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自由來去香港，因而在小方和出版社人事部門的幫助下，第二天中午就達到了香港。一到香港我就奔赴醫院。當然，這次奔赴醫院，比上次奔赴醫院去看望丈母娘時的心情沉重得多。

　　搶救室里有好幾位醫生和護士，還有露露家的保姆。我一看就預感到露露的情況不佳。護士問清了我的身份，讓我走近了病床邊。

　　露露身上掛滿了各種搶救設備，閉著雙眼，臉色蒼白得非常可怕，盡管吸著氧氣，喉部還是不斷發出呼魯魯的怪音。保姆低下身去在她耳邊說了一聲“史先生來了”，她也沒有任何反應。

　　“露露，是我，我是天杰。”我一邊說，一邊已淚如泉涌。

　　突然，我清楚地看出她動了動嘴唇。

　　“露露，你別說話，你現在應該盡量保持體力。你會康復的，我們都等著你早日康復。”我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到了她的一只手上。

　　正當我的手碰上了她的手，令我吃驚的是，她的手竟然還能有力氣握住了我的手……

　　然而，就在這時候，醫生也許已看出監護儀上出現了什么變化，他們一下子緊張了起來，立即叫我和保姆一起離開病房。

　　露露就這樣很快離開了人世……

　　此后有一年多的時間，我心里總是擺脫不了對露露的負罪感，總認為是我糟蹋了她的一生幸福。如果她臨死前仍然把我看作為一個壞蛋，看作為她的死對頭，也許我心里能好受一點；可是她卻偏偏在這個骨節眼上回心轉意了，這就讓我在感情上想推托也無法推托。

　　露露的突然去世，還引發了一場財產糾紛。他的哥哥和姐姐聯合起來委托當地律師提出了財產繼承權的要求。雖然露露在準備自殺之前已寫好了遺囑，把她家的財產，包括她家的房產，全部由我繼承，并且叮囑我從中拿出一部分錢贈與她家的保姆以及保護精神病患者的慈善機構。但她在遺囑上寫的是由我“繼承”而不是由她“遺贈”給我，這就不符合遺產法的規定。因為我在法律上已經和她沒有任何親屬關系，沒有資格繼承她的財產。她的遺囑也就失去了應有的法律根據，被宣布無效。

　　老實說，我是絕對不想繼承她的遺產的。如果我真的繼承了她的遺產，我會更加于心不安，更加痛苦一輩子的。但我卻不甘心讓她的哥哥和姐姐繼承她的遺產。于是我就聯合有關的慈善機構一起應訴。

　　好在我和露露離婚的時候曾訂立了一份露露的“財產保證書”，而且露露的監護人是有關的慈善機構而不是她的哥哥和姐姐。再加上露露在遺囑中表示了“適當贈與她家的保姆以及保護精神病患者的慈善機構”的愿意，法院認為這一點可以而且必須給予尊重。結果，法院判決她的遺產按照她的意愿，大部分捐助給了有關的慈善機構，由他們作為救助貧困精神病患者之用，小部分遺贈給了她家的保姆。

　　這場官司打了大半年，花去了我的不少時間和精力，但能有這個結果卻使我感到非常欣慰。慈善機構還因此表彰了我。那位年輕小保姆也對我感恩不盡。

　　不久，露露家的房子成了無家可歸的精神病患者的臨時收容所，保姆被安排在這家臨時收容所工作。聽保姆說，露露生前作的所有繪畫作品全都陳列在客廳（如今已成了接待室）里，作為對她的一個紀念。這對我也是一個很大的心理安慰。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沒有和李紅通過一次電話。我不給她打電話，一方面因為在我的心靈深處還忘不了可憐的露露，另一方面我怕發生在杭州的事已影響到了李紅的聲譽，可不能再感情用事，把事情搞得更糟。不過我心里卻暗暗期盼著她的電話。李紅不給我打電話，使我更加為她擔心，更加掛念著她目前的處境。

