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上海的早晨

　　往事如煙

　　第一章初到上海

　　記得我是1956年底到上海的，那是父親工作調到上海，于是母親帶著我們舉家南遷，還記得第一次過長江，那時還沒有長江大橋，于是一節節火車車皮進入火車輪渡，我們就坐在火車里，慢慢悠悠的隨著輪船過了江。

　　到了上海后，就住在徐匯區高安路一棟十來層的大廈內，過了年把，這座大廈被上海警備區征用，我們就又搬到了大廈對面的73弄1號，這套住房大概在當時的上海也算高級別墅了，當然和現在的別墅差的遠，但是據說是過去法國人的別墅，別墅有上下兩層，樓上有臥室，淋浴間，整套別墅大約二百多平方米，外面還有近一百五十平方米的花園，樓下通往花園的一間有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客廳，客廳里有壁爐，地板，樓梯都是原木的，花園里有兩顆挺直的棕樹，靠馬路邊，是一棵繁茂的桂花樹，一到開花，周圍就彌漫著桂花的芳香，這花香一直透出院墻，散發的外邊的馬路上。

　　為寫這篇文章，打開百度，點了高安路73弄1號，居然從上海地產網上搜尋到：高安路73弄1號，花園洋房，二層，樓上現住德國夫婦，樓下現對外出租。

　　家的對面，讓我至今不解的是在一片陰森的松柏樹叢中有多座巨大的石碑，石碑由身下的石龜駝著，這些石龜是什么用意，誰建的，從來沒有看到有什么人考證過，這些石碑還在否？不知也！

　　時間長了，才知道這周圍住了不少當時上海的大亨，后來上了學，周圍全是富家子弟，我上的學校最初是高安路一小，聽同學說姚明也是校友，當然小了一輩，自然很自豪.

　　沒有想到班上同學中，初中上海名流的那么多，一個男同學，住在安亭路的豪華公寓內，他的父親是上海的名律師，家中有電話，我們曾經從電話簿中查到他父親的名字。他家中的客廳里放著鋼琴，父母和他們兄弟每人都有一把小提琴，后來這小提琴的夢讓我做了一輩子。

　　還有一個男同學，家里是個資本家，住了一個四層樓的大房子，我們常在他家做作業，他家的傭人到時候就會拿出茶點來招待我們。后來他家駐上了一個班的解放軍，我們經常看見那些年輕的戰士在他家門口的院子里出操。

　　沒想到班上有三個副市長的兒子，當時最出名的副市長趙祖康的兒子，宋季文的兒子，李干城的兒子。

　　有時同學們隨他們去他們家去玩，在康平路一個大門口就被堵住了，大門口有解放軍站崗。我們那時還太小，還不知道這是當時的上海的要人們住的地方。

　　記得那時也許是剛解放，經常能看到解放軍在馬路上執勤，晚上也能看到解放軍在樹叢中站崗。

　　第二章上海的早晨

　　上海人很會做生意，安亭路口有戶小賣鋪，柜臺上面掛了個鉤子，鉤子上吊著一分錢一包的用香煙紙疊成的小包，小包里放了一些甜橄欖，紅色的甜甜的蘿卜干，還有染成橘黃色的牛皮筋。小時候最喜歡這些亂七八糟的小吃。

　　記得我的第一任班主任是個中年女教師，叫徐崗，是個很穩重，樸實，負責任的老師，她待學生既溫和又嚴肅，感覺就像母親一樣

　　后來上了中學，那些女教師嘴巴抹著口紅，穿著高跟鞋，特別不習慣，有個二十多歲的教數學的女教師，人很漂亮，打扮的就像電影明星。皮膚又細又嫩。上課時，發音總是嗲嗲的，時而穿著白色的高跟鞋，時而穿著大紅的高跟鞋，頭發一會兒盤纏成高高的發髻，一會兒放下來，她喜歡告訴我們今天她早點吃了什么，一杯牛奶，一塊法式羅宋面包。

