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十五章    莫言小說中的感性學問題（二）

　　二、對完整世界的不懈追求

　　上面我用了數千字的篇幅對西方“審丑”歷史進行了簡單梳理。從價值論的角度來講，鄙棄與排斥丑，是一種逃避與無視，割裂了事物的另一面，在藝術上造成的是片面的、單極化的、不完整的缺失。既不能完整地表達（反映）人們的情緒，也不能真實地反映人類歷史、社會現狀，在這種集體無意識中，“美”會被無限放大，甚而成為藝術上的浮夸，其實文革時期的創作思想的一度橫行猖獗，是一種原始守舊的美學思想的死灰復燃；以丑襯美，丑只是美的附庸，其作用僅在于顯示美“更加美”，缺乏獨立性。在作為美的附庸僅起襯托作用的丑因為地位的關系，只可能被放大與選擇，表現出來的也只是單方面，在種情況下，社會存在的復雜性依然被消磨，由此帶來的真實性依然大打折扣；到以丑化美時代，以波德萊爾為代表，藝術家以思辯的睿智，發現出丑陋、卑劣中的發人深省的啟迪，丑雖然被正視并得到表現，但這是一種認知先行，丑出現的前提是作為載道（表達深刻道理）的身份出現，丑并不是丑本身，而是一種負載作者認知的媒介物，就如前文所言，實質上“有可能僅僅是‘美’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已”。如波德萊爾的名作《腐尸》，表達的是一種再美也終歸于虛無，人都會腐爛，世界沒有永恒的觀點。到以丑為美，資本主義社會的到來，高新科技給人類世界帶來的巨大變化，人類的世界觀、價值觀、信仰世界都發生了變化，或者數千年來對于美的不斷把玩已經形成了疲勞，只有丑、惡、畸形、病態等等負面價值方可表達人們壓抑、扭曲的物化心態。或者用丑方可表達作者對現存世界的不滿與反諷。丑的地位空前提高。但丑終就是丑，不管反諷也好，變型也好，都無法改變丑的實質。盡管丑也是具有相對性的。美丑之間，依然是割裂的不同的價值評價。我們應該為丑正名。

　　我的觀點是：美與丑，都是客觀存在于世界的兩種對立統一的價值評價，它們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關于美與丑的價值評判，是一種動態的辯證關系。宏觀上來講，美與丑沒有必然的區別，同一社會存在，在不同的環境里，其價值評價絕對是不盡相同的；同一社會存在，在相同的環境里，應該是兩種價值皆而有之的。完整的世界，是美與丑的結合；完整的人性，是卑劣與崇高的結合。在人性的深處，每個人都具備一個上帝，一個冥王。但丑依然是丑，美依然是美，不管是以美為丑還是以丑為美，都是對概念的混淆。美學史上，這一學科的真正建立是18世紀德國哲學家鮑姆嘉登提出,但是這一學科的拉丁文為Aesthetica,德文為Asthetik,英文為Aesthetic,其意為“感性學”，因為此詞源于希臘文aisthesne(感性)。[20]我國應用美學這一稱謂，是因為日本用漢字譯過來后，得到了中國學界的普遍認同接受，并得以廣泛流傳。換言之，美學這一命名是翻譯的結果。眾所周知，我國是近代才有美學這一學科的。雖有《中國美學史》之類的著作，分析從先秦到明清的審美變化，其實中國古代只有美與審美現象而并沒有“美學”，一切研究中國美學的學者，分析的只是古代的美和審美現象或者說文化載體呈現出來的審美心態及其變化而已。其中在代表中國審美范式的典型上，書法首當其中。承載著中華文化的書法，包含了中國歷史的萬千氣象，也成就了美學史上繞不開的話題，幾乎每一個中國美學家無一例外對書法（書法理論）略知一二甚至頗有研究。

　　由此可見，美學作為泊來品，這一稱謂恰當與否尚值商榷，尤其是“審丑”現象出現并崛起之后。美學一詞，顧名思義就是研究美及美的現象的人文性學科。那么丑又居何處，于是出現了“審丑美學”。個人愚見，丑就是丑，美就是美，用審美上的概念去牽強一種新生的現象，作為定義本身來講，是欠妥的。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好比“語文數學學”、“吃飯喝水”，不通之處一目了然。筆者在著手研究這一問題時也想過，以病態美學或負美學名之可否？但前者無法全面概括審丑這一現象甚至可能會產生歧意，病態美學也可能指一個時代對于美的不合常規的理解而顯得不可思議。如中國古代對于女性小腳的推崇實則就是一種病態的美學現象，與純粹意義上的審丑有所出入；負美學倒可以作為美學的對立面，相對要全一些，但輒一看，以為僅僅作為美學的補充，終究無法體現出丑學的獨立性。竊以為，我們應還原鮑氏最初的定義：感性學（或者感受學）。感性學，就是研究人類社會精神領域的非功利性的價值評價及其現象。感性學就由兩個分支構成：美學和丑學（也可能還有其他分支）。這個概念才具備相對的完整性與科學性。所以我的文章，正是研究莫言小說中的感性學問題。下面言歸正傳。

