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四本雜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來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編集此后的雜感。看看近幾年的出版界，創作和翻譯，或大題目的長論文，是還不能說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評，縱意而談，就是所謂“雜感”者，卻確乎很少見。我一時也說不出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這“雜感”兩個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厭惡，避之惟恐不遠了。有些人們，每當意在奚落我的時候，就往往稱我為“雜感家”，以顯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視，便是一個證據。還有，我想，有名的作家雖然未必不改換姓名，寫過這一類文字，但或者不過圖報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別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戰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滅了。

　　“雜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癥”，我自己確也因此很吃過一點苦，但編集是還想編集的。只因為翻閱刊物，剪帖成書，也是一件頗覺麻煩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終于沒有動過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來了，越打越兇，終于使我們只好單身出走，書報留在火線下，一任它燒得精光，我也可以靠這“火的洗禮”之靈，洗掉了“不滿于現狀”的“雜感家”這一個惡謚。殊不料三月底重回舊寓，書報卻絲毫也沒有損，于是就東翻西覓，開手編輯起來了，好像大病新愈的人，偏比平時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臉，摩摩枯皺的皮膚似的。

　　我先編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數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講演，原就沒有記錄外，別的也仿佛并無散失。我記得起來了，這兩年正是我極少寫稿，沒處投稿的時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并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里，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閑即是有錢”，“封建余孽”或“沒落者”，后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云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終于忿忿的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

　　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自己編著的《語絲》，實乃無權，不單是有所顧忌（詳見卷末《我和〈語絲〉的始終》），至于別處，則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擠”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進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寫了很少的一點東西。

　　現在我將那時所做的文字的錯的和至今還有可取之處的，都收納在這一本里。至于對手的文字呢，《魯迅論》和《中國文藝論戰》中雖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帶的禮堂上的陽面的大文，并不足以窺見全體，我想另外搜集也是“雜感”一流的作品，編成一本，謂之《圍剿集》。如果和我的這一本對比起來，不但可以增加讀者的趣味，也更能明白別一面的，即陰面的戰法的五花八門。這些方法一時恐怕不會失傳，去年的“左翼作家都為了盧布”說，就是老譜里面的一著。自問和文藝有些關系的青年，仿照固然可以不必，但也不妨知道知道的。

　　其實呢，我自己省察，無論在小說中，在短評中，并無主張將青年來“殺，殺，殺”的痕跡，也沒有懷著這樣的心思。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后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還為初初上陣的青年們吶喊幾聲，不過也沒有什么大幫助。

　　這集子里所有的，大概是兩年中所作的全部，只有書籍的序引，卻只將覺得還有幾句話可供參考之作，選錄了幾篇。

　　當翻檢書報時，一九二七年所寫而沒有編在《而已集》里的東西，也忽然發見了一點，我想，大約《夜記》是因為原想另成一書，講演和通信是因為淺薄或不關緊要，所以那時不收在內的。

　　但現在又將這編在前面，作為《而已集》的補遺了。我另有了一樣想頭，以為只要看一篇講演和通信中所引的文章，便足可明白那時香港的面目。我去講演，一共兩回，第一天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現在尋不到底稿了，第二天便是這《無聲的中國》，粗淺平庸到這地步，而竟至于驚為“邪說”，禁止在報上登載的。是這樣的香港。但現在是這樣的香港幾乎要遍中國了。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并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于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但是，我將編《中國小說史略》時所集的材料，印為《小說舊聞鈔》，以省青年的檢查之力，而成仿吾以無產階級之名，指為“有閑”，而且“有閑”還至于有三個，卻是至今還不能完全忘卻的。我以為無產階級是不會有這樣鍛煉周納法的，他們沒有學過“刀筆”。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編訖并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