　　我家的附近也有一些外國人住著，安亭路上有個波蘭領事館。我的幾個同學就住在波蘭領事館旁邊的公寓里，我們常在他家的樓上望波蘭領事館里面的外國人進進出出，感覺很好玩。安亭路是個很窄小的馬路，其實就是個小巷子，巷子里有各種很小的店，我曾經在那兒打過醬油，買過臭豆腐乳。

　　有一次放學回家，只見高安路兩頭用繩子拉了起來，原來是上海天馬制片廠在那兒拍電影，只見男男女女西裝革履，旗袍馬褂，高跟皮鞋，卷發口紅，手拉著手，在馬路上逛，還有黃包車來來回回的在馬路上遛來遛去，這里面大概有不少明星人物，可惜我那時太小，不知道這些人。

　　在高安路、衡山路、建國西路，淮海路經常能看到許多外國人，冬天有時能看到外國婦女穿著裙子在冰冷的寒風里走，那時感覺這些外國婦女真抗凍，現在到了冬天，看到一些女孩也能穿著薄裙子頂著寒風，在街上走，才知道中國婦女也不怕冷，也許全世界婦女都不怕冷。

　　在高安路住著一個印度人，臉黑黑的，大胡子，頭上盤了一大團白布，經常看到他在街上打一個孩子，人都稱他為紅頭阿三，所以只要一看到他在馬路上，我們都嚇得飛跑。

　　那時，在上海什么都要憑票，記得有一種魚票，過期就會作廢，于是我家的姑奶奶就會半夜2點爬起來，顛著小腳，挎著籃子到菜市場去排隊買魚。

　　有一次周末，我跟著去了趟菜市，誰知道上海人會起的那么早，四點不到，菜市里就燈火通明，熙來攘往。

　　買魚，買肉的隊伍排了好長，有的人還搬來了磚頭，權當自己在排隊，然后回家睡覺，到了5點再來看。

　　那時的上海，海魚不少，多數都是冷凍的，賣魚的師傅將大塊的冰魚塊敲開，再分解成一條條的帶魚，黃花魚。

　　上海人很會過日子，人家說“螺螄殼里做道場”，上海人就有這個本事，一把小蔥加上油鹽醬醋就能做出香噴噴的陽春面來。

　　第三章上學期間

　　上了小學，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春天，學校組織了一次春游，是到虹口公園，也就在那兒，我看到了魯迅的雕像，第一次認識了魯迅，記得家里給了我7分錢，我花5分錢買了一個面包圈。

　　學校雇了百十輛人黃包車，一個車上擠了6、7個孩子，車門用一塊布蒙著，浩浩蕩蕩的在馬路上走，還倒挺壯觀。

　　有一次，放寒假，檢察院的廚師方老爺子問我是否想去看看爸爸，我立刻答應了，于是，老爺子帶著我到了外灘，記得是一個巨大的石壁大廈，中午才見到爸爸，吃午飯時，爸爸給我買了一份咸帶魚，一碗米飯，我至今還記得的是那咸魚簡直咸的比鹽還咸。吃完飯，爸爸將我交給老爺子，上班去了，于是我在檢察院的廚房里玩了一下午，看那些廚師洗菜。

　　有一次，爸爸回來說明天到黃浦江邊，看兵艦去，但是只帶我們幾個大的去，于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一個炮艇，那炮艇上據說毛主席也上去過，他老人家坐的椅子還專門放置在炮艇中，果然我們看到那把不平凡的椅子，都上去坐坐，沾沾仙氣。

　　四年級時，我好不容易加入了少先隊，于是“六一”去看住院的爸爸，爸爸那時得了肝炎，住在華東醫院，醫院病房后面有個花園，很讓人奇怪的是居然到處都是知了，叫個不停，爸爸說前些天柯慶施才離開醫院，那時我已經讀報紙，知道上海市委書記是柯慶施。

　　上海每年到了國慶節都要在外灘的人民公園放煙火，也許是剛解放，上海平時一到晚上，總有些探照燈在空中晃來晃去，說是怕老蔣派人來炸，也能經常看到解放軍背著卡賓槍在街上巡邏。

