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揚揚的08年給我們帶來了思想和意識的沖擊，自由永遠是國內爭取民主的口號和國外批判的依據。有人玩笑的說，西方人給自由脫了衣服于是他們從黑暗走向了光明。中國國人喜歡給自由穿衣，于是我們總是在黑暗中徘徊。算是愛國情緒也好，或是卑微的民族情結也好，我卻用些異端的思想去揣摩關于自由是否應該裸奔的問題。

　　先摒開我們現在究竟擁有形式的自由或是實質的自由，我們先純粹站在法學社會學的角度看國家——國家和社會如同生物一樣是個有機體。當我們的國家受到批判或是攻擊的時候是不是擁有法律上的自衛的權利呢？或者低一些的說，是否有為自己辯解的權利呢？當然良藥苦口，終究適合我們的我們還是要吸收為妙，但是接受是不是又是一個過程呢？如果我們對于別人所謂苦口婆心或是干涉管束都能套上一個正義或是善意的借口，那我們的自由何在？自由之建立是基于對別人的自由的尊重，那我們是否得到了真正的自由？有時候我就在想，在國際立法中應該引入正當防衛的相關概念。國家其實便是擬制的人，自由是人的根本權利之一，對于外來的侮辱侵犯，我們當然享有防衛的權利，這便是正當防衛。倘若有“人”想事前防衛，（也叫提前防衛。行為人在不法侵害尚未發生或者說還未到來的時候，而對準備進行不法侵害的人采取了所謂的防衛行為。）；防衛挑撥（行為人故意挑逗對方，使對方對自己進行不法侵害，接著借口加害于對方。）；假想防衛（它是指不法侵害行為根本不存在，由于行為人猜想、估計、推斷不法侵害行為存在，而對其實施侵襲的一種不法侵害行為。）（是不是大家很容易聯想到美國的行為呢？）我們是否也應該給與相應的懲罰呢？這樣是否才是對自由的真正的保護呢？

　　金斯伯格說過，自由只存在于束縛之中，沒有堤岸，哪來江河？倘若我們也學學老美所謂的自由，想有槍支就有槍支，想去哪個國家只要邁出家門，以中國現在的經濟、人口和我們經濟和文明發展程度的不一致，再加上這么個智慧民族的底氣，我看不只是內憂，更是西方強國們的外患，大量外流涌入的危機，哪個國家或是人又能再如此輕松的說出諸如我們缺乏自由這樣不負責任的話了？所以我說，在世界安定團結上，至少中國的貢獻是功不可沒的。當然我這樣說并不是代表我成了國家的喉舌，膽敢大言不慚的斷論我們是自由平等的化身，相反我也從種種新聞中看到了我們的缺陷，就比如說前段時間喧鬧的華南虎事件中對于政府公信力的質疑。

　　胡適先生認為在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他認為容忍既是一種自由的精神，同時又是一種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社會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聲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適還強調，一個社會缺少容忍精神，必定會產生唯我主義，走向極權專制。華南虎事件事后我們對于官員的懲戒還有媒體大眾的批評追打還是體現了一定的容忍的態度，但是我們的容忍卻不能永遠建立在“事后諸葛亮”之上，至少在這點上我們的自由是不夠的，因為我們言論或是監督的自由往往都是在紙包不住火的情況下體現出來的。這點上我們的落后是應該好好的痛打一翻，可是打完了可不能就這樣算了，該如何有過則改才是我們的要點。

　　接著便是我題目所談及的自由與衣服的問題。

　　自由作為一個話題永遠是沒有定論的，就如同正義一樣，一千個人有一個說法，而法律和社會所做的就是接受和容忍普遍認同的定義。這便是形式上的，但是實質上是不是真的就是自由或是正義呢？我想這個就是眾口難調了。我打個簡單的比方，在同性戀沒有得到認同和接受之前，同性戀猶如過街的老鼠，是人人得而誅之的，法律對于同性戀不但是不予保護，更是作為一種違法犯罪行為界定。現在我們看這點上是不是自由的呢？可是要知道對于當時人們的接受和認可度來說，這在形式上是通過限制同性戀給予了相對的人的自由，當時的人是支持的。可是到了今天，又有多少人認為那是實質上的自由呢？我想如果有人膽敢站出來否定他們的權利，那便是“兩個自由猛虎——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斗爭了。

