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阻止我發(fā)表這方面的議論,使我很感遺憾,因為我對我國文學界存在的問題還有滿肚子的話想要和她說。不過我還是尊重了她的意見,就笑著坐了下來。
“事情是這樣的:昨天晚上我從《新民晚報》上看到一條消息,說上海作家協(xié)會正在征聘簽約的支薪作家,條件是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曾經出版過一些文學作品,手頭又有具體的創(chuàng)作計劃。我想到你現在一個人舉目無親地居住在香港,又不寫什么東西,日子過得肯定不會怎么開心。你早就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的會員,如今又有了香港人的身份,如果去應聘肯定能成。這樣,你既可以在上海長期生活,高興回到香港去就回去住些日子,而且可以逼得你不能不寫小說,你就能在創(chuàng)作上重建輝煌!”
我笑而不答。
“下面還有呢,”小李緊接著又往下說,“實話對你說,我也很有可能要回到上海來生活了。秋山太郎讓我去日本時他已經患上了癌癥,動了手術后情況很好,但不久前又突然復發(fā)而且已經擴散,肯定已拖不了多少日子。他一死,我在日本就無法立足,讓我去做那類低三下四的工作,我也下不了這個決心。所以這次我到上海來,除了探親以外,也想為自己在國內找一條可能的出路,目標是翻譯文學出版社,已經厚著臉皮去找過一個熟人,好像有點希望……現在你該懂得我的意思了吧?”
這一下,我還能有什么別的什么話可說呢,便很快答應了她的要求。我說,既然如此,我就到作家協(xié)會去試一試吧,如果他們不嫌我年紀太老的話。
“又是年紀!你為什么總是時時想到自己的年紀呢!”她笑著說。“我希望你以后別再說你的年紀了好不好?在日本,像你這么大年紀的人還稱不上是老年,而稱作為‘實年’,就好像是果子真正到了成熟的時候。你就看看這盆子里的荔枝吧,它們都是成熟的果子,所以,你看,比沒有成熟的青荔枝更加讓人喜愛……”
她說著,伸手拿起一粒特別成熟的荔枝,剝開了,放進嘴巴,有滋有味地吃了很久,才慢慢咽下了肚子。
“媽啊,不行!”這回她剛咽下荔枝,突然皺上了眉頭說,“一直忙著和你說話,忘了我嘴里鑲補的牙齒了!鑲補過的牙齒好像出了問題,很痛,快給我看一看,是不是已經吃出裂縫來了?”
她說著已經站到了我的身前,仰起臉,對著我張開了她的嘴巴。
我忙著把她拉到了窗前光線特別明亮的地方,扶著她的雙肩仔細看了看她的牙齒。
我這一看,首先看到的是她所有的牙齒都是那么的潔白、細密和整齊,鑲補過的一粒臼齒也補得十分完好。可是她還是用她那潤濕的舌尖舔了一下補過的臼齒,叫我再仔細看看。
是的,這是我第一次這樣細看一個女孩子的牙齒和舌頭。看得太久,我的神智漸漸糊涂了,心頭頓然涌上了一股難以克制的欲望,全身熱血沸騰。我就這樣一下子緊緊抱住了她的身子,不顧羞恥地吻住了她的雙唇。可以說,此時此刻,比以往和苑春、張美鳳、露露初吻的時候還更讓我動情,只想把她的整個身軀都占為己有而后快。
小李似乎有點吃驚,但也沒有避開我的意思……
可是,等我托起了她的身子急急朝臥室里走去的時候,她卻猛烈地掙扎起來了,一邊掙扎一邊連聲大叫:“不行!不行!快放手,你怎么可以這樣,把我看成了什么人?我可沒有想到你是這么一個家伙!”
