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初，一個來自南方沿海的信息改變了田槐逸的人生軌跡。田槐逸的兩個高中同學只帶著張畢業證書，到珠江三角洲的南野華僑農場找到了教書的工作。這兩個同學拿的是專科文憑，比田槐逸早一年畢業。也因出身寒門，被分到最偏遠的鄉中學，一直耿耿于懷，終于還是下決心走了。看在同病的份上，同學給田槐逸來信說農場里還需要老師，有心的話，快點動身。

　　田槐逸自然會動心。本來千軍萬馬奔海南時，他就動過念頭，但他嫌海南遠了點。田槐逸也還做著在哪里摔倒從哪里爬起來的夢，但歷史也告訴了他：在領導眼里有了思想污點的話，政治前途基本上就成了狂風中的炊煙。

　　田槐逸下定決心要去珠三角找同學，雖然也可能仍然是教書，但畢竟是在正在熱火朝天的地方教，起碼工資要高得多。田槐逸很想離開讓他抬不起頭的家鄉，再怎么慘也不想讓家鄉人看到，何況外面的世界也許真的精彩，也許還有翻身的機會呢。

　　田槐逸沒有告訴家里。父親已不能干重活，弟妹們還在讀書，就靠母親務農來勉強維持。田槐逸不忍心再讓家里人擔心，只希望能盡快到珠三角拿到高一點的工資，給家里減輕負擔，讓父母放下心來。

　　田槐逸沒寫什么辭職申請，因為學校一知道，家里跟著就會知道。臨上車時，見到一同事來送人，田槐逸忽然想到不該影響學生的功課，有點豪邁地跟同事說：“我要走了，麻煩你去告訴校長一聲，請他重新安排人。”同事竟然一點也不驚奇，理解地祝他一路順風。

　　路上，田槐逸忽然愴然想起大學時外逃的同學黃凡。他弄不清楚是物以類聚還是不得不逃，但他相信自己決不會象黃凡那樣死路一條。

　　見到同學時，田槐逸產生了些非份之想，問可不可以到機關里碰碰運氣，同學立即就勸他別想得太美了，說這里只缺教書的，不缺坐辦公室的。

　　同學說的沒錯，南方沿海一開放，有門路和有能力的老師都轉行去了，只有機關還是不那么好進，如果是外地人，則想一想都是浪費精力。精明的機關領導已發現，經濟越發展，權力就越有回報，便抬高了機關的門坎，并且守得很嚴。

　　經同學幫助，田槐逸被錄用在南野農場的南野中學。雖然還是教書，但工資比老家高一倍，且似乎還有跳槽轉行的可能。田槐逸決定一改以往的作風，不再多管其他閑事，一心搞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和收入，搞好內外關系。

　　田槐逸的適應能力還不錯，半年時間就基本聽懂了那常令內地人頭痛的南疆話。一次在外吃飯時，旁邊有兩個小官員模樣的本地人在談話：

　　甲：“最近你們那里來了不少外地人，不怕本地人有意見嗎？”

　　乙：有什么辦法，本地的大學生不愿來，愿來的本地人又沒多少料，還諸多要求。接受外地人，我們省了培養費，他們也不敢提太多意見。

　　甲：那應該很好相處吧。

　　乙：文化和能力倒過得去，就是不太會做人，總以為有點能力和文憑就可以兩耳不管窗外事。也有些人會來坐坐，卻太不懂行情，以為一兩袋水果或一小包土特產就可以打動領導。

　　田槐逸立即悟出了一個道理：人性的進化其實還很滯后，大多數人都還是動物。身處海邊，能最先吹到海風，但不等于就具有大海一樣的靈動和開闊。

　　田槐逸暗中算了一下賬，可他終究弄不清如今的后門價格。象田槐逸這樣剛來的外地教師，工資緊夠生活，哪有成千上萬的閑錢去孝敬？如果他們能明碼標價，且擔保一定能成，那就算去借也無妨，反正只要能進到吃香喝辣的單位，一兩年就可以撈回本了。無奈各個部門都是暗中彈性操作，也不知道成功系數，萬一弄不成，你還能去問他們還錢？只有啞忍著新增的債務。

　　田槐逸決定從工作和寫作上為自己制造亮點。一番了解后，發覺有著上千學生的南野中學竟然沒個學生刊物，他決定成立個南野文學社，并辦一份同名的油印刊物，既作為學生展現習作的平臺，也為自己創造點成績。學校很快同意了。

　　幾期以后，和外校的文學社取得了聯系，還應邀參加了市中學生文聯大會，這可是以前沒有的事。田槐逸心里熱了起來，似乎已經看到了點曙光。然而田槐逸忘了一句話：過分喜歡什么就會栽在那什么上。

　　那時候官倒盛行，報上有篇報道說某市官倒弄垮了幾個老牌企業，使得職工們生活無著，忍無可忍中走上街頭示威。田槐逸本來已不想關心什么政治問題，但這篇報道的內容和標題也太觸目驚心了，田槐逸實在難平心中之忿，提筆就寫了篇雜文《人民與政府》，說人民與政府之間并沒有天然的等號，如果政府偏離了人民，為著國家和大眾著想，人民完全應該重新選擇政府。一味地做愚昧的良民，事實上是一種犯罪。知道報社絕對不敢登這樣的文章，田槐逸以化名的方式刻印在了校刊《南野潮》上。