　　何謂消極自由，（befreefrom）翻譯過來可以稱為免于……的自由。它強調的是不受干預為自由實現，不能干預別人也免于他人干涉的自由實現，比如我們在自己空間吃飯看電視作自己想做的事情。何謂積極自由，（befreetodo）翻譯過來可以稱為有……的自由，它強調能依照自己的獨立的意志行事，能干涉到別人的自由，或是說為了實現自己自由而必然會影響到別人的自由，具有干涉性的自由。而現實中消極和積極的自由是并存并常常打仗，所以我們才會常常聽到有人說“我有……的權利去做”而另個人憤怒的說“你這樣對我的自由產生了干擾”。自由的法律含義就是行為與法律的統一，正如孟德斯鳩所說的，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力。因為早在思想革命的時期人們就已經清醒的認識到無序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要保證自己的自由首先就要有自己部分自由的犧牲，混亂的狀態下自由只能是紛爭和無止境的斗爭。也是因為這樣，盧梭在他“社會契約論”和“天賦人權說”里清楚的闡釋了這樣的觀點：人在沒有國家之前是無政府的自然狀態,所有生活在自然狀態下的人，都占有因自然法而產生的自然權利。因人們濫用自然權利，而使人們的生命及財產得不到保障。為了擺脫這種自然狀態，人們慢慢地經過明示或默示的同意，訂立一種契約，以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權利的國家和政府。這樣，人類由自然狀態進入社會狀態。以契約建立的國家，任務是遵守自然法，保護公民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如果統治者違背契約，人民有權推翻政府，由此得出主權在民的結論。為了防止統治者專橫，洛克、孟德斯鳩主張分權制。我們可以這樣看，我們的自由是消極的自由，因為我們的自由的行使的前提是在法律保護和認同下不對第三人照成困擾的自由。而政府的行為是積極的自由，因為它為了保證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人民的權利，必然會依照自己意志行事從而影響和干涉到作為公民的一定自由的權利。我想當我們要討論我們究竟需要多大的自由，怎樣的自由，應該著眼于我們給予的自己的消極的自由和給與國家的積極的自由的程度吧！

　　再回到自由是否裸奔的問題上。我想什么程度的自由，重點不在于是脫是穿，要知道“人”對于衣服多少的選擇大體上是基于自身的需要，我們都知道“天冷穿衣，天熱脫衣”，何必非要追求另類也裸一把，來個商業效應呢？要知道政治法律不是商業，乎關人的基本權利和生存，我們怎能把自己猶如芭比娃娃似的，說穿就穿，說脫就脫。西方所謂言論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不然為何不讓華人們的聲音唱響，反而當眾扯起謊來？如果說他們給自由脫衣走向了光明，槍戰的升級，治安問題的升級確實有夠光明的。他們確實在近現代產生了許多偉大的學說和學者，但是事業學說上的偉大成就并不代表生活現實的偉大，要知道當年盧梭這個反對戕害、輕視兒童，要求提高兒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張改革教育內容和方法，順應兒童的本性的偉大教育家卻拋棄了自己孩子，就因為懷疑自己老婆的不忠實和對丈母娘的不滿。而我們同樣不缺偉大的文化和學者，而我們的先人早就提出“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言，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父母身邊要孝順父母，李佳肴敬愛兄長，做事謹慎，為人要誠信，親近有仁德的人。這樣做了有精力后就去學習文化知識。）我們那時就已經宣揚學習先學做人的觀點，而我們同樣也承認任何觀點和學說都要與時俱進（見我文章《到了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儒學》），只是他們在改革浪潮上自由滑翔時穿著泳衣在前進，這當然要比我們穿著棉襖頂著太陽的中華民族飛快，但是我們能以此認定我們的人就不行嗎？千年前我們出現了百家爭鳴，出現了許多偉大的學者和學說，對當時社會的進步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千年后西方也出現了思想的革命，為當時的社會進步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對待歷史和古人公平些，這是我一貫的觀點，時勢造英雄，我們要做的是要在夏天脫下棉襖，而不是光著身子在別人面前叫囂。

　　自由之爭是個無盡的輪回，但是我們也應該給與自由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