“我愛你已經愛得快要發(fā)瘋了。”
“放開我!要不我可得當真了,永遠不再理睬你!”快到床邊的時候她開始用手亂抓著我的脖子和臉,抓得我很痛。
這一下我的頭腦終于清醒了過來。我知道我已經做了萬萬不該做的蠢事,接近于流氓犯罪行為了,趕快把她放下。
她惡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拉了拉衣服,又理了理頭發(fā),急急逃到起居室里拿起了挎包,便轉身出了門。
我只好一言不發(fā)地緊跟著她一起出門。一路上我一直臉紅耳赤地向她陪禮道歉,但她什么也沒有回答我,只顧自己快步朝車站走去。
唯一使我略感安慰的,當公共汽車快要駛近的時候,她終于繃緊著臉說:“明后天我都不會有空。希望你還是到作家協(xié)會去一趟。”
此后三天,李紅都沒有給我打來電話。我天天都躲在家里閉門思過。我痛苦極了,最大的痛苦是后悔而不是其他。如果我當時不是那么昏頭昏腦地想把她抱上床去,我不是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這從她和我接吻的過程中完全能體會得出來。現在問題可大了,她已經把我看成為一個貪得無厭的老色鬼了,還能有挽回的余地嗎?
為了取悅于李紅,我想我應該馬上到作家協(xié)會去。這是她對我的一個很大的期望。但要我去做簽約作家,我實在沒有這個興趣。我早就自由散漫慣了,可不想人家來管我,督促我,逼著我寫作;再說我在經濟上也還有一定的能力,三、五年內還完全可以對付。
后來我突然想到,能使我長期留在上海生活而不至于成為一個寓公似的閑人,我可以到原來工作過的那家出版社去掛名做個顧問嘛,即使不支薪水也可以。以往我在兒童文學方面的成就和地位是不會完全消失的。
說干就干,于是我當天就去了那家出版社。出版社里的領導雖然已經換成了比較年輕的新人,但他們倒也知道“徐天杰”這位曾經一度輝煌的兒童文學老作家。我的提議使他們非常歡迎。
只過了一天,他們就給我打來了電話,接著又由社長本人親自給我送來了顧問聘書。他們還主動提出給了我不少特殊的待遇:每次到社里去開會由他們專車接送,社里有外賓來訪請我作陪,遇上外出開筆會之類的活動都請我參加。我的唯一的義務是如果我還有興趣寫作兒童文學作品,得首先交由他們出版,但也沒有固定的要求和任務。
另外還有一件使我高興的事:我原先一直擔心的和李紅在杭州發(fā)生過的那件丑事,新領導(包括人事部門的新領導)根本不知道,聽說過的人看上去也早已完全丟之腦后了。人們還告訴我說,出版社里上了點年紀的人大都已經退休,包括那個曾經讓我吃了不少苦頭的保衛(wèi)干部。
不知道在我外出到出版社去的日子里小李是不是給我來過電話,總之已有整整一個星期我都沒有接到她的電話。我更加沮喪和不安了,什么事也不想做,整天整天都是那樣的精神不振。一個六十五歲的老頭子居然也會如此,我自己也覺得十分滑稽可笑。
到了小李離我而去的第八天,我算算該是她快得回日本去的日子了,忍不住想給她家里打電話,可又怕被她父親發(fā)覺而使她對我更加惱恨。正當我著急得像一只熱鍋上的螞蟻走投無路的時刻里,天哪,電話鈴響了!
果然是她的電話!
她的嗓門不再像以往那樣活潑和歡快了,不帶一點笑意地說:
“作家協(xié)會你去過了沒有?”
“沒有,”我如實作了回答,“不過我已經另外聯系上了一個工作,準備長期在上海住下來。”
“什么單位?”
“這個,等我們見了面再給你詳談吧,你什么時候有能到這里來嗎?”我突然想起了我要去的“東方之星”出版社正是她工作過的地方,她聽了可能會不高興。
“我買了兩張大光明的電影票,是臺灣片《不歸路》,今天下午兩點鐘,你愿意來看嗎?”
“好,好,我一定去。”我急巴巴地一口答應了。
“我在電影院門口等你。”她沒有說聲再見便掛斷了電話。
放下話筒,我又像個癡子似地哈哈大笑了起來。雖然李紅說話的口氣仿佛換成了另外一個人,既冷淡又嚴竣,但我敢肯定她對我并沒有真正生氣。要不她怎么會買了電影票邀我一起去看電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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