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么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于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眾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里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為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國的情形。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并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為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即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卻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ＯｔｔｏＷｅｉｎｉｎｇｅｒ）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卻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范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為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范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為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卻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范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