　　有好心人來提醒田槐逸，說大城市里的學生正在鬧學潮，不怕被人亂點鴛鴦譜嗎？田槐逸說，都什么年代了，還隨便捕風捉影和上綱上線？我說的這點道理，早已是世界性的共識了。我既沒通敵賣國，也沒去游行示威，不過是根據報上的報道發點議論而已，有什么錯？好心人搖頭而去。

　　九月初的全場教師大會上，田槐逸的那篇文章被場黨委書記點名批評了，說是宣揚了不良思想，影響很壞。散會后，一個曾參與校刊出版工作的黨員教師就來責備田槐逸，說他只不過看在同事份上幫忙刻印而已，干嗎把他的名字也印了上去？田槐逸心里鄙視他，懶得多說，承認是自己工作疏忽，拍著胸脯保證獨立承擔責任，決不連累其他人。第二天，組織科就派人下來調查，進而，田槐逸再次被學校領導和同事敬而遠之。

　　田槐逸記得他并沒有送樣刊給場部，肯定是學校里的人捅了上去。

　　組織科科長要田槐逸寫份檢討，田槐逸說：“我沒有錯，寫什么檢討？頂多只能寫個經過。”科長想了想，只好同意。

　　一個多月后，組織科來電話說市里的處理意見下來了，要學校領導帶著田槐逸去聽市里的指示。校黨委書記借口有事，走開了。還有點書生氣的校長經不住田槐逸的請求，不得已帶著田槐逸去。市里的意見說年輕人難免沖動，教育一下就好了。科長還當面燒了黑材料。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校長趕忙站起來很激動似地握著科長的手說感謝。田槐逸沒去握手，似乎也沒什么感動，他依然認為自己沒做錯什么。因為早在孔孟時代就已提出民本思想，比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唐太宗也說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今已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如果連這最起碼的民本思想都接受不了，那真是太可悲了，該做腦部手術了。

　　從組織科回來的路上，校長好心地勸田槐逸：“要讀書人丟下那只筆是很難的，但還是玩點山水算了吧。”

　　田槐逸決定努力學習睜只眼閉只眼的能力。

　　個別熟人開起了田槐逸的玩笑：“你成這不大不小的百分之十的右派實在是劃不來，如果沒有平反的機會，你在這里的政治生命就算完了。就算有平反的那一天，也沒你的名額，因為你既沒被批斗，也沒被降級或開除。”

　　田槐逸慌了。

　　一個不知是好心還是惡意的消息靈通人士的透露使田槐逸決定離開農場，盡管當面燒材料時，那科長曾說如今政府還是開明的，要田槐逸甩掉思想包袱，努力工作。那消息靈通人士說組織科實際上還留有田槐逸的黑材料，說是經過調查，學潮期間田槐逸雖沒去游行示威，也沒有來自外地的信件，但寫了不好的文章，影響很壞。

　　看來組織科還動用了警察去調查，田槐逸真是感到后怕。田槐逸一邊上班，一邊留意報上的招聘消息。總算給他發現了《南野都市報》在招聘編輯和記者。田槐逸悄悄去應聘，一番問答和查驗后，被錄用了。于是，第二天，田槐逸便從此在農場消失了。為不影響學生的功課，他打電話去叫校長另請高明。校長在那頭追問他在哪里，田槐逸只說干不了了，沒再說別的。

　　那家報社只看了田槐逸的寫作成績和當場的應對，并沒具體詢問他的具體歷史，當然，田槐逸也沒敢把《人民與政府》那篇文章的事作為進入媒體的資本。

　　牽掛田槐逸的人當中，除了家人外，還有表哥宮鑫延。家人倒是早已收到田槐逸的匯款和信，放了心。宮鑫延則連田槐逸的半個字和半句電話都沒見到，多少有點不快。

　　離開老家后，田槐逸被全縣通報批評和開除，宮鑫延因此才知道了表弟的南逃。宮鑫延也覺得田槐逸該出去闖闖，磨掉那書生氣，但也擔心他在外面混不開。

　　宮鑫延早就想回城了，可他爸爸要他再呆一年半載，原因是擔心他回城后鬼使神差地沾上學潮，一再告誡宮鑫延小心言論，斷絕對外通訊，專心研究農村致富問題。想想自己在城里也確實有幾個愛激揚文字和指點江山的同學，田槐逸聽從了老爸的提醒。

　　一個漆黑的夜里，門一被老同學付仁敲響，宮鑫延就知道麻煩來了。付仁家境較差，大學畢業后分配得又不好，牢騷自然較多。一關上門，付仁就勸開了：“我知道你混得不錯，要想讓你去參加游行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你是有良知的讀書人，能不能看在同學份上，幫忙散發一下傳單？如今的官員實在是太守舊太腐敗了。當然，不包括你這個芝麻官。”

