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父親

　　又夢見父親了，得給他燒錢了。

　　想起父親，我這輩子只有愧疚。

　　父親在家鄉的小學畢業后，進了縣城讀初中，初中畢業后考進了遠離惠水老家的錦屏林校，也算是個中專生了。父親說他曾在赴林校的途中病在凱里，幸好幾天后戰勝了病魔。后來到省城貴陽來碰運氣，卻沒找到什么好工作，據說艱難之余還曾呆過人家的柴房。

　　離開省城去參加湘黔鐵路建設大軍，才使父親轉了點運。據說父親做到了連長。回地方后，先是分在縣體委，但不知怎么的，就下到了老家的區機關，又不知怎么的，最后到了區供銷社。那時縣下分區，區下才到公社。

　　沒人跟我解釋父親一下再下的原因，我也不敢去問，但我猜想肯定是跟領導不合。我原以為是父親不好相處。父親容不得別人在嘴上或行動中占他的便宜，所以跟他說話得小心點。有一次搭別人的馬車回家時，有個不受他歡迎的女人建議他靠前坐舒服點，他卻說怕馬放屁來太臭。那人意識到吃了嘴上虧，立即反唇相譏說：“你才臭呢。”父親沒再反駁，露出了得意的笑。然而他的一個同事卻跟我和弟弟說過：“你們要學習你老爸的為人吶。你老爸不卑不亢，從不巴結人，也不會看不起別人。你爸爸曾說寧愿站著死，不愿跪著生。我們曾在鄉里遭到一幫本地人的無理圍攻，結果你爸爸和我憑著兩把匕首嚇退了對方。”區供銷社的主任跟父親是修鐵路時的戰友，對父親相當照顧，我奶奶去世時主動帶了錢來慰問；父親病重時，那主任也帶錢來探望過幾次，還盡量幫他報銷看病的帳單，可我從沒聽到父親贊賞人家。

　　也許父親因為排行老幺，又是獨子，又屬虎，所以受寵之余變成了帶刺的人，既為了自保，偶爾也會刺激一下別人。

　　家中客廳里靠著中柱的那張椅子，奶奶死后就一直變成了父親的專座。只有他不在家時，母親才能去坐那張椅子。但族中的長輩們進來時，父親就會讓出他的寶座來。有時乘著他不在家，我們也會坐上去嘗點一家之長的滋味，但一聽到他的聲音，就會驚慌地彈開。

　　只要我們在家，父親從來不會自己舀飯的。飯一吃完，他就習慣性地把碗朝我們伸過來，我們得眼尖些，趕緊接過來幫他添飯。要是動作慢點或看不見，威嚴的批評馬上就會來臨。

　　家里沒人敢忽視父親的威嚴。一次吃飯時，我不知哪句話刺激了他，結果我主動伸手為他添飯時，他竟不理我，徑直把碗遞給了我堂弟，弄得我很尷尬。有一次，我在樓上叫家里人把樓梯從對面搬過來，卻總沒人聽到，我有點生氣了，說：“要我跳下去嗎？”父親馬上就出來了，吼我道：“跳呀，有本事自己跳下來呀！”我們處于反叛期時，父親曾多次警告我們：“別以為你們長大了，讓你們先跑到寨子邊，我一樣能很快抓住你們。”我們于是又提醒自己，別以為父親老了。

　　乏味的鄉鎮生活使父親喜歡上了酒。一喝了點酒，父親就會壓低冒檐，我們就要小心了，稍有不慎，就會招來他沒完沒了的數落。酒后的父親常常會唱起《洪湖赤衛隊》中韓英坐牢時的唱段，讓我以為他可能有不為人知的煩惱，卻又從不敢過問，因為詢問只會招來這樣的喝斥：“孩子家管什么大人的事！”酒后的父親有時還會叫我們幾兄妹唱個歌或跳個舞給他欣賞，我們照例難以逃避。

　　酒后的父親曾把我們嚇得不輕。外寨的兩兄弟曾到我堂舅家作客，堂舅來叫我父親去陪。那兩兄弟中的老大在另一個公社里當著書記，向來跟我父親不和，兩人一碰到一起，就總是嘴上相斗。那弟弟則跟我父親同事。知道不咬弦，父親不想去，但堂舅說不去就看不起他了，還眼淚汪汪起來。堂舅沒有孩子，對我們相當好。吃軟不吃硬的父親只好滿足堂舅的要求。結果自然是以一敵二的父親被人家兩兄弟整得大醉。幺公扛他回家時，他很痛苦，老在床上翻來翻去，嘴上時不時“媽媽媽媽”地叫，那時我奶奶已去世好幾年了。大概他以為自己會有不測，叫我到床邊交待說：“你是長子，長兄為父，要是我有什么三長兩短，你要協助好你媽媽，扛起這個家來。”我當時覺得很悲壯又有點想哭，連連安慰父親說不會有事的。當然，后來沒出什么事。第二天早上，見父親一臉憔悴地起身去茅房，我曾暗暗地想，不知爸爸有沒有感覺到自己的狼狽。

