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月四日的《晨報副刊》上看見式芬先生的雜感，很詫異天下竟有這樣拘迂的老先生，竟不知世故到這地步，還來同《學衡》諸公談學理。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于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準，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

　　《弁言》說，“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籀繹”如此，述作可知。夫文者，即使不能“載道”，卻也應該“達意”，而不幸諸公雖然張皇國學，筆下卻未免欠亨，不能自了，何以“衡”人。這實在是一個大缺點。看罷，諸公怎么說：

　　《弁言》云，“雜志邇例弁以宣言”，按宣言即布告，而弁者，周人戴在頭上的瓜皮小帽一般的帽子，明明是頂上的東西，所以“弁言”就是序，異于“雜志邇例”的宣言，并為一談，太汗漫了。《評提倡新文化者》文中說，“或操筆以待。

　　每一新書出版。必為之序。以盡其領袖后進之責。顧亭林曰。

　　人之患在好為人序。其此之謂乎。故語彼等以學問之標準與良知。猶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原來做一篇序“以盡其領袖后進之責”，便有這樣的大罪案。然而諸公又何以也“突而弁兮”的“言”了起來呢？照前文推論，那便是我的質問，卻正是“語商賈以道德。娼妓以貞操也”了。

　　《中國提倡社會主義之商榷》中說，“凡理想學說之發生。

　　皆有其歷史上之背影。決非懸空虛構。造烏托之邦。作無病之呻者也。”查“英吉之利”的摩耳，并未做ＰｉａｏｆＵｔｏ，雖曰之乎者也，欲罷不能，但別尋古典，也非難事，又何必當中加楦呢。于古未聞“睹史之陀”，在今不云“寧古之塔”，奇句如此，真可謂“有病之呻”了。

　　《國學摭譚》中說，“雖三皇寥廓而無極。五帝"|紳先生難言之。”人而能“寥廓”，已屬奇聞，而第二句尤為費解，不知是三皇之事，五帝和"|紳先生皆難言之，抑是五帝之事，"|紳先生也難言之呢？推度情理，當從后說，然而太史公所謂“"|紳先生難言之”者，乃指“百家言黃帝”而并不指五帝，所以翻開《史記》，便是赫然的一篇《五帝本紀》，又何嘗“難言之”。難道太史公在漢朝，竟應該算是下等社會中人么？

　　《記白鹿洞談虎》中說，“諸父老能健談。談多稱虎。當其摹示抉噬之狀。聞者鮮不色變。退而記之。亦資詼噱之類也。”姑不論其“能”“健”“談”“稱”，床上安床，“抉噬之狀”，終于未記，而“變色”的事，但“資詼噱”，也可謂太遠于事情。倘使但“資詼

　　噱”，則先前的聞而色變者，簡直是呆子了。記又云，“倀者。新鬼而膏虎牙者也。”剛做新鬼，便“膏虎牙”，實在可憫。那么，虎不但食人，而且也食鬼了。這是古來未知的新發見。

　　《漁丈人行》的起首道：“楚王無道殺伍奢。覆巢之下無完家。”這“無完家”雖比“無完卵”新奇，但未免頗有語病。

　　假如“家”就是鳥巢，那便犯了復，而且“之下”二字沒有著落，倘說是人家，則掉下來的鳥巢未免太沉重了。除了大鵬金翅鳥（出《說岳全傳》），斷沒有這樣的大巢，能夠壓破彼等的房子。倘說是因為押韻，不得不然，那我敢說：這是“掛腳韻”。押韻至

　　于如此，則翻開《詩韻合璧》的“六麻”來，寫道“無完蛇”“無完瓜”“無完叉”，都無所不可的。

　　還有《浙江采集植物游記》，連題目都不通了。采集有所務，并非漫游，所以古人作記，務與游不并舉，地與游才相連。匡廬峨眉，山也，則曰紀游，采硫訪碑，務也，則曰日記。雖說采集時候，也兼游覽，但這應該包舉在主要的事務里，一列舉便不“古”了。例如這記中也說起吃飯睡覺的事，而題目不可作《浙江采集植物游食眠記》。

　　以上不過隨手拾來的事，毛舉起來，更要費筆費墨費時費力，犯不上，中止了。因此諸公的說理，便沒有指正的必要，文且未亨，理將安托，窮鄉僻壤的中學生的成績，恐怕也不至于此的了。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于舊學并無門徑，并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然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于新文化無傷，于國粹也差得遠。

　　我所佩服諸公的只有一點，是這種東西也居然會有發表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