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時，我們受到熱烈歡迎；畢業后，卻幾乎被掃地出門。畢業生離校時，我根本不住在學校，而是和親愛的小女朋友郝佳同學租住在學校旁邊的民房里過著甜蜜無比的小日子，但看著其他同學一個個垂頭喪氣如喪考妣，一種被掃地出門的感覺，多多少少讓人沮喪。

　　學校清退畢業生了。找到工作的打點行裝，踏上新的旅程，憧憬新的生活。

　　家庭條件好的，牛逼哄哄，天天找人喝酒抒發離愁別緒感嘆世事無常英雄豪邁。

　　沒背景沒工作也沒錢的，悄悄地把憂傷留給自己，到處留意招聘信息。

　　學校宿舍門前，掛著扎目的條幅，熱烈歡送畢業生文明離校。如果換種說法就是，孫子們，快滾蛋吧，都畢業了，不要再死皮癩臉呆在學校不走。每逢畢業季，學校總要亂一陣子，尤其是畢業生宿舍，砸溫瓶的，砸啤酒瓶的，放火燒棉被和床單的，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學校也懶得管，反正人都畢業了，難道要處分他一個留校察看？只要不鬧出人命觸犯刑法，校方睜只眼閉只眼，再怎么蹦跶，反正都是放進鍋里的魚，早晚都會消停。

　　方一北是最后一個被學校請出宿舍的畢業生，他拖著行李面目憔悴來到我和郝佳租的房里，對我說：“老鐵，你們夫妻分居幾天，我跟陳紫若說好了，郝佳去她那住，我在你這里擠兩天，找到房子就搬走。”方一北這人的好處，就是有什么說什么，可氣也可愛。

　　郝佳考上哈爾濱一所學校的研究生，用不了多久就會去新的學校報到，我們正想著在這段時間里多處一些，說白了就是多過點夫妻生活鞏固鞏固感情，免得以后兩地分居空虛寂寞冷生出些變故小三插足。但面對方一北，我和郝佳面面相覷，無可奈何地答應他。

　　住了三天，方一北說不住了，要搬走。當時我心里謝天謝地就差點燒香焚紙了。原來是張志國找到了住處，這家伙搬過去了。住不到一個月，方一北心一橫，在國慶節去了北京。臨行前我、方一北和張志國各喝了一瓶劣質啤酒，方一北說：“老子豁出去了，反正在哪里都是一個鳥樣，還不如到首都去，可能還有機會，當年沈從文就是這樣做的。”

　　方一北離開旮旯后，我才發現真正留在這個地方的同學，已經沒有幾個了。

　　過了幾天，郝佳要回家，然后去哈爾濱新的學校報到。這個我奉獻了青春，奉獻了熱血，奉獻了幾萬元學費和一千多天時間，奉獻了初吻和初夜的城市，一下子就只剩下我和張志國了。張志國立志考公務員，努力去實現他全家的理想。我卻一點想法也沒有，真的不知道自己該干什么，能干什么，去干什么。不過我并不沮喪，我堅信自己缺少的只是一個機會。

　　郝佳走后，我開始專心致致找工作。在幾家人才網上發布簡歷，平均每天會接到三五個電話，不是上海北京打來的，就是香港澳門打來的，遠得讓我連所謂的盤纏都支付不起。

　　在本地面試了幾次，地方越小人事關系越復雜。考本地的晚報記者，面試的時候照本宣科問了幾個問題，三分鐘不到就說，好的，叫下一個進來，有結果我們會通知你的。我操，三分鐘能說明什么問題，打次飛機打不了，寫條新聞稿寫不了，這就面試完了。

　　不過，對于這種情況我最多生生氣，也不想追究過多。有些事情你沒必要去追究，追究只會浪費你的時間你的精力，對于這樣的事情我無可奈何，就讓它自生自滅，罵兩句完事。

　　找工作找了二十多天，一無所獲，身心疲憊。這時，在貴州老家那個小地方一個小工廠里工作的父親，打來電話，開門見山地說：“要不行，還是回家來吧，我給你想辦法。”

　　我一聽就窩火，打定主意，我他媽的就算死也要死在外面，才不回家去看我那趾高氣昂的父親臉色，他總是一副除了他誰都不行的樣子，讓我十分討厭。他在工廠里，也就是個車間主任，車間主任能算多大的官，雖然都是主任，但國家主席和婦聯主席能相提并論嗎？

　　我輕描淡寫地說：“老爹啊，放心吧，不就是個工作嘛，我就是想找個好的。”

　　“好的？你以為我不看報紙啊，現在外面工作多難找我不知道，你就死鴨子嘴硬活受罪吧！”父親掛了電話，我又好氣又好笑，他雖然說話沖，但并不是沒有道理。

　　正當我心情郁悶時，接到重慶一家廣告公司的面試電話。我詢問了一下，這是一家專門進行大型廣告策劃推廣的公司，正與我一直想要去身體力行的經濟新聞不謀而合。都說樹挪死人挪活，指不定這對我來說是一次機會，很多人掀開人生新的篇章不都是這樣開始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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