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不懂的音譯

　　一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于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于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么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卻又有伏在暗地里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秘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靴，獅子，葡萄，蘿卜，佛，伊犁等……都毫不為奇的使用，而獨獨對于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并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我已經記不清是Ｄｏｓｔｏｉｅｖｓｋｉ呢，還是Ｔｏｌｓｔｏｉ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里”，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于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里所有的字，卻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尚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真所謂“人心不古”么

　　？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么音便怎么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Ｋ不是Ｋｕ，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為Ｋ和Ｋｕ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

　　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Ｋｒｏｐｏｔｋｉｎ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Ｋｕｒｏｐａｔｋｉｎ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為“國學家”的對于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么辦呢？我想，這只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題為“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的則為黃三太。

　　倘不能，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里來了。

　　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并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為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里，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真要研究國學，便不能不翻回來；因為真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云“得于華夏”，或改為“獲之于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歷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為單用些“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為國學家“所能廁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于序文里所謂三處中的“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才明白二是“馬咱托拉”，三是“拔拉滑史籍”。

　　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