　　母親在市體委上班，后來調到市體育館（現盧灣區體育館），59年那年國慶晚上，帶著我們全家爬到體委大樓大約9樓，趴在窗口，看煙火，只見人民公園里不時砰的一聲，升起一團煙霧，然后變成絢麗奪目的煙花，有的還帶著小降落傘，慢慢悠悠的從空中飄落下來。

　　市體委旁邊是國際飯店，當時看到國際飯店的大門感到很奇怪，門不斷的旋轉著，人就在大門的旋轉中走了進去。

　　我的一個同學的母親在和平飯店當服務員，一次，他母親帶著我們去和平飯店洗澡，好像是在五樓，偌大的澡堂，非常豪華，里面有沙發，有抽水馬桶，水燒得熱氣騰騰，但只有我們兩個小孩，這大概算一生中洗過的最昂貴的澡了。

　　第四章逐漸長大

　　因為母親工作的關系，使我們能經常在寒暑假看到一些比賽，有一次，是容國團，莊則棟，李富榮參加國際比賽回來，和日本乒乓球隊舉行表演賽，記得日本有個女運動員叫關正子，那時莊則棟，李富榮都很年輕，可惜那時我實在對乒乓球不感興趣，那玩意太小，老遠的地方，只見那小球竄來竄去，實在沒有意思，從那以后，我這一生都對乒乓球“感冒”，大概就是那時看球看得。

　　后來我家搬到東廟二村，這個住宅區當時在上海很出名，據說是柯慶施提出的，工人和干部打成一片，于是東廟二村成了試點，許多華東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高級干部都住在里面，例如我們四樓住著原上海人民銀行行長，行長的女兒跟我也是同學。

　　二樓住上海房地產管理局長楊兆熊，后來我在徐州的淮海戰爭紀念館看到楊兆熊當縣長簽發的一份通告，所以牢牢記住了楊局長的名字。

　　離家不遠的另外一棟住的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陳其五的家，他的兒子陳小蒙和我是同學，記得陳家搬走后，陳小蒙在少年文學發表了一篇有關五一節跟著父親到福建前線，還親自對金門放了一個空炮的文章，我們班主任很自豪的當堂對我們選讀了這篇文章。

　　別看是小學，干部子弟聚在一起，就按父親的級別和單位分成了華東局派，上海市委派，市人委派，互相之間還比誰誰的官大，后來文革中，看到小報上登載的北京有個“八一學校”，也是干部子弟學校，學生按父母的職別，穿上父親的軍服，自封什么“坦克兵大元帥”，什么“炮兵司令”，可見文革中突然出現的“血統論”并非偶然，有著必然的背景，也傷害了不少人。

　　我們那時很喜歡出去玩，只要有機會就盡量出去玩，有次跟著同學的哥哥坐小火輪到浦東去抓螃蟹，浦東的青浦大閘蟹是很有名氣的，我們買了可以來回的小火輪票，這種小火輪就像現在的班車一樣，定時在外灘和浦東來回，到了浦東，我們在泥濘的灘涂發現了無數的深深的洞，可是一只螃蟹也看不到，有時偶然看到洞口偶然出現了一條螃蟹腿，我們一走過去，即刻腿就不見了，那天我們一無所獲，只抓了幾個甲殼蟲般大的小螃蟹，放在瓶子里，坐了小火輪回來了，從那以后，再沒有去過浦東，浦東現在雖然已經發展起來了，但是當年的浦東，那灰蒙蒙的天，泥濘的灘涂和無數的螃蟹洞，卻似乎在我的腦中定格了。

　　有次到龍華去玩，沿途還能看到不少斑駁陸離的舊地堡，不過里面都是糞便，老蔣做夢也不會想到，當年他的軍隊用來對抗“共匪”的堅不可摧的碉堡成了老百姓的隨意大小便的廁所，在龍華附近，是龍華監獄，高高的灰的墻，墻上是高高的鐵絲網，我想那一定是電網。

