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余；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歷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于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后，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后，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于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于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于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于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志具在，無須我多言。五四運動之后，我沒有寫什么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于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后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再后，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于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后一年則大抵對于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后來又贊成改革，后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于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并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于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于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