　　“美丑融合”是我對莫言小說中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前文基本上我也作了一定的闡述。美丑融合相對于傳統的偏狹的理解來說，無疑更具科學性，同時也彌補了美學史上對“丑”這一社會存在的認識上的不足。在學術上它無疑比以往任何定義都更加深刻、全面，也更有利于我們對“丑”這一社會存在的認識以及藝術上的啟示。

　　其一，是完整世界的必須。“美丑融合”意味著美與丑的共存。“沒有皺紋的祖母是可怕的，沒有白發的老者是讓人遺憾的；沒有廢墟的人生太累了，沒有廢墟的大地太擠了，掩蓋廢墟的舉動太偽詐了。”[21]世界是辯證統一的，和諧是不同力量之間的調和，對于一個真實的世界來講，那必然是美丑共在，善惡同存的。如果從零度敘述的角度來講，不存在個人情感介入與道德評價的話，呈現出來的，套用莫言的話來說，將是一個金獎牌與避孕套同在的世界。它們之間甚至沒有優劣與善惡之分，是一個善惡共處的自然狀態，好比自然界中的食物鏈。莫言常言“既然要百花齊放也就應該讓狗尾巴花開放；既然要百家爭鳴也就應該允許烏鴉也鳴。”[22]這雖是調侃之言，卻也說明莫言對于平凡、瑣小、甚至負面價值的肯定與認可。

　　陳思和研究了莫言小說中的民間敘述，認為《野騾子》與《檀香刑》這兩部書都是民間敘事的代表，其中《野》本身是一個乏味的道德故事，但“他消解了故事原始的道德性，承擔敘事角色的是一個不具備任何道德感”的小孩，“浪子羅通的生活道路雖然失敗。但他的浪漫私奔、縱欲感觀、技術至上和敬業精神，恰恰體現了農村知識者反正統觀念的立場。”[23]至于《檀》，錢丁與孫眉娘的風流軼事，不僅未受到譴責，而且得到了民間所認可所贊美。[24]我想莫言就像《紅蝗》中的那句話一樣，他的完整世界，是對生活狀態與民間價值立場的還原，莫言的藝術，用他的話來說，是“作為老百姓的寫作”[25]，他要表現的是一種原生狀態，如生育、殺雞等，莫言都寫得有聲有色。這里面不管是丑也好美也罷，它都是一種存在狀態，它都是歷史與世界的本來面目。不能省略，也不能扭曲與美化。

　　其二，是一個完整的、豐富的人的必須。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是一個英雄形象的拋物線，文革時期達到了頂峰。從文學史角度來講，極端的丑化與極端的美化，都不是文學發展的正常狀態，這只會導致人物的單面化從而缺少豐富的內涵與持久的魅力。從人性本身來講，牛頓說：“我可以計算天體運行的軌道,卻無法計算人性的瘋狂。”人性的復雜遠甚于任何尖端的技術。從心理學角度來講，每一個人的性格都是由不同的性格要素組成的，這些性格要素本身又有變化的可能性，人（人性）是一個復雜的動態世界。簡單化的人物形象不僅無法引起人們持久興趣同時也是藝術上的大忌飽受批判的。西施亦有所惡，嫫母亦有所善。一個完整的人必然是“美”與“丑”的融合，一個成功的英雄形象必然是神性、人性與獸性的結合。中國與西方古代神話傳說相比，遺留下來的人物的時空穿透力就遠不如西方，因為中國把人寫成了神而西方把神寫成了人。如大禹，簡直圣賢得不食人間煙火；而西方宙斯，作為太陽之神，竟還是個好色之徒。所以中國的禹的意義一般而言只在于史，作為史前文化的猜想，而西方的眾神似乎在文學上的意義要高得多。美丑融合就意味著這一切可以包含于同一承載體（如人物形象）之中。它們相互作用，相互調和，促進人物在事件中的作為，也就是西方文論上的性格與戲劇沖突理論。

　　舉例言之，希臘神話中的美狄亞，就是一個代表，一方面她天真，相信愛情，為了愛情不惜一切代價去把握，是天使的化身；但是當愛情遭到背叛之時，她的夢破滅，隨之而來的是瘋狂的復仇意識，她對伊阿宋充滿了仇恨，潑辣可怕，不惜一切代價，甚至屠殺親子，簡直就是魔鬼。天使與魔鬼的纏綿，使得美狄亞成為文學史上的不朽形象。美丑同在，復仇與對愛情的追求同樣執著、同樣不顧一切！惡耶？美耶？當然，莫言的小說中的人物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如《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與上官金童，《紅高粱》中的“我爺爺”和“我奶奶”。