　　監獄的門口站著持槍的解放軍，我們經過時，都不敢回頭看，生怕他把我們抓起來，畢竟還是小孩子，哪里看過這么威嚴陰森的地方，從那以后，監獄給我的印象就很恐怖。

　　到了夏天，我們就會到破磚亂瓦里翻找蛐蛐，上海人玩蛐蛐，可謂精通到位，有專門賣抓，養蛐蛐的店，蛐蛐瓦罐做的那么漂亮，平時隨地可見的一種用來逗蛐蛐的草也做的十分景致，好的要3分一根，普通的一分錢兩根，包括抓蛐蛐的竹桿籠子，但是我們只用家里的罐頭瓶，這樣，每到秋天，家里到處是大罐、小罐，裝滿了黑頭元帥，關公，趙云，張飛。這些五虎大將平日里在罐子里輪番大戰，趣味絕不亞于現在的游戲機。

　　第五章大躍進

　　58年，我那時才上小學二年級，對什么是“大躍進”茫然無知，只記得家里的那個法國壁爐的耐火磚被街道來人拆除，拿去做了小高爐的爐膛。門口一個大鐵門也被拆除。有次，學校開大會，我們的校長得意的拿著一塊上系紅綢子的，閃閃發光的鐵塊站在大會場的講臺上，對下面的學生宣布這是全校師生捐獻生產出來鐵煉成的第一塊鋼，現在想想有點可笑，但是對什么是“大躍進”，留下了切實的印象。

　　后來有又是“除四害”，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場運動，傷害最大的就是麻雀，一天早晨5點，我們全體學生都帶著各家的餅干筒，罐頭盒集中到學校，學校的鑼鼓都拿了出來，于是一場全市性的滅四害運動開始，幾乎全市的五花八門的鍋、碗、瓢、勺，加上餅干筒，油桶一起響起，震耳欲聾的噼里啪啦聲，驚的麻雀和各種鳥雀無處飛，于是飛著，飛著就從空中掉了下來，真正叫人海戰術，全民總動員。第二天，看解放日報的照片，照片上一輛滿載麻雀尸體大卡車，當然應該還有其他鳥，還有一張照片是一個垃圾箱內也是滿滿的麻雀的尸體，那一周，恐怕全中國消滅的麻雀有幾十億吧！所以人類的無知，會帶來什么災難，由此可見一斑。

　　有次學校里請來《十萬個為什么》編輯，一位楊先生給學校給全校做報告，由此而知道了《十萬個為什么》這部叢書，我女兒上學后，我買的第一部書也就是《十萬個為什么》，所以好書是經得起考驗的。

　　但是讓我驚奇的還是一臺電視機，在全國人都不知道電視為何物的時候，我們學校居然不知哪兒搬來一臺黑白電視，每周末，在學校的大操場上放映，于是吸引了周圍成千上萬的人，到了傍晚，幾千人聚在操場上伸直了脖子，呆看著電視里出現的模模糊糊的影子，放映的北京電視臺的節目，有時影像一下清楚起來，主持人好像就是趙忠祥和那個已經退休的女主持，那時他們都很年輕，還有清華大學學生在辯論什么？但讓我疑惑的是何以過了多少年后，我們國家的電視才發展起來，這方面恐怕和文革關系不小，因為我家才上海搬出后，我就再也沒有看到過任何電視機，一直持續到73年，才有人從安徽幫助買了臺9英寸黑白電視，據說那是原安徽省長黃巖家淘汰的，價值300元，可惜那臺電視永遠看不清。

　　那時父親剛從牛棚里放出來，單位里專政隊還常常來騷擾，動不動拉出去批斗一番，可是在那信息不通的年代，有了一臺這玩意，就成了父親的寶貝，輕易不讓人動，特別是到了新聞時間，父親就要看著這臺滿是雪花點的電視，不停的轉動著機上的天線，而他的周圍永遠聚滿了周圍鄰居的大大小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