個。莫言的后期之作，莫言走的似乎仍是他的“美丑融合”的路子，是他對于“完整世界”的追求，但卻喪失了尺度，從而導致了他的失策。此外，他也從內容走向了形式。譬如大便作為完整世界的一部分本也無可厚非，但在對丑的突顯時削弱了批判的力度，從而也少了對于美好的表達。他似乎想在營造一種混沌的“大世界”，甚至不惜人獸混亂，如《生死疲勞》中人獸不分，《紅蝗》中人獸交配，讓人瞠目結舌。但這僅僅是形式而已，是外在而已，他塑造的人物其深度也大不如前，《紅蝗》中的四老媽再也沒有李秀蓮的風采，具備了足夠的動物性卻缺乏了人性，具備了足夠的自然性卻缺乏了社會性。相反一些惡心的細節諸如拉屎、殘殺、大便、陰毛、跳蚤卻層出于莫言筆下，真所謂“無所不可入詩”。

　　莫言最先遭到強烈批判的，應該是《歡樂》。如果是隨便讀讀權當消遣的話，我估計中國怕難找到十個人是樂意讀下去的。但這卻是莫言一再堅持認為的好小說。《歡樂》描寫跳蚤在母親的陰毛中爬，在生殖器與陰道里爬之后，莫言這樣寫道：“你吃過男人的陰莖，你喝過女人的月經嗎？”月經“味道不錯，有點腥，有點甜，處女的干凈，純正；蕩婦的骯臟、邪穢、摻雜著男人們豬狗般的臭氣。”[44]這比色情片還惡劣的描寫，我想與藝術是沒啥關系的。而相反，莫言對一些美好的正常的東西卻寫得非常的病態，奇怪的比喻讓人難以接受，女人的臉“肥得像豐富的臀部”，[45]“嘴唇搐動著，確實像一個即將排泄稀薄大便的肛門。”[46]真是美丑不分。雖然我個人十分地喜歡莫言的小說，但這些描寫只能讓我呆若木雞。愛情在這一時期也被莫言解構得近乎可笑，《紅蝗》里寫到四老媽與鋦鍋匠的愛情，莫言用這樣的對話來表達：“我說：你愛我四老媽嗎？他說：我不懂什么愛不愛，就是想跟她睡覺。我說：想得厲害嗎？他說：想得坐立不安。”莫言以無比確定的語氣寫道：“這就是愛。”[47]人幾乎成了禽獸，尋找異性的根本目的只是為了交配而已，無任何美感可言。在他中期的創作中，丑可以說是小說表達的手段，如寫到狗食人尸，剝皮等等，我們感覺這只是亂世的真實，甚至讓人感到震憾。但到了后期，似乎是為丑而丑，為大便而大便了。

　　而且莫言此時期的小說幾乎走向了無故事模式，情節淡化，雜語橫生，更注重一種敘述腔調與內省性，客觀交流大大降低，他進入一種自語寫作狀態，他處于寫作的中心，跟著敘述的感覺走，沒有說教，也沒有載道，完全依賴于一種敏感的語言直覺，迷戀于敘述之中甚至不惜迷失。這種感覺雖然說是寫作的最好狀態，有一種無法遏制的力量，但同時如果沒有把握好，信馬由韁，寫出的作品未必是上品。盡管可能作者在這過程中很享受。

　　也許莫言有句話說對了：“過去我寫作很用力，就像一個剛剛出師的工匠，鐵匠或是木匠，動作夸張，炫耀技巧，活兒其實干得很一般，但架子端得很足，新近的創作中我比較輕松，似乎只使了八分勁。”[48]這句話可以有兩解：其一是以前寫作不熟，所以寫起來認真，怕出錯；其二是以前怕別人說自己寫不好，有所顧忌，現在就隨便了。我個人認為后者更合實際。無規矩不成方圓，這未必就是好事。缺少節制的莫言也許在題材的開拓上有破疆之功，但少了應有的美麗與含蓄，過猶不及，離他所追求的“完整世界”這一目標反而更遠了。因為完整的世界不僅有跳蚤與大便，也有玫瑰與愛情，全丑與全美都不是世界的本真，這樣的世界會失控。或如蔣孔陽先生所言，我們的藝術家“不只要承認自己的渺小和丑，更要追求那閃爍著人生光輝的偉大和美”。[49]但在莫言后期的小說，顯然離此遠矣。

　　這里順便值得一說的是，不少人批評莫言在寫丑時有一種洋洋自得的狂喜，甚至欣賞的態度，如“華麗的腸子”等等，我認為這與莫言個人的天才有關。莫言是一個敘述的天才，他的語言感受力之強，在當代作家中，與其并肩者寥寥。他說：敘述就是一切。“他一旦沉浸在敘述中，就有一種超乎尋常的狀態與力量，他的言說，同樣突出了敘述的張力。”[50]讀莫言的小說，你會發現一種敘述的節奏感。對于莫言的創作，素材故事從來都是不缺乏的，而往往寫不下去，是因為找不到一種敘述的語言，一旦莫言有這種感覺，就會有一種如魚得水的歡暢，寫作速度之快，就到了令人詫異的地步，數十萬字的《豐乳肥臀》數月殺青，近十萬字的《歡樂》一周脫稿。縱觀莫言的創作，其實莫言尋找小說的靈感，是在期待一種敘述的速度，如果這個速度適中，寫作不僅不是痛苦，反而是件很享受的事，別人一部長篇寫下來瘦掉一圈，《豐乳肥臀》完稿，莫言增了十幾斤，不必奇怪。敘述的過程，其實是一種語言節奏感把握的過程，或者說是語言跳舞的過程，像音樂一樣。莫言是跟這種節奏在走。有時節奏歡快，有時輕緩，有時是搖滾重金屬，有時是民謠小夜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寫作就是一種節奏。

　　莫言似乎更偏愛搖滾重金屬，當莫言沉浸在敘述中時，這種具有強烈的負面價值的感覺會使他亢奮，“寫到了興奮狀態了，覺得筆根本趕不上思維，一大堆的好句子滾滾而來，自己控制不住。我弟弟說，在窗外能聽到我腿一片哆嗦的聲音，然后就不斷喘粗氣，我自己意識不到。”[51]在這種情況下，似乎不是莫言在寫小說，而是小說在寫莫言了，莫言就表現出了狂喜，敘述的狂喜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投射到了莫言的描寫對象中，因此呈現出了狂喜、欣賞、把玩的特點。作為莫言個人來講，他也格外喜歡這種狀態（我想這就是為什么莫言一直在提起《歡樂》并為之辯護的原因），然而，在享受敘述的快感中，莫言忽視了藝術表現應有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