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后，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夸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Ｎｏｒｄａｕ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于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里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只須用ｍｏｂ的長技，一陣亂噪，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群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眾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于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群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不幸中國偏只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么？”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惡驕人；至于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夸示于眾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Ｇ．ＬｅＢｏｎ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里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癥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后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ＬｅＢｏｎ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以上是我對于“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于“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為人類唾罵；而且于實際上發生出什么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