　　付仁邊說，宮鑫延邊迅速地思考著對策。向上級反映？不理他甚至轟出去？都不妥。如果能想辦法讓他將主要精力轉到實實在在的工作上，無疑是最好不過的。宮鑫延說：

　　“我尊重你的政治態度，但如今有所偏遠小學正等我送錢去，你先陪我去一趟好不好？”

　　幫助希望工程，付仁樂意。

　　看到宮鑫延打老遠趕山路送錢去，村民們都很感激，簡直把他們倆當作了太陽。孩子們更是開心得唱歌跳舞來歡迎。

　　晚上睡在村民家里，看著窗外幽遠的天空，宮鑫延說：“看到了吧，無論社會還怎么的不完善，百姓的實際生活總是最迫切的，孩子們更是耽誤不得。我不勉強你，你自己慢慢思考，我得先睡了，明天還要隨鄉領導去慰問另一處剛受災的村民。”

　　天亮時，付仁說：“似乎你說的也有道理，但我們也不能光看到這些細瑣的事吧，大環境干凈了，小環境才有希望。”

　　宮鑫延不想再多說，帶著付仁到山上看一種果實，說這種果實有相當的藥用價值，因為近年來鳥獸被偷獵得嚴重，所以這種果實結得更多。村民們也知道這種果實的藥用價值，無奈交通不便。如果能想辦法收去賣，既可以幫助村民，又可以自己賺錢或為國家賺錢。要是不信的話，明天先拿一百斤去省城里試試。

　　宮鑫延幫付仁收得了一百斤，跟付仁說他最近沒空，要付仁自己到省城去跑一趟。如果賺了，付仁要六成，他要四成；要是賠了，由他宮鑫延來全部承擔。

　　付仁一下子被激起了另一種使命感。為避免學潮同道們的嘲笑，付仁悄悄地去，悄悄地回來。剛回到縣城，付仁就迫不及待地下來跟宮鑫延匯報說一斤賺了四塊錢呢，問還能不能收購。宮鑫延說：

　　“山里還多的是，不過你得記住，如果真的能保持每斤凈賺四塊，咱們得自覺存下兩塊給山里的孩子們。同時你還可以給自己定下一個山區致富之路的課題，說不定一兩年后，就能從這條路上耀眼地站起來。當然，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讓山區的人有錢起來。”

　　“但要是村民成立了個經濟實體的話，豈不是又招來吃喝卡要的人？”

　　“做游動商去跟村民收購嘛，干嗎要大張旗鼓地成立公司？”

　　第二趟販運，宮鑫延和付仁共拉去了一千斤，結果同樣是每斤賺了近四元。于是，付仁終于決定脫離那幫正想游行的同志，工作之余帶著本錢和課題到山區來了。付仁的行為引起了那些同志的不滿，索性趁著形勢緊張時把付仁說成了主要分子，但公安局找到付仁時，付仁卻正在山區里幫學校搭建房子。村民們也證明說付仁為他們做了不少好事，還說如果要把付仁帶走，得先問問他們。調查組的人相信了村民，把付仁從名單上剔除了。付仁也算會做，對公安局的人說全賴宮鑫延用愛國愛民思想教育了他。

　　幾個月以后，縣里抓了幾個貼傳單貼得很積極的小伙子。財政局想推出宮鑫延來突出本局的政治名聲，讓宮鑫延去匯報如何站在安定團結的高度上轉化付仁的。宮鑫延的父親也要宮鑫延抓住這次機會，突出自己的光輝形象。宮鑫延卻直搖頭，說典型不過是被人嫉恨的對象，甚至是某種非常時期的遮擋工具，進而就會成為過時的障礙物。宮鑫延竭力推掉了局里的好意，說他也沒什么特別的，任何一個具有基層經歷的人都會那樣做的。

　　但在單位的思想談論會上，是不能不說點話的。一聲不吭，容易被人誤解為暗中抵觸。想了想，宮鑫延說：

　　“我是學商業的，談不出什么高深的政治理論，只不過是幾年的實際工作使我相信做人做事跟走路差不多，既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更不能飄離地面，否則，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摔倒。”

　　沒多久，宮鑫延回到財政局當了副局長，主管開發投資項目的審批。本來上面想讓他當鄉長的，但他一再強調政治工作非他所長，提議讓更適合的人去做。父親很遺憾地問他為什么不愿做蛇頭而甘愿居龍尾，宮鑫延說一來他實際上厭倦了下面的辛苦生活，二來人事形勢此一時彼一時，弄不好一輩子就在鄉與鄉之間的調動中結束；三者他也快要成家了，想擁有多一點的時間來照顧家里；四來城里的信息始終比鄉下靈通，混官和做生意都方便得多。

　　付仁沒有升職，也沒有被調離，但比起斷送了前程的那些曾經的同志來說，付仁還是暗自慶幸。

　　平靜下來后，宮鑫延自然地想起田槐逸，他擔心田槐逸的自制力，不知道表弟是否也跟別人去湊運動的熱鬧，有沒有蹲進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