　　其三，符合辯證法的觀點。作為一個經典哲學命題，簡單地說，辯證法是關于斗爭和運動的學說。在哲學上普遍性達到極限程度的辯證法規律只有三個，它們是對立統一規律、量變質變規律、否定之否定規律。可以說，在認識論中辯證法的三大規律屬于極限真理。美丑融合是完全符合這一標準的。美丑融合，首先承認了美與丑的同在，它們是同一事物的兩面。其次，承認了美與丑在不同的環境里會有不同的表現，甚至是背道而馳的價值，作者表現的只是一種存在狀態。美與丑沒有絕對的標準，也就是沒有絕對性。是與一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有關，如我國唐代以胖為美，相反，楚靈王喜細腰，“宮中多餓死”；再如塞萬提斯記載的哈馬祖爾民族，以胖為美，越胖越美的觀念最終造就了哈馬祖爾城的女王體制，體形最為肥碩的女性將贏得足夠多的仰慕者，他們會推舉她為城邦的最高統治者。匪夷所思。再次，美與丑是斗爭和運動的，是對立統一的。要具體來說，《紅高粱》中的我的奶奶、我的爺爺余占鰲以及高密東北鄉廣大的充滿著血與性的土地，就是最好的印證。我奶奶就是一個很值爭議的人物，她美麗，同時也敗壞（從世俗角度來講），她臨死時的那番獨白，真可謂驚心動魄：

　　“天賜我情人，天賜我兒子，天賜我財富，天賜我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天，你既然給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寬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認為我有罪嗎？你認為我跟一個麻風病人同枕交頸，生出一個癩皮爛肉的魔鬼，使這個美麗的世界污穢不堪是對還是錯？天，什么叫貞節？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叫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作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幾眼這個世界，我的天哪……”[26]

　　這獨白幾乎囊括了她的一生,這是一個不羈生命的告白，當然縱觀她的一生，也可以有相反的理解，如張藝謀在高密拍《紅高粱》時，鄉親們就不理解，說莫言真不是個東西，連他爺爺奶奶都糟蹋。[27]但撇開世俗的偏見，她的這種違悖世俗的作為，同時也成了自由、熱烈生命的彰顯，是一種原始的不矯揉造作的自然與健康，更是一個覺醒女性的獨立宣言：“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作主”。這種獨立性，非一般意義上的放蕩女子所有。土匪余司令呢，是流氓與英雄的結合。某種意義上講，《紅高粱》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后一部紅色經典，同時也是一部先鋒小說。其中赫赫有名的威風八面的余占鰲開了中國戰爭小說中“王八蛋英雄”的先河，《亮劍》中的李云龍，《狼毒花》中的常發與其都是一脈相承的。高密的土地上，有血一樣的美麗的高粱的海，也有野狗爭食死尸的污穢亂象。

　　其四，對丑的真實描寫，直面丑，是對真的追求與探索。莫言的小說，寫了很多的丑，有自然丑，也有社會丑，有現實丑，也有歷史丑。大便、陰毛（《紅蝗》、《歡樂》）；苦難的人生（《枯河》）；殘缺的尸體（《豐》）；荒唐的晚宴、亂倫（《紅樹林》）；官僚的腐敗（《天堂蒜薹之歌》）；人性的扭曲（《透明的紅蘿卜》）；長相怪異丑陋（《玫瑰玫瑰香氣撲鼻》、《白棉花》）；殘忍而不可思議的殺人方法（《檀香刑》）以及血淋淋的暴力場面（《紅高粱》、《筑路》）等等，這些內容是為一般作者所不屑或者未敢涉足的，但莫言卻寫了，但這些都是切實存在的，譬如《檀香刑》里各種的刑具及五花八門的殺人方法。我對古代刑罰疏于研究，未知詳實，但還是略有所聞，在這么一個有著數千年的專制統治史而刑罰制度又異常發達的國度里，《檀香刑》絕對不是在夸張。記得莫言說過：“為什么《古船》遲遲得不到茅盾文學獎，一個致命的問題就是寫了歷史的真實。”[28]這簡短的評論對于備愛爭議的莫言來說，也表現了他的一種價值追求。

　　美丑融合是一種審美現象，也是一種審美狀態，更是一種審美境界，也是藝術家力求的美學效果，同時也不失為美學史上值得玩味的命題。它在美學史上，將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它突破了以往美丑分離或美丑混淆的局面，同時，對感性學是一種完善與修正，糾正了以往對美與丑的偏狹認識，將美與丑提升到平等的地位，作為人類價值評價中的客觀存在，是同一事物的兩個方面，辯證統一。莫言在努力追求中，他幾乎要實現了，可以說已經實現了，但最后他卻走向了另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