　　小方曾經給我打來過一次電話，說話的口氣已不像以往那樣親切和隨意了，只是問了問我那篇小說稿的進度，就掛斷了電話。她沒有提到小李，一個字也沒有提到。

　　香港的文學界開始在議論我的生活作風問題。和我最有交情的一位香港朋友對我說，人們都說我在大陸上已有了一個年輕美貌的情婦，是出版社的一位青年編輯，經常雙飛雙宿，結果在杭州開房間幽會時正巧遇上了公安部門掃黃打非，被當作**嫖娼人員當場抓獲，罰了款，雙方都已名譽掃地；還說我那位本來有精神病的前妻就因為這個原因而自殺身死的。

　　這類似是而非的謠傳，對我精神上的打擊等于雪上加霜，所以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我沒有寫出過一個字，寫了一半的那部作品也沒興趣繼續寫下去。使我奇怪的是我所有的作品也不見有哪家出版社重印或重版了，香港如此，大陸上如此，海外各地也都如此。可不知道是不是一種巧合？

　　香港的小報對我還算是手下留情的，沒有報道我的在杭州的丑行；但“著名愛情小說家史伊舜”的名字，在各種媒體上卻已不見蹤影，以至于被人們完全淡忘了……

　　1990年，我已經六十五歲，越來越感到自己已真正進入了老年。孤身一人生活在香港，舉目無親；尤其是，隨著寫作的停滯和聲名的消失，所有在文學界和出版界的頭銜都已喪失干凈，交往的朋友也越來越少。多虧老天保佑，我的身體狀況倒還是維持原狀，并沒有因為處境的每況愈下而影響到我的健康。

　　一時間寫不出什么東西，我就在別的方面做些應該做的事，給自己找點精神寄托。那時候家用電腦正開始在香港流行。我就買了一臺電腦，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潛心鉆研，從軟件到硬件都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能，這給我帶來了不少的生活樂趣。早晨起床后我總是外出鍛煉身體，不是到公園里去練習防身術和跑步，就是到游泳池去游泳。晚上看書報。我深感自己因為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學校教育而文化底子薄弱，這期間就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學術專著，包括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為自己補上了這一課。

　　原來露露家的那個保姆，顯然因為感恩于我在露露遺產問題上對她的幫助，遇上周末常常來看看我，主動給我處理一些家務。以往我住在露露家的時候只知道她名叫阿春，難得和她說話；她也很少和我說話。如今她的話卻漸漸多了。

　　我這才知道她姓區名叫春容，廣東佛山人，是香港非法居留者的后代。1960年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她媽媽跟隨一批小姐妹偷渡到香港后，才生下了她。她媽媽一直在一個外國僑民家里當保姆。她勉強讀到了小學畢業，女承母業，當上了保姆。

　　阿春還略帶羞意地對我說，不久前經人介紹，她已談上了戀愛，對方是一個正正經經的大巴司機，二十八歲，只比她大了三歲年紀。

　　“這么說，你應該利用休息天去和你對象約會啊，以后可別再來幫我做家務了。我自己能夠對付。”

　　“不，他們大巴司機實行輪休制，星期天反而更忙。再說你對我這么好，幫了我這么大的忙，不常來幫你做點家務活我怎么能過意得去呢。我這人也只有這點能耐了。照我媽媽的意思，在收容所里天天和流浪的精神病人打交道有很大的危險性，她勸我辭去了那里的工作到你這里來做長期保姆，可惜你好像沒有這個意思……”

　　“不，不，”我一聽嚇壞了，忙說，“對不起，謝謝你媽媽的好意，我現在還不需要請保姆。家里雖然不大整潔，但還沒有影響到我的日常生活。”

　　我已經是個在男女問題上聲名狼藉的人了，怎么還能讓一個年輕保姆和我關起門來日夜相處呢。阿春雖然說不上怎么漂亮，但正當青春年華，畢竟也有幾分姿色。人言可畏，我在這個方面無論如何也得格外小心謹慎。

　　這以后，遇上周末阿春還是常來幫我打掃屋子、洗洗被鋪什么的，不過再不提起做長期保姆的事。反正她不在我家過夜，我也就聽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