　　患腦血栓逃過大難后，父親還是戒不了酒，無論我媽媽把酒藏在哪個角落，幾天后總會不翼而飛。背著家人時，他常跟他的酒友——我幺公——討論偷酒喝和裝乖的技巧，說：“有時家里在吃飯時給我酒喝，我裝著為了身體，不喝了，其實已在里間偷偷灌了一碗了。”有時兩人甚至從家里偷些米到集市上換酒，當場喝個碗底朝天，而后坐下來聊天，等嘴上散了酒氣才很乖似地回家。

　　區供銷社也象所有單位那樣將自己的職員在本地調來調去。父親曾調到我們鴨絨鄉供銷分社。雖然是下了鄉，但畢竟還是吃著國家的糧，在很多村民看來，還是值得羨慕的。但父親也許因為人過中年，降低了工作積極性，時不時會賴在家里睡覺，要顧客來家叫幾次，才很不耐煩地去開門賣東西給人家。我們覺得很不好意思，卻都不敢說。那時我已讀大學，弟弟已讀高中，多少有點現代服務意識。我們哥倆曾想去買點服務方面的書來給父親看，但又怕父親說我們多事，沒敢付諸實施。后來李春波的《一封家書》中因有“干了一輩子革命工作，也該歇歇了”一句而遭批評，批評者依照老道理說國家干部就應該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怎么能夠歇呢？要是年輕人受了影響，那危害可就大了。如今自己人過中年，才理解了父親的消極和李春波的歌。人總得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如果干的是自己所不喜歡的工作，誰能積極到哪里去？就算所干的工作是自己所喜歡的，也得有勞有逸，否則早死了，還能干什么？再喜歡的事情，一旦成了每天必須面對的職業，也總會厭倦的。我想父親是不是也有所做非所愿的苦惱，但他從沒跟我們說他的理想，我們也不便去管大人的事。記得奶奶說過父親曾想去學開車，但奶奶只有一個兒子，說去開車就等于先把一只腳踏進了棺材里，要開就等她死了再說。父親怕背上不孝之名，沒去做司機。

　　父親在外工作，見識自然比母親多，父親的文化也比母親高，加上大男子主義性格，難免就會跟母親發生些爭吵。一爭吵，母親就哭著到外婆家去，父親也從不去拉回來。但第三天時，父親就會叫我們去接母親回來。次數多后，我們也煩父親了，心想是你惹出來的事，該你自己去解決。但違抗父親的命令，對我們來說是件不可想象的事。加上也想念母親，我們幾兄妹都會聽話地去央求母親回家。看我們可憐，母親也都會跟我們一起回家。我和弟弟懷疑父親嫌棄母親，曾私下里跟弟弟達成同盟，說如果父親膽敢帶個后媽來，我們堅決搗蛋到底。當然，事實證明是我們想多了。

　　母親后來常說，其實父親是很關心我們的。

　　我友叔曾幾次說當年我父親在離家四十多里遠的董照供銷分店工作時，接到電話說我病重了，他一下班就馬上帶上一把匕首和一點錢，踏上山路往家趕。趕到家里時，已差不多半夜。

　　我們怕父親回來，又希望他回來，因為他來家時總會帶上一兩斤肉，我們又可以打牙祭了。怕我們不會炒，父親總要親自下廚。一炒好菜，端菜就是我們的事了；一坐上他的專用椅，我們就得倒酒和裝飯了。等我們出去讀書和工作后，最希望我們回家的就是父親。我們一回家，父親就很開心，要炒點好菜，還嘻笑著跟母親要求給點酒喝。有一次我要趕回遠在珠三角的學校上班，急忙中忘了跟病休在家的父親打招呼。母親在大門口悄悄跟我說：“你不跟你爸道個別？”我趕忙回去說：“爸，我要回單位了。”父親“哦”了一聲，說：“去吧。”父親說完就鉆進里間去了。看得出，他不太高興。我心里很難受。

　　也許在外見多了有工作的人，也許曾受過些氣，父親最希望的還是我們努力讀書。我曾為了掙幾個零花錢而跟寨子上的伙伴們去挖些草藥賣給供銷分社，父親知道后，立即罵我沒出息，說那么想干活，就別去讀書了。我最怕的是不讓讀書。回家的父親還時不時帶些吃公家糧的朋友和同事來，耳濡目染中，我們由羨慕到希望自己也有個工作，而后明白有工作的前提是考取個大學或中專。

