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四十多歲，黑瘦而長著一嘴絡腮胡的漢子，這就是我三十四年前下放到蘇北新沂一個貧困而偏僻的村莊見到他第一面的印象，也真是奇怪，有的人就是天天見面，幾天不見就有種生疏感覺，而他，我這輩子不見，似乎都忘不掉。

　　苗立田也許這個名字起的好，讓我忘不了。

　　他解放前是淮南的一個礦工，后逃荒要飯要到新沂，就在這里定居了下來，接著娶妻生子，到我們下放到這個村莊時，他已是四個孩子的父親。因為在生產隊擔任副隊長，所以我們都稱他為苗隊長，他生性木吶，不善言語，晚上人們聚在一起聊天時，只見他蹲在墻角，只是一袋一袋的抽煙，有時間或插句把嘴，人們也不把它作數。

　　因為我們剛下放，許多事，比如烙煎餅，淹咸菜，都要依仗老鄉，所以我們跟苗立田一家就熟了起來，苗立田的老伴當時也就三十七，八歲左右，可看起來有五十歲的模樣。他妻子不像老苗，喜歡開玩笑。

　　記得有一次天才朦朦亮，因為要到苗家推磨烙煎餅，我和一個同學天未亮就來到他家，在月光下我們赤著腳一圈圈的推著磨盤，我的同學皮膚白，在月光下，一雙白白的腳分外引人注目。苗夫人在一邊掃著掉下來得玉米粒，突然來了一句，咳，你這腳比我們這里大姑娘的……，我們那時才20歲，農村婦女在一起開玩笑是正常的，我們可受不了，噪的同學臉通紅。老苗忙出來把多嘴的妻子趕回家，他說，滾！他們那能架住你們老娘們逗。我們都經過文革過來的，見得世面也不少，就是這種場面沒見過，都哈哈大笑起來。老苗和妻子也都跟著笑，那時候，在這樣一個荒僻的村莊里，開這樣的玩笑就是文化生活了。畢竟老苗和他妻子也才四十左右。

　　每年初春時期，村里都要安排壯勞力往地里送糞，北方不像南方，要把糞曬干了，再往地里送。村里安排幾輛獨輪車，一個人在前邊拉。一個人在后邊推，只聽小車吱吱扭扭，五－六輛小車排成一隊，到有點像電影“南征北戰”送干糧的民工。

　　每次安排我和苗隊長一起，我拉車，他推車，后來我推車，他拉車。有時他太忙。就換他的兒子苗得華來。有幾天我沒看到他，就問苗得華。他回答他在忙。忙什么？不知道。后來我發現他老在自己家的山芋地或在樹林里摘著什么。我問苗得華，你爸在自留地天天干什么，我見到他挎個大圜子，在摘山芋葉？是！他回答。喂豬？是！苗得華回答。

　　終于有一天這事露底了，老苗拿了個袋子來找我們借糧，在當時，當地的農民來找下放學生借糧是件“丟臉”的事。所以沒有任何農民會為糧食的事找學生，除非他家過不下去了。經過幾年的下放，我們也逐漸變得和當地老百姓差不多窮了，每次炒菜，都要數滴下來的豆油滴數，不得超過10滴，可以炒叁斤左右韭菜或兩斤辣椒，鹽則不限量，兩，叁斤菜放上半斤多鹽是常有的事。有時實在沒菜吃，就把干辣椒放在燒飯后滾熱的灰堆里，那辣椒立即膨脹起來。然后就著一顆大蔥，有鹽無鹽的裹在煎餅里吃。在春黃不接時，我們要么煮山芋干對玉米糊糊喝，要么在集市買點豆餅或花生餅煮成糊涂，雖然這樣，我們還能保證一天三頓。

　　老苗來借糧，我們并不奇怪，早就聽說他家一天只吃兩頓了，他借了三碗玉米，我們也跟著他去他家，想看看他家的糧到底還有多少。

　　我們見到的是，幾乎空了的糧囤，還有一小圜山芋干，鐵鍋里，分明是一鍋煮的嫩榆樹葉玉米糊，那里能找到玉米渣，其實就是一鍋樹葉。老苗妻子講這就是一家一天的口糧。就從我們這里借的三碗玉米，全家要吃一星期。站在他家被煙熏的黑漆漆的房間里，眼望著光禿禿的炕席，我們都說不出話來。

　　直到我離開這個小村子，老苗一家的困境都沒緩和下來，聽說我要去南方，他要我告訴他南方的情況，說不行的話，他全家就投奔我去，我知道這談何容易，就一個戶口，沒人你根本辦不了。何況我當時也只是個下放學生。

　　我離開那天，老苗一直在村口看著我走，他告訴我，實在混不下去了，就全家回淮南去。

　　從那以后，我在沒有看過他，應該有70歲了。

　　在有九－十億農民的國度里，一個普通農民就像野地里的一顆小草，生也無人知道，死也無人知道，但如果這些不起眼的野草聚成堆連成片，那就是移山倒海的力量，君不見蔣家王朝如何垮在這些普通的農民手中，這也就是毛澤東之所以稱為偉大的農民領袖的原因。

　　白居易詩云：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國的農民不管怎么窮，怎么苦，代代相傳，繁衍著中華民族，這就是農民，像野草般的農民。

　　遠望著老苗在寒風聹立的身影，我心中倍感涼意，這輩子我也許永遠見不到他了，我們的農民能永遠這樣窮下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