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信

　　編者先生：

　　由最近一個上海的朋友告訴我，“滬上的文藝界，近來為著革命文學的問題，鬧得十分囂。”有趣極了！這問題，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藝界，同樣也劇烈的爭論過。但鬧得并不“囂”，戰區也不見擴大，便結束。大約除了成都，別處是很少知道有這一回事的。

　　現在讓我來簡約地說一說。

　　這爭論的起原，已經過了長時期的醞釀。雙方的主體——贊成革命文學的，是國民日報社。——懷疑他們所謂革命文學的，是九五日報社。最先還僅是暗中的鼎峙；接著因了國民政府在長江一帶逐漸發展，成都的革命文學家，便投機似的成立了“革命文藝研究社”，來竭力鼓吹無產階級的文學。

　　而湊巧有個署名張拾遺君的《談談革命文學》一篇論文在那時出現。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學家的怒，兩面的戰爭，便開始攻擊。

　　至于兩方面的戰略：革命文學者以為一切都應該革命，要革命才有進步，才順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會的余孽，帝國主義的爪牙。同樣和創造社是以唯物史觀為根據的。——可是又無他們的徹底，而把“文學革命”與“革命文學”并為一談。——反對者承認“革命文學”和“平民文學”“貴族文學”同為文學上一種名詞，與文學革命無關，而懷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學不應如此狹義；何況革命的題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癢的寫來，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為藝術而藝術”的說法。加入這戰團的，革命文學方面，多為“清一色”的會員；而反對系，則半屬不相識的朋友。

　　這一場混戰的結果，是由“革命文藝研究社”不欲延長戰線，自愿休兵。但何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測的。

　　關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獻不足”，只好從略。

　　上海這次想必一定很可觀。據我的朋友抄來的目錄看，已頗有洋洋乎之概！可惜重慶方面，還沒有看這些刊物的眼福！

　　這信只算預備將來“文壇的掌故”起見，并無挑撥，擁護任何方面的意思。

　　廢話已說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勻。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慶。

　　回信

　　徐勻先生：

　　多謝你寫寄“文壇的掌故”的美意。

　　從年月推算起來，四川的“革命文學”，似乎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學論集》（書名大概如此，記不確切了，是丁丁編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革命文學”，不妨說是又一幕。至于“囂”與不“囂”，那是要憑耳聞者的聽覺的銳鈍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學”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Ｘ（恕我還不知道現在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Ｋ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號），才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含混地只講“革命文學”，當然不能徹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掛出來的招牌卻確是無產階級文學，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觀為根據，則因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一講無產階級文學，便不免歸結到斗爭文學，一講斗爭，便只能說是最高的政治斗爭的一翼。這在俄國，是正當的，因為正是勞農專政；在日本也還不打緊，因為究竟還有一點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還說可以組織勞動政黨。中國則不然，所以兩月前就變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藝”，并且根據了資產社會的法律，請律師大登其廣告，來嚇唬別人了。

　　向“革命的智識階級”叫打倒舊東西，又拉舊東西來保護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聲，卻不肯吃一點革命者往往難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偽，并且左右不同，連葉靈鳳所抄襲來的“陰陽臉”，也還不足以淋漓盡致地為他們自己寫照，我以為這是很可惜，也覺得頗寂寞的。

　　但這是就大局而言，倘說個人，卻也有已經得到好結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一篇“開步走”和“打發他們去”，又改換姓名（石厚生）做了一點“魯迅”之后，據日本的無產文藝月刊《戰旗》七月號所載，他就又走在修善寺溫泉的近旁（可不知洗了澡沒有），并且在那邊被尊為“可尊敬的普羅塔利亞特作家”，“從支那的勞動者農民所選出的他們的藝術家”了。

　　魯迅。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