　　每次回家來，父親都會檢查我們的作業和成績單。一次在朦朧的月夜下，吃了晚飯的父親照例端起凳子到門口去坐，我們匯報成績后，父親突然滿是滄桑感地嘆了一聲：“你們成績好，我就開心些。”有一年端午節的黃昏，我一個人在城里姑父騰出來的樓上房間里百無聊賴地支著下巴看人過路。有一好同學走過，同學也發現了我。我叫他上來玩玩，他說先去街上一趟再來。同學上來時，倒出了買來的李子和香煙，我們倆便躺在床上享受起來。也不知是什么時候睡著的，叫醒我們的卻是我父親的敲門聲。父親到縣里來出差，順便來看看我高考前在干些什么。盡管我們立即藏起了煙，但進屋來的父親一看地板就明白了。初學抽煙的我們倆不太受得了煙的刺激，差不多吐了一屋的口水。父親卻沒立即罵我，只沉默著，我最怕他這種沉默。同學也受不了這種沉默，先走了。父親冷冷地說我：“騙我有什么用？有本事就回家騙田地去。”低著頭的我又恐慌了。父親沒再多說什么就走了，但我當晚看了很久的復習書。

　　我高考那幾天，弟弟也到縣城來考師范，父親就做起了我們的保姆，負責做飯，不準我們吃得太飽，監督我們早睡早起，還說考試前不要再去看書。估算考分后，填志愿時，我曾想填政治系，父親說我頭腦不很聰明，嘴巴不很會說，心也不夠狠，不適合從政，我最后聽從父親的意見，只填了中文系。到而今，雖然政治系的校友們多半都成了令人羨慕的“人民公仆”，可我也沒后悔過。教書雖然清貧，但穩當。我還能在夜深人靜時以旁觀者的姿態爬爬格子。

　　1982年8月的某個下午，父親在區供銷社接到教育局的電話，叫他去拿我的大學錄取通知書。父親立即三步并作兩步跑下樓來跟領導請了假，而后搭上單位的順風車到了縣里。

　　三年后，我弟弟拿到了西南師范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父親同樣是三步并作兩步從樓上沖下來，跟領導請了假，而后搭上單位的貨車進了城。再過一年，我妹妹也考進了縣師范。全鄉都轟動了。有人曾好心地問我父親經濟上能否頂得住，父親既自豪又帶刺地說：

　　“只要他們讀得去，我賣掉祖屋都行。等他們一出來工作，還怕沒錢起新房？有些人想要這種艱苦都得不到呢。”

　　父親的工資不高，母親務農也掙不了什么錢，我們兄妹五人又都在讀書，父親難免要去借錢。債主自然擔心償還能力和時間，父親就夸起口來：

　　“我幾個孩子很快就有工作了，還怕還不了你們那幾個錢？”

　　幾年后的一天里，放假回家的我發現原來柴房里堆著的木材少了許多，母親悄悄告訴我說是單位里有人頂了起來，領導只好叫父親盡快還錢，父親哪有什么現錢，只好拿家里的木材去抵了。要不然，可能工作就保不住。父親沒跟我們說被人追債的事，我們也不敢去過問。我們只發覺父親那段時間相當的憔悴，走路也低了些頭。工作以后，有個姓羅的老師來跟我說我父親還欠著他一百二十塊錢，恰好我剛補發了點工資，當場就給了那人。回家時，我沒多說什么，只淡淡地跟父親說我還了羅老師的錢。我怕父親難堪。我原以為父親會怪我多事，不料他竟沒說什么，可能想到兒子已長大了吧。

　　也許我大學畢業后的分配結果徹底粉碎了父親的子榮父貴夢。因弟妹們都在讀書，爸爸病休在家，我根本沒想去考什么研究生。留校和留省城，我自知沒那個社會條件。有個同學問我想不想去州府都勻，說她也許可以幫幫忙，我說還是回縣城算了，縣城離家近些，方便照顧。我也不奢求在縣城能分到什么好工作，只希望過得去就行了。1986年時，縣城的本科生還不多，我以為不至于下鄉的，于是什么后門也沒去走，其實也沒什么有用的后門。結果我被分下斷杉中學教書。教育局局長還曾是我高二時的班主任呢。聽說斷杉中學那里還沒自來水，電也時有時無，既然下鄉已成定局，不如去自己的老家，于是我申請去了雅水中學。

　　我成了縣里第一個被分下鄉的應屆本科畢業生，也成了我們班分得最差的一個。其他地區的同學們最差的都在縣城里教書。教育局局長好象還曾安慰我說：“就因為你是我的學生，才嚴格要求你，只要你下去認真地干，我肯定不會看不到的。”上班后，我跟同事鮑老師說了班主任的勉勵語，鮑老師苦笑著說他也曾是局長的學生，局長也曾跟他說過那番話。鮑老師還說通過他而分得好學校的，好多都不是他的學生呢，我們這種貧窮學生在他眼里算什么？一些老教師則說，如果他眼里老是裝著貧窮學子，也不會被提為局長了。

　　我被分下鄉，母親有些怨父親：

　　“要是你有個一官半職，或者平時會結交些人，孩子還會被人踢下來嗎？”

　　好面子的父親就沒好氣地說：

　　“是，到頭來都是老子的錯。”

　　我離開老家到珠三角工作后，有人私底下說我是在家鄉呆不下了，所以才去背井離鄉。父親就簡捷地回擊那些人：

　　“叫你們的子女也去試一下，看人家要不要？”

　　父親曾是業余籃球運動員，但還是經不住生活的壓力，過早地垮了。1985年的某個下午，父親剛去監督完供銷分社的工程回來，覺得很累，先睡下了。因為家里的用度在增大，父親不得不爭取個工程監工的活兒來緩和一下家里的經濟鏈條。

　　母親做好晚飯后，讓我小妹去叫父親來吃，卻聽不到父親的應答了。母親以為父親在路上被野鬼糾纏，忙去叫寨上的巫婆來。巫婆念念有詞了幾次，父親還是在痛苦地呻吟，巫婆就跟我母親說：

　　“冬妹，看來不靈了，趕緊送去醫院吧。”

　　母親去叫了家族里的人來，大家立即去聯系了車，但父親卻兩手死死抓住床沿，不肯上車。父親害怕死在外面，到時候進不了祖宗們的家園。我們鴨絨的苗族人認為，死在外面的人，舉喪時不能放在正堂里。如果是非正常死亡，得燒掉，連辦喪事的資格都沒有。這兩種情形的亡者，祖宗不會接收，只能獨自游蕩。

　　祖公邊搬開我父親的手，邊訓道：

　　“大家都是在為了你，你怎么就放棄了？”

　　父親的一雙手終究敵不過大家，最后還是被抬上了貨車。醫生檢查下來，說我父親患的是腦血栓。父親在醫院里住了整整四十天。那時我快要大學畢業了，有時間去看望他。我接到電報后第一次看望他時，他不能說話，卻從眼角里流出了一滴淚。我心里很是酸楚。

　　出院后的父親一直要靠藥物維持，好在他的身體底子不錯，出院后還走得了路，能喂點豬，能做點簡單的飯菜。

　　幾年后，不甘心的我離開了老家，到了珠三角。家鄉醫院的藥，父親也用得差不多了，我就跟家里說盡量弄點廣州的藥寄去。但實際上那時我的收入還很低，我所在的那小鎮上也沒什么特別的藥；去廣州的路上還要靠過渡船來渡過好幾條河，很不方便。我終究也沒能寄出什么好藥。后來，妹妹說那時候父親真的在等著我的好藥。這成了我永遠的愧疚。

　　父親是在1993年9月底遠走的，享年56歲。接到電報后趕長途火車到家時，父親已被穿戴好，放在了靈堂上。母親說父親的嘴巴老是閉不攏，大概是要等我來。我知道我是長子，又遠離家鄉工作，父親肯定老是牽掛著我。我沒絲毫猶豫，伸手就去合了合父親的嘴，果然就攏了。

　　父親死后，他那張專椅成了我母親的專座，家里從此倒多了溫和之氣，卻少了許多堂威。每次跪在父親墳前，我總難以相信父親竟然變成了一座墳墓，而后就眼眶濕潤著在他的墓碑下給他燒紙錢和祭酒。

　　如今我兒子已讀小學，我也買了自己的房子，雖不富貴，但也不用再過著珠江農場年代里老是擔心被拖欠工資的日子，不過我總是遺憾。我常想，要是父親還在，該多好，我一定要叫他南下來住住，好讓他回去時能跟當年說閑話的那些人澄清一下：“我兒子叫我到廣州去翹二郎腿做爺爺了。”

　　我刻骨銘心地體會到了“子欲養而父不在”的痛苦。好在每個月都能夢見父親一次。每次夢見父親，我就得趕緊去買紙錢來燒給他，否則總會魂不守舍，老覺著歉意。我每次都做得很樂意，即使有同事經過，也不再怕人說我迷信，不再難為情。

　　父親如果真的在天有靈，那我要留給父親的話，恐怕永遠是這一句了：

　　“父親，我知道這輩子我抹不掉對您的愧疚了，您要責怪的話，我也不敢奢求您的原諒。要是快沒錢時，盡管托夢來，我一定超額燒給你，只是拿了錢后，你還是要少去買點酒。”（2008-11-17）